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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体维度的社群档案情感作用探赜★

2021-11-26陈佳慧耿志杰

山西档案 2021年3期
关键词:慰安妇社群维度

陈佳慧 耿志杰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上海 200444)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档案学“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四个范式或框架或心态的转移”[1],即证据、记忆、认同、社群,档案资源在此转移之下实现了功能的扩展,除了证明、见证、提供信息作用外,还能够建构社会记忆、强化群体认同、“引发情感共鸣”[2]。同时,“社群”作为第四范式,也成为新时期档案学愈加关注的研究内容。社群档案形成于社群内部,留存社群及其成员的活动记录,起到强化群体认同、提升社会存在感的功能,其所蕴含的情感作用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主体维度不同,情感作用也呈现不同表现。对其进行正向激活与引导,对促进社群档案管理、提高弱势社群话语权、减轻社会歧视,以及维护社会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档案情感作用的相关研究还是学界的一个短板,成果不多,且研究深度稍显不足,针对社群档案情感作用的探索更是尚未出现。本文选取主体维度为研究视角,对社群档案的三大情感作用进行剖析,以此抛砖引玉,望能提升档案学对社群档案及档案情感作用的研究热度,不断完善社群档案工作管理。

1 主体维度下社群档案情感作用之阐释

1.1 社群档案

社群档案出现于上世纪60、70年代,英国最先对社群档案展开理论与实践研究,随后扩散到其他欧美国家,冲击传统档案工作领域。Andrew Flinn赋予社群及社群档案以定义,认为社群档案是由特定社群成员形成的文件集合,是“记录、存储和挖掘社群遗产的草根活动”。[3]Diana K.Wakimoto等通过对加州同性恋社群档案的研究,提出档案工作者应作为活动者参与社群档案。[4]除此之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积极开展社群档案的实践工作,如“摩洛哥记忆项目”、“强制收养历史项目”、南亚裔美国人“第一天”项目等。国外社群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引起我国档案学者对社群档案的关注和研究。归纳后发现我国对社群档案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对社群档案的概述,主要针对社群档案的形成及概念[5]、社群档案的理论发展[6]等进行阐述;二是着眼于英国[7]、澳大利亚[8]等外国的社群档案建设进行研究,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三是对我国的社群档案资源建设的研究,如提出我国应建设多元化的社群档案资源体系[9],通过分析我国社群档案建设困境提出优化策略[10],以及认为应以参与式模式进行社群档案管理[11]。

社群是所有成员具有对某种特殊文化的共同信念,即对共享的价值、规范意义以及对共享的历史和认同的信念的共同体。[12]社群成员或因同一兴趣爱好汇聚,以社群档案作为留存、分享历史的工具;或来自同一种族、拥有相似经历的被边缘化群体,在社会主流历史叙事体系被忽视、扭曲化导致社群的社会“失语”,借助档案填补群体历史的空白,辅助找回社会话语权。

1.2 主体维度下的社群档案情感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体即“现实的人”,主体维度是以“现实的人”为中心对事物进行认知和分析的研究视角,因此,主体维度下的社群档案情感作用则指的是社群档案所含情感对不同主体的有用性。从该维度认识社群档案的情感作用,既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一方面,档案人文价值的日益凸显使得其中的情感因素也不断被挖掘,社群档案亦是如此。档案文本内含情感“兼有生理和心理、本能和习得、自然和社会诸多因素的交叠”[13],与人的意识、意志紧密联系,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分工下的主体意识各异,对于一份档案的认识和感悟将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差异化的情感作用和行为指向,所以必须以“人”为中心,将不同主体的情感体验和他们参与的实践、所处的社会背景紧密结合,由此才能全方位、多层面地体现社群档案的情感效能。另一方面,主体维度作为社群档案全新的研究视角,也能够刷新社会对社群档案价值的认知,显现社群档案的人文价值,丰富社群档案理论研究内涵,并实现社群档案工作的优化调整。

