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检秋 徐 凤

(1.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2.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20世纪初，兴学堂渐成风气，历史教科书推陈出新。它们大体受进化论影响，多少带有“新史学”特征，而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却呈现鲜明的差异。个中根源虽说不一，却与作者的传统学术根柢，尤其是经学造诣分不开。本文以夏曾佑、刘师培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揭示清末经、史之学的复杂关联，以重新认识经学的近代价值和影响。

一 、清末经、史之学的消长

清乾嘉年间，经学鼎盛，经师辈出，而嘉道以降，无论是偏重义理的宋学，还是以古文经考据为中心的汉学，均显出停滞态势。然而，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今文学派应时而兴，讲求微言大义，适应了寻求儒经义理的需要。随后，龚自珍、魏源等人阐发今文，通经致用，清学格局焕然一新。清末康有为等人以学言政，使今文经学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资源。康门弟子梁启超、陈千秋，以及学思相近的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均为今文经学的信仰、传播者。清末今文经学遂磅礴一时，引起新旧士人的广泛瞩目。与此同时，面对西学东渐和今文经学复兴，古文经学的义理化、经世致用倾向也在潜滋暗长。孙诒让、章太炎及刘师培等古文经学传人走向通经致用，汲取西学知识和方法。清末经学论著接踵不断，古文经学亦重现生机。20世纪初，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经学失去了制度支撑。官方的经学教育已不如往日独尊和盛行，却仍然渗透于新学及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