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跃

(西南政法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重庆 401120；河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晚清宪法史的文本研究、思想或思潮研究、学说研究突破了传统制度史研究止于史实叙事或制度性阐释的局限[1]，但借助于传统中国的“现代”建构这一宏观理论框架展开的讨论，仍然是一种“知识精英史”的进路[2]，以至于对有关清末立宪社会基础的分析较为薄弱。循着思想史研究进路可以发现，“议会”“民权”观念在戊戌变法前已经进入中国，但改良派一旦进入权力话语中心又放弃(至少是修正)这一主张。一方面是朝廷上下不接纳这种挑战“君权”的改革方案，另一方面是这一挑战“君权”的主张缺乏社会基础(至少未能获得知识界的广泛共识)。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到君主立宪成为社会共识，其间是何种力量推动社会很快作出回应并且走得比朝廷更远？为什么“君主立宪”会在此期间成为社会共识？在形成这一共识及推动这一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精英的绅商阶层在立宪问题上与各级政府的互动有无其他因素参与？如果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促成这种互动？从知识史/观念史/思想史角度的讨论无疑可以深化对以上问题的认识，而收回利权运动则可以提供一个清末立宪史研究的社会参照，以便观察其时社会观念的嬗变及其与权力结构变动间的关系，理解君主立宪成为官民共识的社会基础。

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于日俄战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