由于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14]因此社群档案的主体主要可划分为形成主体和感知主体两大类,即档案的形成者和利用者。形成者大多为社群内部成员,个体成员在有意识记录、留存档案时,将自身情感倾注在文本或载体之上,社群档案成为个体情感的集中场域,具有情感寄存功能。利用者不但存在于社群集体中,还存在于外部的社会公众间,两类利用者虽在认识过程中均感知到形成者的情感表达,但由于社会经历不同,在与自身的“库存性”情感相结合后,却有着不同的情感诠释。这些情感诠释最终将形成心理上的力量趋向,以指引社会行动的方向,[15]催生各异的行动力量,呈现多样化的作用效果。以美国的ONE Archives[16]为例,从主体维度看,ONE档案馆拥有的档案藏品蕴含该社群成员形成、选择这些材料时的思想情感,如对社会歧视的反对、对自由的追寻等,社群档案起到抒发、宣泄个人情感作用;通过观看该馆的档案藏品及档案展览,社群内其他成员由于共同经历所引发的共鸣能够强化对自我取向的认同,从而共同争取社会话语权,积极加入消除社会的不解和歧视行动中;但与内部成员不同的是,社会公众感受到的大多是较为陌生的价值取向,能够填补对该群体的认知,甚至同理心增强,纠正社会对这一“失语”群体的刻板印象。上述各层次主体不同社会行动的开展都是ONE Archives中的社群档案所带来的精神力量驱使,是情感作用发挥及放大的重要体现。

2 社群档案的情感作用之主体维度表现

上文提及,社群档案的情感主体包含档案形成者与档案利用者两大类,然而由于利用者中社群内外部受众实践活动和意识存有差异,因而情感表现也互不相同。因此,社群档案情感作用的主体维度表现主要为档案形成者的情感寄托、社群集体的情感共鸣及社会公众的情感触动三个层次。

2.1 档案形成者维度:情感寄托

科塞认为当人们的情绪通过“社会安全阀”发泄后可以得到缓解,让人们释放情绪、转移注意力,起到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17]事实上,社群内部成员形成档案、寄情于档案也正是一道“安全阀”,通过在档案中释放被封闭的情感,缓解敌对冲突,从而发挥减压和维护作用。这一维度的情感表现主要包括有特定地理环境下的怀旧情感、独处异乡或由于社会区隔引发的孤独感以及对社会存在感、公平正义的追求等等。以我国早期的福建华侨群体为例,他们因共同的侨乡或相似的南洋漂泊经历而聚集,形成一个庞大的社群。侨批档案则是属于他们这一社群的历史记录,以独特的“银信合一”形式传承我国华侨史。福建华侨在国外打拼的过程中通过汇寄工资或信件与亲人保持情感联系,这些信件在如今成为一份份珍贵的社群档案,而档案中凝聚着记录对象的思念、孤独与责任感,是这些华侨个体内在情感的抒发与外显。

社群档案是个体情感抒发的具象符号,构成了情感交流的表意系统。[18]情感的寄托赋予社群档案以新的活力和审视方向,档案内容及载体上的内涵进一步扩充,情感作用初步显现。立足于形成者角度,情感寄托有助于个体的矛盾冲突情绪的转移与化解,治愈边缘性社会个体的疏离及话语权丧失所带来的创伤,强化个体自我意识和社会对其精神诉求的理解。同时也为其形成的档案后续引发的情感共鸣和情感触动提供基础与前提,推动社群档案情感作用范围扩大。

2.2 社群集体维度:情感共鸣

情感共鸣是在他人的情感表现上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情感反应倾向,特别是具有某一共同特征或经历相似历史的个体,更容易形成情感共通。[19]从社群集体维度上看,内部成员对档案中的情感进行识别、感知,随之脑中的相似经历的记忆被唤醒,产生同类感应,这种同感在社群集体中是由共性历史而引发的共有情感,具体表现为信任感、群体认同感等。信任感体现在社群内部成员对档案形成者寄托情感的感知与共有上,以此增加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支持,形成良好的集体氛围;群体认同感是认同在群体水平上的情感趋向,经过社群“认同与认异、内化与拒斥”[20]等程序后强化对社群的认知及归属感。与个体情感不同,这些源发于社群集体的情感力量更具稳定性,能够“穿透社群每一位成员的内心”[21],其所产生的价值和行动力量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力,对于区分“我群”与“他群”,增强社群内部的团结,以及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为例,该纪念馆是保存和展示上世纪30、40年代在沪犹太人的避难史,馆内的“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刻画了六个犹太人的形象,留下上万个难民的名字。对于原犹太难民及其后裔而言,这堵墙的意义非凡。正如亲历避难史的德国犹太人索尼娅所说“名单墙把名字还给了我们”,[22]这堵墙将犹太人身份还给在沪犹太难民群体,使他们更加肯定“上海犹太难民”这一社群的存在,这种认同感成为现代犹太人群体汇聚的最好“黏合剂”。目前大多数社群尚处于被社会所忽视、遗忘或不公对待的环境之中,部分社群甚至失去发声机会,集体性的情感共鸣使成员对群体边界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提升社群凝聚力并形成行动趋向,推动成员为社群的社会话语权而努力,以此壮大社群。

