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厚鹏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国家海洋博物馆以一种双重视觉性展现了海洋文化特色，形塑了观众对海洋的认识，体现了人与海洋的互动，并帮助海洋文明获得了现代语义上的连续性。国家海洋博物馆的文化展示以展品陈列、情境塑造和参与式设计实现了公众对海洋知识与文化记忆的保存与再生产，在视觉建构上推动了个人与群体、真实与想象、文化与历史的多重对话。这种展示通过保存真实的历史来塑造知识型表征，并发挥技术优势，以适应特定知识视觉性的体验型表征，从而使文化记忆得以在当代博物馆成功建构和传承。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曾言，“无论哪种文化，都既有历史、回忆和进行总结的制度、机构或场所，又有实施轮回更新的制度、机构或场所”［1］。博物馆作为集中呈现历史文化的公共空间，可谓承载时间记忆的群集资料库，担负着储存、保护、探索和传播知识的任务，以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文化遗产的独特优势，抵御着“过去”在人类日常记忆中的逝去。作为中国首座以海洋为主题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以下简称“海博”）既绘制了一幅参与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明建构的立体图像，以一种视觉叙事的方式展现海洋文化特色，形塑公众对海洋的情怀以及体现人与海洋的互动，也帮助海洋文明获得了现代语义上的连续性。关于海博的文化展示，其视觉建构在宏观上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它仍是秉承传统意义的以实物展示为核心的视觉场域；另一方面，在当今公众体验需求不断增长及文化的视觉化转向下，它融合多种技术拓展了情境空间，使其所承载的内容以“景观”（spectacle）［2］的形式呈现于众。本文针对海博对海洋知识与文化记忆的保存与再生产现状，从视觉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分析该馆如何在展品陈列、情境塑造和参与式设计的作用下，建构一种双重视觉性，以实现个人与群体、真实与想象、文化与历史的多重对话，从而强调以真实的历史保存为基础建构知识型表征，发挥技术优势，打造适应特定知识视觉性的体验型表征，并推动两者从隔阂走向融合，才是文化记忆得以在当代博物馆成功建构和传承的保证。

一、海博文化展示的双重视觉性及其建构

作为海洋物质文化的集萃地，海博在增强“中华民族海洋意识”、倡导“和谐海洋、和谐世界”的理念引导下，被赋予讲述海洋历史发展、展现中华海洋文明及成就的重要功能。海博的展陈设计体现了现代人对大海的了解和开发，旨在以地球、大海、生命以及相互依存共生的系统揭示人海和谐的真谛，引导公众了解海洋文明并形成民族的海洋记忆。

就认知事物来说，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无疑是经验性的直接知觉，而视觉在全部知觉中占据主导地位。黑格尔发现，视觉（包括听觉）不同于其他感官，它具有一种认知性特征［3］，这种特征意指人们可以通过视觉自由地把握世界及其规律。在人类的所有感官中，视觉和听觉一直都是人类最主要的审美感官，它们可以消弥人与外在世界的距离，即在事物的一定距离之外把握对象。尽管两者在心理学层面上均是“远距感官”，但视觉似乎更加具有“自由的”和“认知性的”特征，因为相较于声音的单纯性和声音振动的音频限制，视觉则显得更多样化也更为复杂［4］。对此，约翰·伯格（John Berger）认为，“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注视是一种选择性行为，它的结果就是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纳入我们眼力所能及的范围内”［5］。视觉作为人的感官，尽管只意味一个身体动作的视线，但它的特性却是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也就是说，当主体通过视觉把握外在世界时，其认知方式往往会被某些有形和无形的规则所设计。

