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超跃

（湖南工业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1 研究背景

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着下行压力以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双重困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传统经济带动能力持续变弱，中国逐步进入“减速换挡期”的重要转型时期[1]。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严峻且复杂，逆全球化趋势涌现、单边主义抬头明显、国际贸易市场疲软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等不确定风险增加，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亟待由传统型转向以技术和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着重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角度为切入点，将稳经济、调结构、促改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求通过技术革命实现中国经济渡过新旧动能换挡期。

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中国发展具有一致性，中国历届领导集体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国内发展相匹配，从实践中出发，不断丰富马克思原理在中国的发展。以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为切入点，从不同历史时间探究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之上，基于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的指导，对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出政策启示。

2 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执政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进步观与中国的发展实际相结合，更是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马克思技术观，促进马克思理论中国化。

在理论层面与实际发展过程中，中国将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转化为科学技术的学说体系，指导中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复苏到当前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的经济建设，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2]。

2.1 发展的第一阶段：改革

在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悬殊，也逐渐清楚中国要想在世界格局中谋求一席地位，就需要依靠科技手段推动中国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对此，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范畴”，在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在充分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上，厘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在坚持马克思的进步观思想中，把握社会发展本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与发展，这是得益于马克思科技进步思想指导下的一次理论与实践结合，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关键一步。

2.2 发展的第二阶段：进步

在改革发展的后期，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段平稳发展的道路，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快速提升，这得益于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在中国发展过程的指导作用。

江泽民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出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承担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江泽民针对国民经济发展问题，再次提升了科技进步的地位和高度，不仅延承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将科技进步与国家兴旺、民族自强相关联，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并且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培养全民创新意识，搭建创新平台，培育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注重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依靠科技进步激发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

胡锦涛对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进一步传承与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将科技进步的核心思想归纳为自主创新，并强调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二者的关系，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结合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提出了中国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论断。

2.3 发展的第三阶段：变革

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并非只是对马克思社会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评价观点进行简单总结，而是站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宏观把握，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深入阐述了创新进步发展的重要性，不但丰富了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也为中国未来经济走向提供了科学指导[3]。

3 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必然性

3.1 经济发展持续放缓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发展后，整体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进入“减速换挡时期”。在新经济发展时期，中国依旧坚持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加重视科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呈现几次大幅度波动状态，在总体上趋向放缓，从2007 年的14.23%平稳下降至2019 年的6.11%。在经济增速上的放缓，更加激发了中国依靠科技带动经济发展的决心。

3.2 科技实力提升明显

进入新时代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实力、国家地位、发展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科技水平方面，从落后于发达国家，一路赶超发展，实现了目前在众多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的目标[4]。

如图1 所示，中国专利申请授权数从2006 年的268 002 件，增加至2019 年的2 591 607 件，增长了9.6 倍之多。中国不仅在科技成果数量方面具有明显成效，还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进一步改变经济发展与科技水平脱钩的局面，这也为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及综合国力提供了科技支撑。

3.3 传统产业占比下降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发展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发展带动，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以及科技水平的提升，过去依靠传统产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向科技驱动发展。

如图2 所示，在1978 年改革开放到1991 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第一、第二产业发展；在1991 年后，第一、第二产业贡献率明显下降；到2014 年，第三产业贡献率已经完全大于第二产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新旧动能转换并且转向创新驱动成为必然。

4 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对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启示

4.1 抓住数字变革发展机遇

纵观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兴起，科技发展呈现多极化趋势，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环境能源等新兴领域产业涌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着重关注通过科技创新提升自身软实力，注重技术力量向重点领域倾斜，加强战略布局从而提升话语权。对此，中国更加需要突出数字化的引领、撬动、赋能作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数字化转型贯穿于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以数字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不失时机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

在未来全球化的发展中，谁率先抓住数字变革发展机遇，谁便占据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力的提升，推动科技与经济跨越式发展[5]。

4.2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世界格局经过多年演化，已从传统资源要素转向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各个国家都力求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要想跻身世界前列，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求，免于因技术，问题被其他国家“卡脖子”。自主创新是掌握核心科技的关键，尤其是中国多数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生产制造环节，唯有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技术可控，从而推动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以自主创新提升国家整体技术水准，提升产品附加值，不断增强竞争优势，塑造自主创新型发展大国[6]。

4.3 完善市场奖励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所有生产要素均应接受市场的考验，不同生产要素，诸如资金、人力、土地、科技等均涌入市场，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市场运行规律来确定。将市场体系与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融合，让其持续增加生命力，协助科技成果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彻底展现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科技奖励的运转体系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求，积极落实科技奖励工作是促使科技和经济共同发展的核心手段。应更加关注落实科技奖励工作的主要宗旨、目的与方向，将科技成果彻底使用至生产与经济事务中，让潜在的生产力成功转化成实际生产力。所以，应当升级思想，变更与去除以往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的措施，建立新的科技奖励运转体系[7]。

4.4 构建以科技为核心的利益分配结构

“科技创新资本为物质资本”的陈旧思想已无法体现现代企业的经营需求，现在的思想应是“科技创新资本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组合”[8]。资本架构的变化使企业所有权发生了变化，股东或高管等已并非是企业仅有的所有权人，管理人员与职工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为企业效力也可成为企业的所有权人，这又使企业在利益配置方面有了变动，科技创新利益并非由物质资本投资者单独获得，而是由升级成物质资本投资者和人力资本投资者一起获得，即设立高管、经营者及其他职工均为所有者的利益配置体系，让企业科技创新收入根据资本投入者的投入与负担的责任、风险来明确收入配置的占比、地位，且使用提成、技术入股等配置形式将科技创新的相关主体需获得的薪资和创新利益相互联系起来，且两者为正比关系。如此，才可让企业管理有针对性地规避政策歧视，处理好利益安排架构和科技创新体系不匹配的问题，达成和科技创新动力体系彼此吻合的薪资制，从而激发与增加所有职工对工作的热情，让人力资本能够展现出应有的科技创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