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托弟

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南部救海难的民间信仰，被佛教吸收后，其功能由救海难扩大到广义的救苦救难，(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69-77页)西晋时竺法护翻译《正法华经》，观音信仰系统地传入中国，此时观音的主要功能为救水、火等自然灾难以及冤狱、枷锁等社会灾难。通过考察敦煌文献中观音信仰的内容，则发现唐五代时期疗疾成为中土观音救难的主要内容。前人对观音的送子功能和其它形象如白衣观音、杨柳观音等有大量的研究，但对观音信仰中的疗疾功能却少有论及。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敦煌文献中的观音疗疾信仰为切入点，对观音疗疾功能的演变做以梳理和论述。

一、敦煌文献中的观音疗疾信仰

敦煌佛教信仰盛行，观音信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敦煌有关观音的文献和壁画内容浩如烟海，救难型观音、净土型观音、密教观音信仰并行不悖。唐五代时期，在不同类型的有关观音信仰的敦煌文献中，均发现观音具有疗疾的功能。

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不少密教观音疗疾的内容。S.6151《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是有关观音疗疾的经典， S.5741《观世音不空羂索心王神呪经》中有“观世音不空羂索心王神呪和眼药法”(陈明《丝路出土密教医学文献刍议》，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5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78页)，北7468《如意轮王摩尼别行印》中有一组手指押印法，其中有“以头指恰(押)大母指，此(令)一切诸病人疼痛便差。以头指恰(押)大母指下节文，令病人得睡。以头指恰(押)大母指背上节文，温(瘟)疟除差”的内容。(陈明《丝路出土密教医学文献刍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5卷，第480-481页)在密教观音中，除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外，马头观音、准胝观音、十一面观音均有疗疾功能。

伪经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创作的佛教典籍，因此最能体现自身的需要。虽然不被佛教承认，但它们却在佛教中国化、观音本土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法尊《浅谈“伪经”与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3期，第30页)敦煌文献中有诸多观音伪经的抄本，如《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三昧经》《水月观音经》《观世音救苦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等。牧田谛亮、于君方对观音伪经进行过研究，其中于君方在牧田谛亮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部分观音伪经属于疗病、祈福的范畴。([日]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40-84页；[美]于君方著，陈怀宇等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3页)《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就是这样一部产生于中土，与治病密切相关的观音伪经，在敦煌文献里有P.3239和P.3916两个卷号。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中卷称《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经中称用朱砂书写此陀罗尼经，用香水吞服可救产难、治胎衣不下、治医药不治之病及心痛等。下卷称《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记述了四则灵验故事。在第一则故事中，观音菩萨化作白衣居士，令瘟疫横行的罽宾国民众抄写《佛顶心观世音陀罗尼经》，国内瘟疫立即消除。第二则故事记述了阎王夜差一鬼使，告知波罗奈国一个富豪书写《佛顶心观世音陀罗尼经》，则他儿子的疾病将会痊愈且寿命会延长到九十岁。第三则故事记述了观音化作僧人，劝解多次夭折孩子的妇女，让其常持《佛顶心观世音陀罗尼经》则可摆脱悲惨的命运轮回，后该妇女活到九十七岁且后世转女为男。可知在唐五代时期，观音救难的主要内容已经由《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的救水、火、战争等天灾人祸，转移到了疾病和妇女产难方面。“《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中抄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和《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等内容，这些中土出现的疑伪佛经，均被当时的信众们当作了消除病苦、救治产难等的方便法门，体现了中土人士对印度密教功能的认知与改造。”(陈明《丝路出土密教医学文献刍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5卷，第495页)同时，在卷下罽宾国发生瘟疫时，观音化作白衣居士治疗疾病，从中可以看出后世白衣观音信仰的影子。(周秋南《论民间信仰中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之关系》，《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217页)