2.3 社会公众维度:情感触动

马克斯·韦伯提出即使是处于分散状态的群众,也可能会相继受同一影响源影响。[23]社群档案的情感作用表现于社群内部,还体现在社群外部。社群档案在向社会展演的过程中,社会公众透过对档案内容的解读,感知记录对象的历史与情感,产生情感的触动。与社群集体的情感共鸣不同,由社群档案内容所触动的社会情感是由不同的价值事态引发,具体表现为道德情感,例如对所记述的社群认知的扭转、认可或接纳的情感、对社会边缘性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为社会被歧视人群打抱不平的正义感,甚至能够激发爱国心。当这类道德情感在社会中蔓延,公众会产生超乎常态的意愿或举动,并很快就付诸于行动,通过对弱势或边缘性社群的持续关注、物质援助或精神支持等,提升弱势社群的存在感,维护社群的集体自尊和自信心,逐步建立对社会的信任,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中的慰安妇群体为例,这一群体作为我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悲惨的受害者群体之一,因成员一位位逝去,规模逐步缩小,甚至差点被遗忘于历史洪流中。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成立于2015年,记载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慰安妇历史,馆内陈列的照片、图板等传达慰安妇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经历的悲惨过往,展现慰安妇群体的创伤记忆。都向世人展现慰安妇的悲惨过往,该馆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慰安妇群体“被遗忘”的情况,提升社会公众对慰安妇及其残酷历史的关注度,触发大众对慰安妇群体的同情及对日本暴行的谴责。这种情感化为坚实的力量,体现在对慰安妇的保护及对她们维权的支持,给予慰安妇群体以莫大的鼓励和安慰。从社会层面上看,社群档案是历史传递、情感交流的一道桥梁,能够带动公众积极行动起来,维护社群发展,从而消除社群对公共权力的质疑或不满,提升成员对社会的信赖度,以情感效能推动社会的稳定和谐。

3 社群档案情感作用之多层面发挥

社群档案情感作用的发挥表现为各层级主体利用社群档案,作为显现自身本质力量的重要内容,促进个体自身能力提升、社群凝聚力增强,并达到社会隔阂消除,和谐有序发展的过程。长期以来,社群档案建设以成员的自主管理为主,因此仍需将社群内部作为主要管理力量,档案部门充当向导角色,指导、辅助社群进行建档与管档。在明确管理权责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社群档案建设工作,在收集、开发及展演三环节激发和放大社群档案的情感作用。

3.1 收集环节:坚持档案多元

情感作用的发挥首先应保证客体的丰富性,满足不同主体的情感需求,因此在收集环节中应坚持社群档案的多元性,形成坚实的作用基础。档案多元论指导下的社群档案收集工作主要包括档案来源和形式两方面的多元。

一方面,坚持档案来源的多元化。正如英国独立历史社群小组 WFOHW(The Waltham Forest Oral History Workshop)在其网站中所写:“你所记录的故事将为现在和未来的伦敦历史的完整和全面而做出贡献,……并且你在其中的权利和地位将得到保障。”[24]社群成员是社群档案建设最关键的参与因素[25],社群应关注社群成员的情感需求,提升建档、管档积极性。通过在公共信息平台中开设分享栏目、举办聚会活动等,鼓励社群成员分享私人记忆,并对就有情感唤醒或共鸣潜力的档案加以整合、保存,构建并填充社群档案资源库,为个体情感开辟释放空间;同时还应积极寻求档案部门的协助,通过官方社交平台进行社群档案征集工作,借助档案部门的权威性和号召力邀请社会公众参与社群档案收集活动,吸纳留存于社会之中、符合本社群特征或反映社群实践活动的档案,填补社群历史记忆叙事体系。

另一方面,坚持档案形式的多元化。社群应进一步扩展其所收集的档案的类别和范围。不同于档案部门中的官方文件,社群档案对档案的定义更为宽泛且边界逐渐模糊,除了常规的档案形式如文稿、日记、数字记录等外,欢庆仪式、音乐、舞蹈等文化表现方式同样记录社群历史与风格,也具有历史意义。档案管理者应重视具有社群特色的档案的收集与保管,以彰显社群的运行理念及情怀,通过对档案形式边界的扩大,优化社群档案资源结构,呈现立体生动的社群历史。总之,收集环节要以将自主收集和官方收集相结合,从各主体的情感需求出发,凝结社群成员的力量,并且求助于档案部门的权威性和经验性,逐步积累档案,沉淀个体情感,形成档案的情感汇集库,为情感内涵开发奠定基础。

