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

19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已有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即民俗学者和民俗，正如印度学者萨迪哈纳·奈沙尼（Sadhana Naithani）在民俗学伦理问题中所言①转引自巴莫曲布嫫：《民俗学伦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一直是中轴与核心。研究者对于民俗从最初像对待文物一样发掘、保存、展示逐步发展到注重对它的认知、体认：前者貌似“客观”，但实际上将民俗置于文明的另一端——“他者”，民俗成为文明进化层级中的前一阶序；后者增加了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关注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注重情感、互相理解，成为有温度的“展示”。民俗研究者与文化承载者——俗民之间也经历了“眼光向下”——“高高在上”的精英与“文盲”到彼此都是“普通人”的历程①Lauri Honko, “Do We Need a Folkloristic Code of Ethics?” FFN 21, 2001(3).；“写文化”②[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与“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③[英]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建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开始注重研究者的立场、政治文化权力、对待文化（民俗）的方式等，却很少将研究者、文化承载者对文化（民俗）之不同阐释作为研究的整体去看待，民俗学领域此问题尤为凸显。

中国民俗学这一发展历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话语、文化政策紧密相连。19、20世纪之交，通过“民间”思潮的兴起、北京大学征集歌谣运动、“到民间去”等，革命者、知识分子关注“民间”，努力发掘新的文化资源，其指向则是“新的文学”、新的社会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