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甜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39)

近代以来，会馆、同乡会、公所等同乡同业团体，作为商人联结乡谊和扩张人脉的场域，开始承担日趋多元的社会功能，成为传统商帮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学界对此已有丰富积累。(1)如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第92—120页；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学生书局1966年版；[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01—122页；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徽学研究的核心是明清以来徽州社会及徽商在各地的活动等，商人群体作为一个重要面向备受瞩目。日本学者对徽宁思恭堂的分析成为皖南同乡团体乃至徽学研究的发端之一。随着徽学研究的深入，相关成果层出叠现。如，创立同乡同业会馆和公益性设施与徽商成帮的关系、同乡会的近代命运、同乡团体的征信录等问题，也引起学界关注。(2)参见[日]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斯文書院1940年版；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张小坡：《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版；梁仁志、李琳琦：《徽商研究再出发——从徽商会馆公所类征信录谈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等。

学界虽然对徽商衰落时间、原因存有争议，但“近代徽商走向衰落”似成定论。即便趋势大体如此，以徽商为主体的皖南商帮也存在不少转型成功的案例，与此相对应，近代以来皖南同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少会馆、同乡会甚至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