唐五代时期，在敦煌世俗化的佛教“患文”中，观音菩萨是祈求祛病最重要的神灵。“患文”是佛教界为民众举办的祛病斋会仪式中念诵的应用性文书。就一篇完整的“患文”来说，开头先赞叹佛的美德，然后叙述病人举办斋会的目的，再祈求佛、菩萨等神灵救助保佑，最后是为病人、施主及家属祈福的回向。患文“将佛教义理融入到坛场仪轨中，在神圣的仪式操作下展现出语言的感染力量。这种倾向现世的大众化仪轨，是借助佛力来助威忏悔，在宗教仪式的设计下，传达了心灵净化的解厄历程。”(郑志明《敦煌写卷“患文”的宗教医疗观》，郑炳林、郑阿财主编《港台敦煌学文库》，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6册，第198页)

在患文里，有诸多经常被启请疗疾的神灵，“在传统的初级医疗菩萨，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之外，医疗团队还包括观音菩萨和妙音菩萨、十方菩萨，甚至龙和其他威严神明”([美]太史文《疗以善业：中古佛教患文》，余欣主编：《中古中国史研究》第2卷，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54页)。其中观音是最重要的一位神灵，其出现在祈求神谱里的次数最多、最频繁。或单独出现，如北图6854号文书中“以此功德，先用庄严患者即体：唯愿观音放月洒芳，亦以济足大圣垂花”(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676页)；或和药王菩萨一起出现，如S.5561号文书中“观音灌顶，授不死之神方；药上扪摩，垂惠长生之味”(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698页)；或和妙音、药王、药上等菩萨一起出现，如S.6417号文书中“药王药上，授予神方；观音妙音，施其妙药”(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703页)。观音成为佛教世俗化治病仪式上启请的最重要的生命守护神，说明唐五代时期观音菩萨疗疾形象已深入人心。

另外，敦煌P.2637a、P.2703a《医方》中有“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法”的佛教辟谷方，此方的出现，与敦煌地区流行的观世音菩萨治病救难的信仰以及密教治病观念的扩展是密不可分的。”(陈明《丝路出土密教医学文献刍议》，第495页)而敦煌北冈字84号《观世音经》题记“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表明抄写观世音经典也可以祛除疾病。

在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观音具有消除瘟疫功能的雕版印刷题记。其中S.P.249木雕版画《大随求陀罗尼》发愿文题记中有“持此咒者，常得安乐，无诸疾病”的表述。S.P.242雕版印刷品《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造像题记里表明观音具有使“励(疠)疾消散”的功能，此印刷品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所雕刻，可见此时不管在佛教界及民间信仰中，还是官方的政治行为里，观音菩萨均有和祛疾相关的功能，观音在当时民众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精神信仰角色。

二、唐五代时观音疗疾信仰的全面发展

唐五代时期，不仅敦煌，洛阳龙门石窟、四川摩崖石刻均发现了祈求观音祛疾或疾愈还愿的造像题记，说明此时观音疗疾信仰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普遍。

洛阳龙门石窟有两则观音疗疾相关的造像题记，第一则为：“佛弟子张行忠，今为病得离身，发愿敬造救苦观音一躯，垂拱二年十月十六日”([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9页)；第二则为：“石行果妻王，为男四儿身患，今得除预，愿造救苦观音一躯。”(《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3，第219页)二者均为患者病愈后造救苦观音还愿的记载。

四川摩崖石窟有后唐时期的一座白衣观音造像，旁有造像题记，记述了比丘怀真染天行时疾并传染给俗家一家大小，后因造观音像而获得平安：“敬镌造曜像白衣观音菩萨一身。右比丘怀真所造前件功德，意者为往年自身忽染天行时疾，归在俗家将理，并染俗家，大小不安，遂乃发心愿造。果蒙圣力加备，得获平善。”(刘健《四川省安岳县庵堂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第26-27页)

