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春妹

（广东拓安律师事务所，广东 湛江 524000）

2018年10月份，《刑事诉讼法》予以了修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确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传统的对抗式庭审转变为协作式庭审，从而证据的特征或者说证据规则特征将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展现。

一部分实务工作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模式下的证据规则不过是以往证据规则的简化。与传统的证据规则对比，毫无新意。我们认为这样观点失之偏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定罪证明标准和量刑标准相互区分的双阶标准［1］。而量刑标准，又因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认罪认罚阶段的不同而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从宽，又称之为阶梯式量刑模式。

随着诉讼阶段推进，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重点需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权利，构建自愿供述的证据规则；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需要重点突出达成量刑合意的证据规则；在审判阶段，法庭需要体现出对事实认定和供述自愿性审查的证据审查规则，以及量刑适当性审查规则以及与之派生的认罪撤回的证据规则。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就能看出这样的认罪认罚证据规则和传统的证据规则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规则显得尤为必要。

认罪认罚证据规则通常涉及原则性规则和具体性规则两个部分。

一、原则性证据规则

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在认罪认罚制度下的证据规则中的原则部分。

从法理学角度理解，法律原则往往具有统领该部分法律意志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将立法者的意图在具体规则中得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