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C.奈杜 石田康之

印日安全合作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2000 年，两国发现彼此可能存在一些共同安全利益，随后两国安全合作迅速发展。2017 年以后，两国深入探讨，除开展国防交流和安全对话外，也需联合研制生产国防装备和系统、在军民两用高科技领域开展合作。从公开信息可以明显发现，两国的安全合作尤其是国防合作迅速深化拓展。对日本而言，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亲密安全伙伴。两国正构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国防合作发展尤为迅速，这当中有着复杂的推动因素。很多专家认为崛起的中国对两国构成了共同威胁，边界争端只是其一；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一系列因素共同促使了两国走近。两国建立大量定期交流合作机制（其数量为印度之最），不断扩大双边政治交流。毫无疑问，印日伙伴关系将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势必在更广阔的印太地区内发挥关键作用。但本文主要讨论印日之间的国防合作，重点关注两个问题：其一，详细梳理双边国防关系的发展，包括大量协议和安排；其二，分析两国国防合作目前涵盖的领域。最后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从两国与中、美的双边关系看，还是从其自身发展看，印日两国都很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国防合作，因为这能实现长期互利共赢。

一、背景

印度对日本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 年日本战胜沙俄（日俄战争）。当时，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来到印度，宣扬基于共同历史和文化根源的亚洲认同。二战时期，许多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崇拜日本，因为日本武力扫除了欧洲殖民势力，并占领了整个东亚地区，甚至包括印度的一部分，因此部分印度领导人也希望走日本道路推翻殖民统治。日本支持鲍斯领导印度国民军①印度国民军最初是在日本支持下由一名原驻马来西亚的英印军官莫亨·辛格组建，主要成员为东南亚战场的印军战俘。这支军队的目的是解放印度，由印度人自己领导。后由于莫亨·辛格独立性较强，被日本人解职。1943 年鲍斯受邀到达日本后，成为印度独立同盟和印度国民军的领导人。开展独立运动，印度人对此非常感激，甚至在日本战败后，印度人还对其十分同情。在东京审判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代表拉达宾诺德·巴尔②拉达宾诺德·巴尔（1886 年1 月27 日—1967 年1 月10 日），印度法律学者、律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代表，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表达了支持日本的判决意见。印度1945 年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③旧金山会议被称作联合国制宪会议，是二战即将结束时，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于1945 年4 月25 日至6 月26 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并于1952 年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战后其他亚洲国家都因曾遭残暴侵略而排斥日本时，尼赫鲁大力支持日本融入国际主流活动（包括美国领导的国际组织、万隆会议等），甚至主动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些令日本人深受感动。但这种稳定友好关系在冷战席卷亚洲地区的背景下逐渐淡化，因为日本完全追随美国，而印度采取了不结盟政策。

20 世纪90 年代初，印度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不得不向日本求助，日本虽提供一定帮助，但并不十分情愿。随后印度开始实施经济自由化改革，再次寄希望于日本，但这一想法由于诸多因素未能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具吸引力。1991 年，印度推出东进政策，不仅旨在发展经济，也有安全考量。日本当时正试图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将印度视作潜在竞争者。冷战结束后，超级大国逐渐从东南亚撤出军事力量，而中国正集中于发展经济，东盟也还没准备好主导地区事务，日本因此看到了更大政治空间。日本相信地区多边主义是发挥这种政治作用的最佳方式，我们不要忘了，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最初都是日本的主意。

1992 年美国关闭其位于菲律宾的最大海外军事基地，中国不断崛起并声索南海主权，日本逐渐感受到地缘政治压力，于是开始对印度展现友好姿态。此时地区安全局势十分复杂，稳定持续的地区安全格局尚未形成。90 年代中期，印度和日本开始交流互动，日本防卫省高官访印，印海军和空军参谋长历史上首访日本。就在两国安全关系开始出现深化迹象时，印度1998 年进行了核试验，并宣布成为拥核国家，导致两国双边关系严重倒退。尽管印度反复保证核试验不针对日本，但仍没能改变日本的强硬立场。

