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菲菲，胡 稹

(福建师范大学 协和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7)

引言

中晚年的本居宣长是一名坚定的反日本朱子学人物，“物哀说”即其战斗的武器之一。这在其著《驭戎概言》中看得十分清楚：“唐国上下坚守理性(引按：原词乃佛语‘下之心’，即今言之‘理性’)，人心坚硬，思虑繁多，故万事皆无诚意，仅多见作伪矫饰……崇尚表演，乃恶劣、肮脏之理性之国。”而日本“乃神国，人心柔弱质朴”，“物哀”即其代表。[1](P16)此“物哀”(有时是“知物哀”)并非日本中古时期的“物哀”的另一种表述，而是一个用于反对“近世武士气象与唐人议论规矩”,以“人情”(人性)反抗“义理”的伦理或政治概念。[2](P603)它肯定日本古代婚恋态度和制度，反对中国“风俗”和汉人“自作聪明”[3](P134)的说辞，以纯化日本，恢复本民族的“神性”(自然神性)。[4](P35)如此看来，这个极具日本特色的概念、社会学式引申，表现出一种与中国思想对峙的姿态。

然而研究发现，宣长的“物哀说”却化用了一些中国思想，其中既有他后来反对的经学和程朱理学，又有明代早期启蒙思想中的“主情”说，甚或还有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思想。这可让人联想到当时中日两国思想家可能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精神追求，以及中国的一些思想是否也是促使宣长理论生成、发展的一个来源。

一、宣长早期的“知物哀”是中国经学和朱子学的“感于物”的化说

“京都学派”传人吉川幸次郎发现，宣长在师从堀景山期间“还精通了汉籍”，“不久即以此为跳板，一边宣示自己的思想与中国思维无关，一边又在各种问题上显示出勾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