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冰，王腊生，杨东升

(1.南京工业大学 法政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2.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 法制委员会，江苏 南京 210008；3.泰州学院 公法研究中心，江苏 泰州 225300)

为提高社会科学(1)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是政策领域的习惯用法，这一概念“从学术根部意义来说受到了前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范式影响。”(张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因此，中国语境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但法学意义的含义有所不同，如《共同纲领》第44条和现行宪法第20条表述的皆是“社会科学”。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表述为“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现行立法各为4部和80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政策和法律的分野。在政策领域，“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有表述，如“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但以“哲学社会科学”表述居多。从学术角度来说，“广义上的社会科学，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同义。”(张昊鹏：《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一种方式选择——论社会科学立法的可行性》，《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2年第1期)因此，从立法依据与学术规范上说，表述为“社会科学”更具合理性。本文则根据不同的场合分别使用“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表述，但语义或意识上并无本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