后来的两件事迫使日本改变了对印强硬立场。一是美国扭转了对印度核试验的态度，流露出接纳印度成为核国家的意向。日本桥本龙太郎政府正对印实施经济制裁（日本称其为“经济措施”），并中止了刚刚起步的安全联系。核试验结束后数周，美国就开始与印度就南亚地区的核稳定问题进行讨论，然而日本却试图在G8 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场合大肆渲染印度核威胁，印度理解日本的强烈反应，因为毕竟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但日本的处理方式却给印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随着日本领导换届并认识到其政策的短见和自私，日本开始修复与印度的关系。日本要求印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该条约之后也不了了之。美国处理印度核问题的方式给日本带去深刻教训，开始留意后冷战时期全球现实政治的复杂性。

第二件事是日本“阿隆德拉彩虹”号货轮1999 年10 月在印度洋遭海盗劫持，吉隆坡海盗通报中心向印度当局通报该案件之后，印度海军和海岸警卫队采取行动，成功定位并抓捕了罪犯。印度的快速处置使日本及其他依赖印度洋航线的国家认识到，他们在印度洋地区无能为力，而印度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

最终，之前被取消的印度外交秘书和国防部长访日计划又重新提上日程，为恢复安全交流铺平了道路。2000 年1 月，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应日本防卫大臣瓦力邀请访日，被视作历史性创举。虽然这次访问没有签署任何正式协定，并且双方在核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但两国就拓展安全合作进行了深入交谈，印度承诺在航线安全等问题上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合作，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副部级官员交流机制。随后双方于2000 年7月举行了日本—印度全面安全对话和日本—印度军事磋商会议，这是两国首次举行类似活动。

二、国防关系的发展

日本首相森喜朗于2000 年8 月访问印度，两国关系和国防关系迎来转折点和突破性进展。双方发表《21 世纪印度—日本全球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宣称：“两国要继续开展此类对话，举行年度全面安全对话，就裁军、防止核武器扩散等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外还应继续开展军事磋商……他们（总理和首相）对国防交流的稳步发展表示满意，并证实将进一步深化国防交流合作。”

这是两国在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及国防交流。在森喜朗访印后1 个月，印度“德里”号导弹驱逐舰和“科拉”号导弹护卫舰访问了日本港口。数月后，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日本海保厅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日本派出“敷岛”号海岸巡逻舰参演。次年4 月，印海岸警卫队派出“战斗”号舰艇访日，参加海保厅举行的海上安全检查，并举行联合演习。从此两国安全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促使日本搁置核问题并迅速推进与印度安全联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90年代海盗和海上安全问题变得十分严峻，尤其是在安达曼海域。该海域邻近马六甲海峡和其他通向南中国海的海上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二，日本终于认识到印度是其传统友邦，两国并没有利益冲突。虽然核问题造成一定影响，但这并不是双边问题。随着中国不可阻挡地崛起，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地区国家越来越怀疑美国能否履行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印度能成为与他们共同应对各种安全问题、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可靠伙伴。

另一个里程碑事件是2005 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著名的右翼反华政治领导人）访问印度，期间发表题为《亚洲新时代下的日印伙伴关系——日印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方向》的联合声明，同时提出“八点倡议”，其中一点为“促进安全对话与合作”，双方领导人决定：“利用全面安全对话、国防政策对话和两军对话等机制和平台，进一步扩大两国在安全和国防领域的对话交流，并加强军种之间的交流。鉴于海上安全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决定，通过对话交流、友好访问和其他类似活动，加强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的合作。”

森喜朗的访问只是有限地深化了两国国防合作，且核问题阴影尚存，但小泉纯一郎的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印日两国确定了较为全面的安全合作计划，可见双方都迫切希望加强合作。

2006 年5 月，印度国防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访问日本，与日本防卫大臣额贺福志郎发表联合声明，约定两国将开展副部长级的国防政策对话、定期全面安全对话和两军对话。同年晚些时候，两国领导人会面，同意每年举行首脑峰会，为两国关系注入政治动力，此外还决定定期举行国防、外交、财政、贸易与工业等部门的部长级会面，启动了防长年度对话机制，“也确立了外长开展战略对话的制度性机制和国家安全顾问间的定期政策交流机制。”

