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龙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1912年，民国肇建，百废待兴，国内南北对峙的紧张状态依旧存在，政局发展依然不甚明朗。近代以来，外国列强势力的存在逐渐嵌入中国的权势结构之中，外交与内政之间的互动关联愈加密切。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也通过公众舆论等手段对政局施加影响。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言，获得外国列强，尤其是英、法、美、日等大国的承认成为了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也具有财政层面的现实利益。1912年同样也是日本明治纪元的最后一年，明治天皇于该年7月末病逝。进入大正时代之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与外交政策也面临新的调整。1912年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两国都面临着政治与社会的重大转型。

承认新国家与承认新政府在性质上存在差异，辛亥鼎革虽致中国政体更换，但国家之主体依然存在，因此外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主要针对新政府而言。“今之言承认，非指国家而言，乃指政体而言，其政体无论如何改革，即由帝制而改为共和。国中政权，有人掌握。考诸国际公法，政府为国之代表，自可酌量变更，于其国本并未动摇，故承认云者，乃承认旧有国之新政体耳。”(1)《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报告》(1913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在国内领域完成“内部主权”转化的情况下，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外部主权”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首要的外交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