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 溪

作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概念，“乐”始终与“礼”相辅相成，具有表达政治制度、政治决策及政治倾向的性质。《礼记·乐记》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①［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91页。“功成作乐”不仅是对帝王歌功颂德，也是确立王朝政权、树立国家形象必不可少的环节。②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纵观南北朝，南北之间存在着华夷之辩与正统之争的双重对立。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北朝，对通过礼乐制度来表达政治、文化主体性有着迫切的需求。在这一前提下，北朝各政权必然会以确立自身权威性与主体性为根本目的，选择强调其渊源有自，确保其主导权的方式来建设礼乐制度。虽然各朝的礼乐观念及具体乐种、歌辞等各有异同，但这一出发点是在北魏即已确立，并一以贯之的。本文旨在讨论北魏礼乐建设的指导思想与选择标准。为节省篇幅，并不对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与乐种、歌辞一一进行分析，仅针对与这一主题直接相关的材料进行阐述。

一、引论：北魏前后两阶段礼乐建设的推进方式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占据中原，与汉族政权南北分治的胡族政权。这导致其礼乐制度的建设与政治话语体系的确立缺少可直接套用的样本，必然需要经过摸索尝试，方能树立与本朝特殊性相符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