2007 年，安倍晋三首相访问印度，这对两国关系来说尤为关键。此次访问发生在美日印3 国4 月于西太平洋举行首次联演前后，为两国安全合作尤其是国防合作实现质的飞跃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此后9 月，美日印澳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首次5 国“马拉巴尔”联合演习（中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从此确立了美日印3 国间新的制度性安全合作架构。虽然演习宣称是为了促进美日印3 军之间的互操作性，但其中地缘政治意图太过明显。此外，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演讲时提出的“两洋交汇”的观点，如今已发展成为“印太”概念。他也为两国2008 年3 月举行外长年度战略对话和防长年度会晤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泉纯一郎访印后，印日关系迅速发展。2008 年10 月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访日前夕，两国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是继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第3 个与日本发表该宣言的国家。该宣言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制度性合作机制，包含以下内容：

1.两国外交部门将组织下列活动：

①外交部长级的战略对话；

②副外长级别的会晤，即日本副外交大臣和印度外交秘书；

③日本厅级官员与印度联合秘书①联合秘书为印度政府各部第三级文官，第一级为秘书，第二级为附设秘书，第三级为联合秘书。在官员序列中，按等级为部长、国务部长（如设立）、秘书、附设秘书、联合秘书。间裁军和核不扩散领域对话；

④一轨半战略对话。

2.国防部门将组织下列活动：

①国防部长级会晤；

②日本副防卫大臣与印度国防秘书之间的会晤，包括国防政策对话；

③日本厅级官员与印度联合秘书间的军事交流；

④军种参谋长级别交流；

⑤海军参谋对话；

⑥军种之间交流，包括双边和多边演习；

⑦国防机构学生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例如印度国防学院和日本国防学院）。

3.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和日本同级别官员间的对话。

4.海岸警卫队和日本海保厅将继续促进合作以确保海上安全。

5.日本厅级官员与印度联合秘书间的全面安全对话。

2009 年12 月，双方还签署了《基于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推进安全合作的行动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战略合作机制：

6.外交部长级的年度战略对话。

7.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和日本同级别官员间的定期会晤。

8.副部长级或高级官员之间的年度“2+2”对话（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印度外交部和国防部）。

9.外交秘书/副大臣级的对话（1 年2 次）。

10.外交部门间会谈（1 年1 次）。

11.印度外交部和国防部的联合秘书与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厅级官员。

12.海上安全对话。

13.年度一轨半对话。

14.外交部门和使馆间就地区问题展开的磋商。

国防合作：

15.国防部长级的定期会晤。

16.印度国防秘书和日本副防卫大臣之间的定期国防政策对话。

17.印度国防部联合秘书与日本副防卫大臣之间的年度军事对话。

18.双方军种参谋长之间定期互访。

19.陆军参谋定期对话。

20.海军参谋对话（1 年1 次）。

21.制定国防合作交流年历表。演习：

22.年度双边海军演习，轮流在印度和日本沿海举行，以促进协同，提升海上行动和灾难救援的核心能力。

23.条件允许时开展多边海上演习。

24.舰船访问时举行通行演习①通行演习指以提高战时或人道主义救援时的协作水平为目的的双边海军演习。。

25.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陆军和空军演习。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26.针对反海盗和跨国犯罪开展演习、交流和协同训练。

27.印度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合作实施反海盗行动。

2011 年，国防交流从海军拓展到其他军种，双方同意进行日本陆上自卫队与印度陆军、日本空中自卫队与印度空军之间的参谋对话与交流。2012 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印度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京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演习，这是两国确定新的“日印海上演习”（JIMEX）机制之后举行的首次联演，也是首次非海岸警卫部队间的演习。2013 年，两国政府首脑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增加两国海军联演频次，日方愿意向印度出售其自主研产的US—2 水上搜救飞机，并为此组建了联合工作组。2014 年9 月，两国签署了《日本—印度国防合作交流备忘录》。

2015 年12 月，两国签署了《国防装备技术转让协定》，这是两国首次谈及国防装备转让、技术共享和联合研发：“双方将依据各自法律法规及本协定相关条款，为另一方提供必要装备与技术，以便开展联合研发、生产，或其他根据本协定条款确定的旨在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的项目。”