另外，唐朝时慧立、彦悰宗所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印度戒贤法师梦观音示疾的一事，则说明唐朝时在中国和印度均有了观音疗疾信仰的基础。据该传记载，玄奘去印度拜戒贤法师为师时，戒贤的弟子向玄奘一行人讲述了一则故事，三年前戒贤因风病意欲自杀而在梦中得到观音的启示，观音授意他显扬正法瑜伽论等，将有支那国僧前来学法。等玄奘去印度后，戒贤法师的疾病痊愈，戒贤因此大喜，礼遇玄奘并收他为徒。([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6-68页)

唐朝时，观音疗疾信仰盛行的另一个表现是观音救疾灵验记异常丰富，《冥报记》等笔记小说中多有诸多患者因信仰观音而病愈的故事，其中《太平广记》的《报应·观音经》中“王琦”条([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11《报应十·观音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69-770页)具有代表性，这则灵验记引自《广异记》，它不是单独描述一次观音灵验事件，而是观音救疾信仰贯穿主人公的一生。灵验记中主人公王琦从小笃信佛教、不占荤腥，一生之中屡次生病，均因诵读《观世音经》而得救，此后自己和妻子沾染“天行”“疫疠”等恶劣的传染疾病时，也因诚心诵读《心经》而病愈。诵读《心经》可治病的观音灵验故事说明，在唐五代时期，除了观音普门信仰外，般若类观音经典也具有了疗疾的功能。

三、观音疗疾信仰的起源

观音菩萨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虽然始于西晋，但是在民间真正形成信仰却在东晋南朝时期，产生于东晋南朝的《光世音应验记》《续光世音应验记》《系观世音应验记》记载、见证了观音疗疾信仰的产生。《光世音应验记》共计7则观音灵验故事，从救难类型来说，其中1例火灾、2例水灾、1例枷锁、1例刀杀、1例生理缺陷、1例疾病。(董志翘《〈观音灵验记三种〉译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续光世音应验记》共计灵验记10例，其中6例救难类型为枷锁或刑杀、2例鬼难，1例水灾，1例治病。(董志翘《〈观音灵验记三种〉译注》，第28-55页)《系观世音应验记》记载了69例观音灵验记，其中11例救难内容为水灾和火灾，52例涉及牢狱、刑杀、枷锁，被缉捕、被奴役等社会性灾难，2例遇虎狼猛兽，1例求子得子，3例治病(这3例中1例为突然聋盲，2例为癞病)。(董志翘《观音灵验记三种译注》，第57-209页)

在这三种《观世音应验记》中，观音救难的范围除了继承《正法华经·光世音普门品》中观音可以救治水、火等自然灾害及冤狱、刑罚等社会灾难对民众生命造成的威胁外，也产生出治疗疾病的功能。在医学相对落后的古代，疾病对人生命所造成的威胁并不亚于极端的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当时普通民众对疾病的认识主要是“鬼魂致病说”(赵青山《6-10世纪敦煌地区抄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348页)，而观音菩萨作为佛教中最受中土民众欢迎的神灵，又具有广泛的救难功能，时人面对疾病，在久医无效的情况下，向观音菩萨祈求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脱胎于东晋南北朝观音菩萨信仰中的观音疗疾功能，成为后世观音疗疾信仰的滥觞。

除了灵验记，密教观音疗疾经典的传入也是观音疗疾信仰产生不可忽略的另一条线索。陆杲《系观世音灵验记》在逃亡迷路5条、被奴役返乡4条、遇猛兽2条、疾病3条后分别注明密教《请观世音》里有相关记载，在疾病条后注：“右三条，《请观世音》云：遇大恶病。”《请观世音》即《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东晋时竺难提翻译，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杂密观音经典。“经中叙述观世音菩萨为毗舍离国人民解除疾病困厄，教其称念三宝及观世音菩萨本身名号，并说十方诸佛救护众生神咒，谓持此咒可免一切疫病”。(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第122页)除了《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外，东晋南北朝时还有大量的杂密观音疗疾经典传入中国，其中大部分保存在《陀罗尼杂集》里，主要有《观世音菩萨说消除热病诸邪不忤陀罗尼》《观世音说治五舌塞喉陀罗尼》《观世音说除一切眼痛陀罗尼》《观世音说治热病陀罗尼》等，观音治病的范围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疾病类型。《陀罗尼杂集》很可能在北魏孝明帝(516-528)时期形成于北方，北魏末年传到南朝，十来年后再传到敦煌。(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敦煌北7679《观世音菩萨说除一切眼痛阿(陀)罗尼》、北7456《观世音说治五舌塞喉陀罗尼》就是对《陀罗尼杂集》的部分摘抄。