博物馆作为一种展览综合体［6］，其任何一种展陈结构都带有鲜明的视觉体制（scopic regime）［7］。换言之，博物馆在文化表征方面所采用的各种形式，都意在响应文化结构对特定公共视觉性的需求，即将所提供的内容通过视觉化的整理和编码呈现出可视的和具有内涵的文化解释。具体到海博的文化展示，其视觉建构总体上呈现一种双重性的维度：一方面，展品及陈列构成了馆内物质视觉场最为重要的知识信息，即从原生语境中抽离出来的物在特定主题的引导下，经重构、形式设计、视觉修辞以及充满节奏、韵律和情境化的组合，营造了以实物为核心的三维形象，供观众静观和沉思；另一方面，在新媒体及仿真技术的辅助下，海博基于对海洋文化遗产的重构打造了服务于知识视觉性的沉浸式空间，即通过复原场景与多媒体展厅的景观化，将观众吸引在一个更为感性化的层面，让展品对观众产生物理效应，从而使观众的文化记忆达到更大程度的即时性。总体来说，海博的文化展示在视觉层面具有强烈的直观性和感染力，其由知识型与体验型表征相辅相成而建构的双重视觉性，有利于观众获得生动具体的海洋印象，并有助于加强观众对海洋文化记忆的认知。

二、真实与重构：基于海洋文物在场的知识型表征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博物馆通常是一组物品的抽象集合，而这些物品一方面是再现历史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则是文化记忆的见证者、记录者和传播者。对于海博而言，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征用与收藏无疑是其存在以及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基础，这既是海洋知识首要的视觉信息源，也是海洋文化记忆得以建构、观众得以想象和移情的根本前提。

（一）文化遗产的征用：强化海洋记忆与知识视觉性的物质基础

在博物馆中，文化遗产作为展品，可以显示出时间的绵延，且这种时间维度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记忆相联系。文化遗产的时代背景和原真文化能够与观众沟通并传递信息、强化观众记忆，并使其在静观中接受崇高的文化知识——这便是文化遗产作为记忆客体的本质属性。海博采用科学系统的划分，以物表征文化，通过一整套实物所提供的证据链在视觉上建构公众的海洋观念。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表征涉及“事物”“概念”与“符号”三个要素，这三者双双合对构成两种关联系统，一种是特定事物与特定概念的对应，另一种则是包含内在含义的概念与外在符号的对应［8］。海博所展陈的物品，一部分是与海洋自然历史相关的生物标本与化石，另一部分则是与海洋人文历史相关的代表性文物。在展览编码者的设计下，前者集中再现了地球、大海与生命的形成与演化，后者则生动描绘了一幅通过海洋连通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与贸易往来的历史画卷。可见，作为藏品的海洋文化遗产，其功能如同“提喻词”，在这里，它以部分代整体、以条目代全文，即通过分类方案使“借助展品内含要素去说明整个海洋世界”的目标能够实现，形成具有深度的视觉性知识。

海洋历史文物和化石标本的征用与分布为海博在视觉上再现历史和确立“海洋史观”奠定了物质基础，观众在实物所提供的客观依据下强化了对海洋的认知，赋予展览所塑造的文化记忆以真实的存在感和可被多次认知的持久性。正如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指出的，“一个伟大的但是模糊的过去之中发生的事件和行为，都需要通过地点和物品得到证明，而能够满足这种证明功能的残留物，则可以把神奇的过去与现实的当下联系起来”［9］。海洋文化遗产的在场实现了海洋文明的传承和文化认同的确立，同时它与相关信息（如名称、级别、时代）、模拟复原式景观、多媒体影像等构成的综合表意系统，也赋予这一提供海洋文化记忆的特殊场所以无可取代的价值。可以说，“原作的在场是本真性概念的先决条件”［10］，因为对于观众而言，视觉信息越直观，真实感就越强烈。

（二）海洋史观的形塑：实物展览背后的想象性真实

人们在参观博物馆时，往往会认为所看到的展品都是纯净的和权威的，因此常常会将展品视作对历史自发的依靠。然而，历史的在场绝非完全的“所见即所信”，因为展览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性行为，试图表现出一个物件所能阐述的故事。实质而言，博物馆实施文化治理的功能，首先要经过一个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事物”的过程。换言之，从丰富多样的“原材料”到博物馆“展品”，博物馆首先需要根据标准对物进行定位和筛选，从而使其以“事物”的身份进行表征［11］。对此，珍妮特·马斯汀（Janet Marstine）认为，“在博物馆的组织中，物品已不再是纯粹之物，而是用于构建民族身份和使各群落合法化的叙事要素”［12］。