与此同时，双方还签署了《关于保护军事机密的安全措施》。这些协定无疑巩固了两国国防合作交流的制度基础，也增强了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能力，巩固了两国的伙伴关系基础。

2016 年，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访问印度，标志着两国国防关系进一步拓展。除了探讨建立海上战略对话以外，双方还决定日本派遣陆上自卫队军官赴印度反恐丛林作战学校接受反恐培训。除了印日双边海上演习以外，印美“马拉巴尔”海上联演也将日本囊括进来，扩大为印美日3 国常态联演。到2017 年双方防长会晤时，两国3 军参谋对话业已形成正规机制，双方在日本举行的反潜联合训练和反水雷训练也走上了正轨。

三、国防合作的领域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印日国防合作大致涵盖以下领域：

第一，双方已经举行或不久将要举行的各类演习。双边演习始于纯粹的海上警卫队联演。2000 年，日本海保厅派出1 艘舰船访问印度，标志着双边联演的开端，截至2017 年，这一代号“合作开进”（Sahyog-Kaijin）的联演已经轮流举行了16 次，舰船、直升机等均曾参演。2007 年10 月，两国举行空中协同反潜演习，印度海军P-8I 反潜巡逻机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P-3C“猎户星座”反潜巡逻机参演。印海军发言人声称，“该演习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2009 年起，日本海保厅开始参加印度海上警卫队举行的海上搜救研讨与演练。两国举行的第2 类演习为海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与反恐演习，旨在提升协同水平与互操作性。2013 年12 月，双方在孟加拉湾举行了第二次“日印海上演习”（JIMEX-2）。2015 年，印美“马拉巴尔”演习（始于1992 年，2007 年日本首次作为非永久参与国参演）将日本纳入正式参演国后，“日印海上演习”就转变为通行演习。第3次“日印海上演习”（代号JIMEX-2018）在时隔5 年之后方才于印东部海军司令部维沙卡帕特南及附近海域举行。日本派出其最大舰艇“加贺”号直升机航母、“闪电”号导弹驱逐舰参演，印度也派出“萨特普拉”号隐形护卫舰、“卡德马特”号反潜舰、“沙克提”号油料补给舰等参演。据印度海军某军官称，为期9 天的联演旨在提升两国海军互操作性，增进相互了解，交流实战经验。

“马拉巴尔”演习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以2017 年为例，共有16 艘各型船只、2 艘潜艇、超过95 架飞机参演，其中多达3 艘航母（美“尼米兹”号航母、日本“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印度“维克拉马蒂亚”号航母）。演习为期8 天，主要包括航母行动、防空、反潜作战、水面作战、登舰搜查与扣押、联合搜救、联合机动及研讨战术程序等演练科目。2018 年，“马拉巴尔”演习首次在关岛附近海域举行，其复杂程度、规模和协同水平都达到了近年之最。这次演习旨在提高3 国海军采取联合行动应对亚太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因此也蕴含着巨大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意义。

第二，训练。日本一直派遣中级军官进入印度历史最悠久的军事院校威灵顿国防参谋学院培训。作为加强双边关系的一项举措，印度也给予日本一个前往新德里印度国防学院进修1 年的高级军官名额。同时，印度也派遣海军中级军官前往东京国家防卫研究所培训。2009 年签署的《基于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推进安全合作的行动计划》规定，日本陆上自卫队人员前往印度反恐丛林作战学校训练，印方人员赴日本进行反潜和反水雷作战训练，此外日本也有人员在印度果阿海军战争学院等其他军校培训。鉴于印度和日本均有多个著名的专业训练中心，且“互操作性”已经成为两国深化拓展合作关系的重要主题，所以训练可能会成为未来两国的关键合作领域。

第三，各种层次的“对话”机制。对话旨在定期交流看法，协调针对某些问题的立场。毫无疑问，这些非国防领域的会谈和对话对战略和国防也具有积极意义。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首脑峰会，2005 年来，双方首脑每年进行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搭建框架、确定方向，其中当然也涉及安全问题。国防合作机制中，年度防长会晤最为重要，促进双边国防关系的所有关键决策都在防长会晤时作出。

