葛美红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一、美国关于船员惩罚性赔偿的审判案例

（一）“Miles”案——船员救济只限于索赔金钱损失

在1990年的Miles案中，一船员被同事在船上杀死后，已故船员的母亲基于《琼斯法》诉求社会保障损失和其他一系列损失。最高法院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琼斯法》是否允许非金钱损失的救济。在此案中，审判法官一致认为，船员可根据一般海事诉讼事由寻求对非正常死亡的救济，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获得的损害赔偿不包括对社会损失的损害赔偿。最高法院的意见淡化了法院在保护船员方面的重要性，而是建议法院以立法作为政策指导：“我们不再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船员和他们的亲人必须首先把法院作为免受伤害和死亡的庇护所。”它几乎没有给法院留有余地，只是承认法院“可以补充这些法定补救措施，使得这些政策得到维护，符合我们的宪法授权，但是我们也必须严格遵守国会的限制。”一些法院开始把Miles案进行扩大解释，利用法律和统一性拒绝普通海商法下的惩罚性赔偿。在1997年，各下级法院逐渐地通过推理Miles案的判决理由来否决船员的惩罚性赔偿，海商法学者David W.Robertson 发表了一篇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预先讣告”：“惩罚性赔偿……正在从海事人身伤害法中快速消失。”

（二）“Townsend”案——支持供养和医疗下的惩罚性赔偿

但是自从2008年的Exxon Shipping Co.v.Baker案以后，支持原告和惩罚性赔偿的趋势又回来了。一年后，在Atlantic Sounding Co.v.Townsend案中，法院考虑，如果船员的雇主拒绝支付生活费和医疗费，是否对船员给予惩罚性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