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 洋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一、问题的提出

在最近10年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任务不断加剧，通过立法增强法律规范供给仍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分则个罪条文46条、增设新犯罪17个，刑法对于社会治理问题的回应空前强化，犯罪化立法俨然成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趋势。在本次刑法修订中，最先引人注意的是由“草案一审稿”高空抛物罪引领的公共安全治理，而公共安全向来也是社会矛盾的常态爆发点，《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成为历次《刑法》大修的重点，如《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第133条之一醉酒型与飙车型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扩充了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法定最高刑为拘役)。《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抢夺公交车司机方向盘等行为增设了第133条之二的妨害安全驾驶罪(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针对矿山开采、建筑施工等领域的生产作业安全，增设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其法定最高刑也为1年有期徒刑。(1)“草案一审稿”曾将高空抛物行为拟增设为第114条之一高空抛物罪，并为之配备了最高刑拘役，但最终审定的版本则将之调整为第291条之二，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上述犯罪具有明显的共性：(1)从犯罪行为类型看，增设的构成要件行为均针对“醉酒驾驶”“校车事故”“抢夺方向盘”“司机与乘客互殴”“矿难”等社会曝光度高、公共危害大且较易多发的典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