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洋 李 文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一、为何重提史景迁

“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1)《习近平同志谈修志工作》，《广西地方志》2009年第3期。习近平同志的这段感悟，道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传统，即官方修志与阅读方志的传承。据说明清知县、知府从北京接到任命书，到正式上任至少有一个多月，事前要做许多准备，其中一项便是找当地的赋税徭役册和方志。(2)王家范：《地方志的价值论》，《解放日报》2011年5月31日，第6版。方志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政界，更体现在当下历史研究中。近些年来，从研究地域范围看，区域史与全球史的兴起成为史学研究新趋势。就区域史研究而言，它并不是对国家视角的否定，而是拓展史学研究视角，使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历史。(3)黄道炫：《区域史研究正不断拓展史学研究的视角》，《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第16版。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来看，区域史研究依托的史料正不断拓展。其中，地方志作为基础史料，具有数量庞大、传承性好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修志工作出现专志编纂，使得地方志的编修更加细化。加之近年数字资源的建设推广，地方志的检索利用更加便捷，其史料价值越来越受历史研究者重视。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擅长利用方志史料。他在1978年出版的《王氏之死》，可谓方志入史的典范。如今40多年过去，《王氏之死》依然是中国史学界津津乐道的一部区域史、微观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