《系观世音灵验记》里出现《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以及敦煌文献中《陀罗尼杂集》的抄本，均说明观音疗疾密教经典与观音疗疾信仰关系密切。一方面，密教及密教疗疾经典，尤其是观音疗疾相关经典的传播，为民间观音疗疾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观音救苦救难的功能与密教观音疗疾相互应和、相互激发，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观音疗疾信仰的发展。由于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密教观音的共同影响，唐五代时期，在观音的信仰形态里，疗疾成为了重要功能之一。

四、宋以后观音疗疾信仰的发展

唐五代时期的观音疗疾信仰，对后世观音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奠定了基础。北宋时，观音疗疾信仰继续发展，《夷坚志》中与观音菩萨相关的36则故事里，疾病、生理残疾、求子、死而复生的故事就占了22条。在观音疗疾信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中土诞生了观音本生故事《香山大悲菩萨传》，该传中妙庄王三女儿妙善公主为父舍手舍眼入药治病，“妙善为了给父王治病，献出自己的手和眼，和中国传说的‘割股疗伤’的孝子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周秋良《跨文化视野中的妙善故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88页)观音本生故事里的疗疾元素说明，在北宋时，观音疗疾的功能和形象已经彻底深入人心。

明清时期，观音疗疾信仰与“割股奉亲”等中国愚孝思想进一步结合，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子媳割身为父母治病而得到观音菩萨眷顾的故事。明朝王同轨《耳谈类增》记述了一个儿媳平时笃信观音大士，在观音的引导下割肝为婆婆治病，婆婆病愈而自己伤痕累累，但是主人公因平时信奉观音菩萨而得以保全性命。([明]王同轨《耳谈类增》卷5《藂徳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68册，第43页)清代彭际清《居士传》记载了湖广益阳人彭信宇平时信奉观音大士，先是割臂肉和药治好了父亲的病，后又割肝为母亲治病，不久母亲病愈，在观音的护佑下，主人公的身体竟然完好如故。([清]彭际清述《居士传》卷12，《卍续藏经》，第88册，第205页上)在明清时，由于中国愚孝思维的渲染，观音疗疾故事中的观音已经背离了大慈大悲的传统形象，容易引起读者的心理不适，但这也恰恰说明观音疗疾功能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衍变。

结语

观音疗疾信仰起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南朝时的观音灵验记记载和见证了观音疗疾信仰的产生与最初形态，同时随着密教观音疗疾经典的传入，唐五代时观音疗疾在全国范围内均成为一种普遍信仰。敦煌出土伪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神咒经》，患文中观音菩萨疗疾的首要地位，名为“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法”的合药之法、敦煌、洛阳、四川等地发现的观音造像题记，均说明了唐五代时的观音信仰中观音菩萨普遍具有疗疾功能。宋以后，观音疗疾信仰被中国“割股奉亲”等愚孝思想吸收并进一步发展，明清时，观音成为了子媳为父母公婆割身疗疾的见证者和褒奖者。唐五代观音疗疾信仰发展的另一条脉络是：兴盛于唐五代时的观音疗疾、救产难信仰，在后世又发展出了施药观音、杨柳观音、白衣观音、送子观音等民间观音形象。其中，施药观音、杨柳观音是民间信仰中观音菩萨治病功能的典型代表，而送子观音、白衣观音则和观音救产难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说，后世观音的这些信仰形态，均与唐五代时期观音的疗疾、救产难形象有一定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