“叙事”是讲述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诠释、重构人文世界的有效路径。从文本的意义上讲，叙事的意义在于强调对研究对象逻辑关系的重新梳理，将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分析作为研究的首要目的。而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客体文本中，以物为素材所建构的故事则是每个展览主题的基础，它是一种具有交流价值、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的行为。海博对物的“选取”和对其不同展览的“表述”，构成了认知图谱意义上的海洋世界，而在这些物的体系所阐述的故事中，观众可以通过展览促成彼此间的交流，同时海洋文化也能在其视觉与经验层面得到传播。以特色展览为例，海博主要设有中华海洋人文展、海洋自然展、海洋互动展、海洋生态展和海洋科普教育展等。其中，“中华海洋文明”展作为展示中华海洋人文的大型展览，以中国海洋的发展历程为序，第一篇章阐释了先民在认识海洋和开发海洋的漫长历史中，为人类海洋文明发展所作出的不朽贡献；第二篇章集中展现了明清之际在禁海与开海的不断争论中，中国对外贸易与海上交流的筚路蓝缕，以及在鸦片战争所引发的危机下，国人如何在抗争的同时积极吸纳西方海洋文明、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和探索海洋发展的近代化之路。显然，这种展陈带有较为鲜明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而大多数观众随着展览的层层深入，自然会对中华海洋文明产生自信：中华海洋之路尽管曲折艰难，但历史之艰辛终究还是造就现实之强盛。此外，与之相对应的，位于海洋自然展区的常设展览“远古海洋”和“今日海洋”均以自然主题为中心，将地理与海洋环境设为背景，以典型生物事件为节点，以化石（如叠层石、鹦鹉螺、菊石）和塑化标本（如大王乌贼、鲸鲨、蝠鲼）作为证据，艺术性地演绎了46亿年以来地球、海洋和生命的进化历程，并展示了当今海洋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内容。

海博通过收藏将偶然的、个体的海洋物质上升到抽象和集体的层面，通过展示使物整合成一种全新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并超越其单纯的非理性的性质，从而重构了海洋历史，建构了海洋观念和集体记忆的社会分配。简单地说，当文物或化石脱离了原生语境并在展厅中展示时，原始物的“本我”就会发生改变，它既带出了原初事件，又包含了事件同人和环境的复杂关系，真正地走进了“被重构的历史”，恰如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言，“每个人物和每个历史史实在进入集体记忆中时便成了一个学说、一个概念、一个象征”［13］。鉴于此，如果我们承认博物馆基于实物在场的历史书写伴随话语与修辞、具有人造性和虚构性，那么海博实物展览之真实，同样也只是从海洋历史篇章中撷取最能代表中国海洋形象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片段，而观众在脑海中所形成的画面感和历史感也仅是一种想象性真实，这种真实与海洋史观的建构是由实体展品所支撑的。当然，历史的片段需要依托观念与想象的填充连缀起来，而关于观念及想象的建构，在场的实物则以一种被转喻的视觉语言为其提供了有据可查的线索。

三、活化与传承：情境塑造和参与式设计下的体验型表征

如果说海博最基本的功能是收集海洋历史资料、以实物向公众全面介绍海洋地质、海洋生物和人类的海洋活动等，那么作为一处文化建筑，海博的设计还旨在塑造一个与海洋记忆相关联的情境空间，即通过形象与景观在感官上激活观众的情感参与度和心灵联想力，并使其在知识视觉性的基础上更生动地体验人与海洋、历史或当下的现实关系。