其次是始于2000 年的副部级“2+2”对话（包括印度国防秘书与外交秘书，日本防卫省与外务省的副大臣）。除4 位官员共同举行一次会晤以外，双方也可单独举行一对一会晤，其中防务官员的会晤也称“印度—日本国防政策对话”。这些对话能够就国防问题为两国首脑会晤提供建议，因此也十分重要。在“2+2”对话被提升至部长级后，其地位势必更加重要。

军队之间的对话旨在交换看法，商定军事领域的合作内容，其中，海上安全对话不出意料地成为了主导。2011 年，防务交流由海军扩展到其他军种。最开始，双方于2011 年敲定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与印度陆军之间的对话和日本空中自卫队与印度空军之间的参谋交流，此后，2013 年末，日本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 年初，印日随即建立国家安全顾问会晤机制。除上述双边对话外，两国还共同参与了3 个多边会晤机制：印日澳三边会谈（2014）、印美日三边部长级对话（2015）以及美日印澳印太问题磋商机制（2017），后者通常称作“四方会谈”或“四边机制”。

第四，对印军售。1967 年日本声明禁止武器出口之后，首次于2011 年放宽禁令允许武器出口（尽管严格限于人道主义与和平目的），为参与武器联合研发生产创造条件。2011年，印度海军向日本提出购买9 架两栖飞机，用于“搜救、岛屿通联、快速反应、岛屿侦察”，日方予以积极回应，新明和公司同意出售12 架US-2i 两栖飞机的民用版（因为存在严格限制），售价约16.5 亿美元。这是日本公司首次同意对外军售，印度成为首个购买国。但诸多因素导致该协议尚未落实，常被提及的原因有3 个：价格太高、对海军实用性不强、日本不愿拿出相关技术。在价格问题上，媒体广泛报道称，新明和公司愿意将售价由每架1.33 亿美元降至1.13 亿美元，但这价格仍为同类中最高；且该版本只能用于搜救，虽然航程超过4500 千米，但很明显为此花费15 亿美元不值，除非还具备一些战斗用途（如战场监视）。据报道，尽管已经达成出售2 架原型机的协议，但新明和仍不愿提供相关技术，以促成该飞机在印度本土生产。近年来莫迪政府宣布实施“印度制造”计划，提出要在2025年前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6%提高到25%，由于印度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所以国防制造业成为“印度制造”计划的重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统计，2012—2016 年这5 年间，印度共花费560 亿美元用于武器进口，占全球总量的13%。为响应“印度制造”政策，印度很可能寻求在国内生产US-2i 两栖飞机。在印度前国防部长贾特利访问日本期间，他提到印度国防制造业的政策改革，并指出这将为外国公司提供机遇，明确表明了印度对日本的期待。在“印度制造”计划中，日本被列为第二重要国家，但日本是否愿意让两栖飞机在印度生产还是未知数。日本拒绝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印方需求太小，在印度投产对双方来说都不划算。虽然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明显进展，但该项目还在两国首脑和防长的联合声明中有所提及，说明两国还在就此进行讨论。此前各界广泛猜测日本要参与印度潜艇采购计划，但最终证实日本决定不参与竞标。原本估计日本公司会让“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总价90—100 亿美元）参与竞标，鉴于印日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最佳选择之一。目前由于缺乏可靠信息，难以明确日本不参与竞标的原因，但似乎除了与US-2i 引进项目的相同问题以外，印度的文牍主义和极其拖沓的决策程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日本公司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对印度来说，要打破西方国家（俄罗斯、法国、美国、以色列）对印军售的垄断地位很难，因为他们商业嗅觉灵敏，且已建立完善的网络，但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也有利于日本进军庞大的印度军购市场，并进一步巩固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不过日本在澳大利亚潜艇采购项目中竞标失败也说明日本公司还缺乏国际经验，但可以通过转让技术让印度自己生产某些系统，走出合作的第一步，以后逐渐深化。不过凡事一旦涉及到印度，那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了。