3.2 开发环节:凸显情感内涵

情感往往依附于档案上,情感的准确传达更是需要档案工作者的深入挖掘。由于档案意识、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并非所有档案形成者在建立社群档案时都有意识地加入个人情感。因而,对于档案形成者在形成或保存过程中有意识投注情感的社群档案,管理者首先要对这种情感进行解读与确认,进而凝炼这类档案信息,形成能够撼动人心的情感力量;而对于社群成员无意识形成的档案,社群档案工作者应对文本内容进行消化与理解,发现潜藏在这些档案背后的故事及情感;考虑档案利用者的情感需求,将利用者的情感需求与形成者的情感诉求相结合,不断提高开发层次,最大限度挖掘和展现成员的所思所感。以农民工回乡及回城车票为例,管理者在进行开发工作时,可以着重凸显车票中的回乡回城日期、所乘交通工具、车程长短、坐席等级等信息,制作3D动画、时间轴、返乡路线图等,烘托农民工遇上“春运”的窘迫与焦灼,将他们对于家人团聚的渴求和浓厚乡愁呈现给社会。

同时,还要注重对社群档案情感价值的物化开发。物化开发即物质产品的生 产活动,是使精神产品向物质产品转化的开发行为。[26]档案文化创意产品以物质产品为载体,展现档案文化元素和情感元素,加深社会公众对档案及其人文价值的认识。社群档案工作者应把握文化创意产品这一开发方向,将不为社会熟知的社群档案开发成容易且乐于被公众接受的文化产品,将档案中蕴含的情感信息与艺术性、趣味性相结合,呈现情感的深入性内涵,满足社会的情感需求。

3.3 展演环节:发挥媒体融合效用

社群档案主要依靠互联网收集、管理,对其的展演也应以互联网为主,融合多媒体共同发力,有效传递社群档案的情感作用。

在展演形式上,“内容为王”理念同样适用于社群档案展演工作。管理者应将优质展演内容作为工作重点,并依托实体展览、网上展厅、微电影、纪录片、3D动画等多种展演方式,将“平面静态”的信息活化成“立体动态”的空间格局,给予观众沉浸式体验,传达档案情感,实现情感作用的释能与增值。例如我国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以电影形式向世界展演有关慰安妇的口述档案,触动社会情感,引发公众对慰安妇、对南京大屠杀的思考,实现并延伸“慰安妇”社群档案的情感价值。

在传播手段上,背靠当前富媒体的有利环境,应善于借助两微一端、网站等互联网平台、报刊杂志、新闻报道等多样的宣传媒介,扩大社群档案展演的传播范围,提升传播效率,增加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性群体的曝光度,积极促进我国社会区隔的缩小。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农民工博物馆为例,在其建设及建成时期,就有大量报刊、微信公众号、信息网站等对其进行报道,为吸引公众来馆参观做足舆论准备。有赖于多媒体的宣传渠道,该农民工博物馆在建馆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是社群成员或是社会公众都被吸引而至,体会农民工的变迁历史,感受农民工的乡愁、亲情等,进一步产生情感共鸣及情感体验。展演内容及方式的多媒体化,能够深化社群档案的情感表达,从而扩大受众范围,情感功能进一步延伸。

4 结语

从社群档案情感感知的主体层次性出发,社群档案的情感作用包括个人情感的寄托、社群情感的共鸣及社会情感的触动三重表现,这些情感体验并非都是正面的激发、引导作用,还包含有向负面转移的可能。“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27]社群情感也是如此,极易受人感染,引发共同的情感体验与社会行为。当社群对这类情感认知出现偏差,积攒过多反而会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们所关注的社群多为边缘性、被误解或处于社会弱势一方的群体,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忽视、不公或歧视等对待,都将成为社群不满情绪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境下,过多的情感交流和积攒极易形成社群情感的失控,随后变为反抗与破坏,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为防止此类负面影响的出现,档案部门应在社群进行档案建设工作过程中密切关注且适时引导。辅助社群做好档案的收集、开发与展演工作,促进档案情感开发的同时,启发社群将档案资源开发与社群成员及社会的情感需求相联系,指导社群将情感的抒发建立在社会情域可控基础上,使社群档案发挥正面的情感作用,最终在促进社群认同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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