（一）情境空间的塑造：活化海洋知识与记忆的视效景观

当下公共博物馆的场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14］的影响下已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各种科技手段层出不穷，海博借鉴国内外已有经验发展了多媒体、模拟复原和虚拟现实（VR）技术，通过穹顶巨幕、交互影像阐释了人类从陆地走向大洋、走向深海和走向更广阔深邃的星空的历程。海博在计算机影音处理技术的应用中嵌入了体感装置、触控屏幕、新媒体影像和沉浸式环境，而在这种情境空间的建构下，部分由展品所建构的知识视觉性借助传递信息的互动装置形成了更生动的“文化展演”的氛围。从一定程度上说，多媒体与仿真技术的介入，在吻合知识视觉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海洋文化在多感官层面上的展现，所营造的身临其境之感更是将海洋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展厅还通过影像、声音和模型等媒介加入了文化叙事的进程，而这种以“数字情境”及模拟复原的“再造景观”为代表的体验型表征，则可视为景观化的叙事模式。

从宏观角度来说，景观叙事一般以两种形式实现：多媒体展厅和场景模拟复原展厅。“在景观叙事阶段，环境的多媒体化与场景复原已成为博物馆空间整体景观化改造的方向，如果说以展柜、壁柜等为主要陈列方式的展厅构成了理性化的封闭空间，以适应启蒙式的文字叙事的需求，那么空间景观化所提供的整体的、直接的和即时的体验环境，则适合一种引导观众参与的视觉叙事”［15］。博物馆通过“景观”所制造的文化场景既是现实中可见的“真实”，又是对这种“真实”的高度仿真和奇妙再现。对比而言，仅以文物所组织的展览犹如一个“无声的话语者”，它只能强调展品自身的内容，以最大限度地还原文明的真实，而在以视效景观所建构的情境空间中，观众则以体验感受实物，并在参与中回溯历史、重视历史和深化记忆。

海博的情境塑造体现了多重媒介相融合的设计，多媒体设备在声、光、电技术的辅助下，通过与展品、模型、图片和文字等媒介的组合，为观众建构了一种充满知识而非单一感性的娱乐视觉性空间。例如，“海洋与天文”展采用了多台索尼4K激光工程投影机，通过沉浸式多媒体演示、互动方案、精美模型及文物景观，为观众呈现了震撼人心的宇宙之美。其中，“斗转星移”是一个极为吸引人的展项，观众置身于直径八米的专业数字球幕影院内，通过两台投影机配合专业镜头所创造的细腻精致的震撼影像，感受一段从地球出发的神奇时空旅行；在“火星风貌”展项中，通过一台投影机配合短焦镜头投影的圆形画面，观众可从火星太空舱领略火星的风貌。可见，在影像技术、展览物和模型所建构的视效景观中，观众不仅能以沉浸式体验感受宇宙与海洋的魅力，同时也能在互动中获得展品所传达的新知。

（二）参与式体验：基于主体视觉交流的海洋记忆传承

记忆的传承并非仅是文化单方面的输出和被动地观看，实际上，它更是一个主客体在展览中的视觉交流过程。文化的功能记忆一方面是一个经过选择、联缀和意义建构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与一个主体（作为功能记忆的载体）相关联［16］。一方面，博物馆将文物、道具和所塑造的场景以多样的方式再现；另一方面，观众则需要通过观看和参与以认同和接受博物馆阐释的特定历史文化。

约翰·厄里（John Urry）认为，“博物馆现在不希望游客仅站在陈列品前产生敬畏感，而是希望游客能以参与的方式融入其中”［17］。海博的文化展陈也并非让观众单方面地静观凝视，其文化传播与视觉建构不仅注重文化遗产的重构与活化，也强调观众在观展过程中“看”的主体性：观众依靠自身的认知水平对所表征的海洋文化“解码”，实现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从而最大化地促成对海洋文化记忆的认同与传承。观众参观海博的经历可谓“主动发现”的过程，其中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会随着观看和参与的不断深入更换自身的“角色”。

