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丹

(大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一、前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文化典籍，更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信仰观念以及哲学思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1](P16-24)。“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含文化精神足以自传。”[2](P164-165)因此，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不仅是每个译者的社会责任，更是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二、译者主体性

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仅仅是一种语际的转换行为[3](P2-5)。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思潮的出现，翻译同时被看做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译者与作者在文化层面上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再是“翻译机器”或者“仆人”(translator-as-servant)[4](P6)，他们会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翻译目的和动机，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翻译是一个从理解到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主宰就是译者。”[5](P128-130)由此，“译者主体性”逐渐成为了翻译研究的热点。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衍生于哲学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论述。查明建指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审美创造性”[6](P19-24)。金胜昔和林正军认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