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彩 黄文治

提要：中共六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对河南省的暴动政策曾一度调整。尤其是长江局的成立，成为中共中央对河南省暴动政策由激进渐趋和缓的重要尝试。然而河南省委根据暴动政策策动下级时，却面临地方党组织机构权限重叠、边界模糊不清的难题，同时基层党部在暴动执行中囿于上级“机会主义”的指责与重压，难以抑制“左”倾盲动主义的情绪，并通常以“冒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存在落差。

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一番曲折游移才最终得以确立。中共在各地发动的武装暴动即是对这一道路的探索过程，且对其后开创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共革命暴动，学界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早期中共革命暴动的总体性研究。(1)相关研究，主要可见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黄琨：《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王明前：《政治认同与斗争手法——作为社会运动的1927年中国革命暴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6期；张永：《一九二七年中共在武装暴动中的组织转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5期；于化民：《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