观众在参观海博前多会通过官方网站、数字博物馆和微信公众号预先获取相关信息，此时观众仅仅是展示空间的“观览者”，由此初步产生对海洋文化记忆印证的期望。进入海博后，观众随着展示系统的“文化阐释”，在多重视觉性的引导下接收“物质遗产”与“情境空间”所建构的海洋信息，成为“被展示的文化”的“接受者”与“体验者”。此外，在多重媒介的使用和丰富多元的视觉传达下，随着启发性探索的不断深入，观众会主动融入文化展示的视觉体系中，与承载着海洋记忆编码的“物质文化”“道具模型”和“场景空间”达成彼此相连的关系。例如，在海洋文化主题空间中，“海上对外交流”主题展在展品（关于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的文物）陈列、互动体验装置和大型公共艺术设计（如宋元福船模型）的综合运用下，使观众参与式地了解了古人如何利用航海技术和装备开拓航线并与沿线国家进行贸易交流；在“海洋科普体验项目”和“娱乐区域”的海洋互动展区，“欢乐海洋”与“筑梦极地”等复合型空间使观众除了可以通过展品、图片与文字了解大海的历史，还可以通过各种科普游戏开启探索之旅，将感官、意识与文化相互贯通，实现对海洋记忆的建构。由此，观众既对海洋记忆的建构呈现了一种能动性，也在从“静观凝视”到“主动参与”的角色过渡中，完成了从文化的“认同主体”向“传承主体”的升华。

四、总结

在海博启动之初，南开大学教授陈志强曾谈道：“国家海洋博物馆应当是人们了解海洋文明、认识海洋资源和重塑海洋价值观的重要课堂。”［18］今天这座“海上故宫”很大程度吻合了这种理念。海博通过一种双重视觉性的建构，实现了海洋记忆的传承，一方面，物质遗产的在场印证了海洋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并且它们以多样的展示成为文化认同的历史基因，使记忆在以其为支撑点的“想象性真实”中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多媒体与模拟复原场景所生成的视效景观建构了海洋物质遗产与其原生语境的关联，这种体验型与知识型相得益彰的视觉表征将观众带入了充满知识而非单纯感性的文化图景，使其在情境中通过与文物展开身临其境的对话，深化自身对海洋记忆的建构与传承。一种完善的体验型表征绝不是单方面依赖技术打造情境，而是应尽可能赋予物质遗产所建构的知识视觉性以鲜活的生命，引导观众在媒介技术的辅助下透过对原真之物的审视深化记忆。可以说，“如果展览本身的内容投入不足，那么一种简单提供感官体验的模式就无法展示参观者可以在别处用到的事实或原则”［19］。

当下人们一直试图在真实与想象、主观与客观之间对“文化记忆”予以定位。让博物馆所承载的文化“活起来”，让观众能够参与文化交流，是当代博物馆文化展示与视觉建构的主导方向。从实践层面来说，展厅景观化带来的体验型表征，其所形成的娱乐视觉性的确令博物馆破除了知识型表征的崇高感，拉近了一般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令观众在视觉刺激和感官体验的满足下坠入一种“迷醉”状态，并使之在“凝神观照”向“消遣式接受”［20］的转变中淡化理性的思考、推理和联想等深层次的心理过程。但是，如果博物馆仅一味追求场景的视觉冲击，夸大形式以迎合展示效果，以去生活化、去常识化的新奇取代知识的“韵味”，这必然会对公众的文化记忆产生误导，就像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批判的，“当真实世界化为简单图像时，后者就变成一种真实的存在，变成某种催眠行为的有效动机”［21］。因此，从传统意义上讲，尽管博物馆的知识型表征无法完全满足当下大众化的视觉需求，但它无疑抵制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自身的冲击，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知识的独立性。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注意力竞争”和需求多元化的时代，否定博物馆展示景观化也不合时宜。相反，应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如何定位、控制和纠偏，以使其通过合理的方式服务于文化展品所构成的知识型表征，并建构一种寓教于乐的视觉性体验方式来生产知识和传承记忆，否则博物馆可能会因过度痴迷技术而忽视内容，进而走上“异化之路”，并最终成为科技营造的虚拟时空，沦为一个想象性的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