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冰 刘 倩

提要：蒙古问题因中俄交涉拖延不决渐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趋向知识界之中心视野。知识界之所以在对待苏俄问题上呈现出“友俄”“亲俄”“联俄”和“仇俄”之不同态度，苏俄对蒙古的意图和举措是最敏感、最直观的因素。各方对国家主权、世界革命、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不同阐释与论争的同时，蒙古问题亦不断被上升至“革命”高度，并使之意识形态化。在中俄交涉的特殊困境时期，拥有革命色彩的“民族自决”与主权意识的“国家自决”的博弈交锋，使得蒙古问题从外交事件上升至政治纷争，并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对国家、民族和革命关系的理论认知与构建发生特殊影响。

1924年3月，在《时事新报》《评论之评论》《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上爆发了一场关于“蒙古问题”(亦称“外蒙古问题”)的论争。(1)因当时论战中出现“外蒙古”“外蒙”“蒙古”等词交替使用的情况，故文章中也交替使用，通指“外蒙古”。论争参与者囊括了中共、国民党、研究系、醒狮派及其他知识分子。各方在此问题上的歧义和斗争主要聚焦于“护蒙与弃蒙”问题，论争双方分别从护蒙与弃蒙、蒙人保蒙、民族自决的理由、意义及其利害等方面进行论辩。知识界在中俄交涉步入最后关头——“王加草案”签订标志北京政府默认苏俄控制蒙古——之际，在蒙古问题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论战交锋，全面、系统、直接地映射出五四以来知识界在苏俄政府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纷然杂陈的看法与态度。蒙古问题不仅渐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趋向知识界之中心视野，并成为知识界在思考苏俄对华政策时所关注的革命理念、现实外交和民族自决等理论交锋的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