第五，联合研发生产部分共用系统。早在本世纪初，两国就开始进行“高科技交流”，但近期两国国防工业合作进一步深化，开始转向联合研发生产。2014 年日本立法放宽武器和国防科技出口限制之后（尤其是对友好国家），两国于2015 年签订国防装备技术转让协议，为双边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树立了样板。协议规定：“双方将根据商业在内的各种因素，共同启动一些联合研发、生产以及提升安全与防务合作的项目。同时将成立联合委员会决定国防装备技术转让事宜。”同年，两国防长对话发布的联合声明还提及此事。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日本物资、技术和物流机构（ATLA）与印度国防生产局在东京举行首次国防工业合作会，两国多个政府机构和企业参会，此次会议是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一件大事，向诸多外国企业提供了机会，不仅开创了联合研产武器系统的先河，也为日本企业参与印度国防生产铺平道路。

第六，联合研发。据日本驻印大使透露，两国现致力于联合研发机器人和无人驾驶装甲车，并可能在人工智能和电子产业等领域展开合作。

最后，在2018 年10 月莫迪访日期间，两国同意就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进行讨论，该协定是一个后勤支援协定（印度已经与美国和新加坡签署此类协定），“允许双方互相提供支援，包括食品、燃料、交通、弹药和装备等”，双方可利用对方设施进行加油、补给等。这不仅可以提升互操作性，也可在战时提升作战能力。

日本是科技强国，印度可能也正寻求引进一些军民两用的技术，比如适用于印度导弹防御计划的某些系统。

四、国防合作的驱动因素

上文阐述了双方国防合作的方方面面，其中大部分都是2008 年双方签署“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之后不到10 年时间所取得的成就。鉴于过去两国几乎没有任何安全联系，而且在1998 年印度核试验之后双边关系达到冰点，所以这已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两国关系已发展成为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用“巨变”来形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绝不夸张。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本文重点不在于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只作简单评述，为读者理解两国国防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大多数人认为，印日友好关系都是因为中国，这未免太简单化，也忽视了宏观格局。不可否认，中国迅速崛起造成的挑战是主要因素，但印日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基于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综合考虑了国际、地区和两国的形势等各个方面。两军之间牢固的防务联系和密切协作，对印太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不可避免地主要聚焦于海上事务合作，因此，两国海军已成为深化国防合作的开路人。2018 年莫迪访问日本，当时印日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两国签署《深化海洋合作、海上安全和态势感知的实施计划》，“构建航运等领域信息共享和其他海洋事务合作的渠道和框架”。

美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印安全合作发展迅速，为印日扩大合作创造了条件。此外，亚太地区政治格局的不确定、不平衡、不稳定，以及实力对比开始变化，是两个在这一地区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深化合作的关键动因，印日两国的每份联合声明都提及地区安全便可说明这一点。

从国防来看，印度趋近日本，也有试图引进先进技术的考虑。因为日本从20 世纪60年代开始白手起家重新发展军事，如今已成为最现代化、组织最为严密、技术最先进的军队之一，这值得印度效仿借鉴；而对日本来说，印度则是巨大、有前景的武器出口市场。另一方面，印度军队自独立以来身经百战，长期应对各种叛乱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日本也可以借鉴相关经验。此外，印度是拥核国家，具备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这使印度成为亚洲唯一可抗衡中国的国家。所以军事协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一环，未来两国国防关系必然全面深化。

结论

在整个印太地区，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国防合作比印度和日本更广阔、更深入、更全面。随着印日国防合作突飞猛进，其内容也越来越全面，其中，演习、培训及各层级安全对话为核心，提升互操作性、联合研发先进技术与系统、加强海域态势感知合作为新的合作领域。印度仍将坚持促进印日国防合作的战略，不断扩大双边交流，构建更多合作机制。

中国依然是促使印日国防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迅猛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印日合作不止于针对中国，而是着眼于发挥更大影响力，包括共同构建稳定平衡的地区格局，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共同应对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此外，双方在情报共享，尤其是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方面开展了积极合作。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正发生根本性转变，印日加强国防合作，也有利于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