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晓白 赵昕昕

绪 论

学界公认，在促使中国歌谣运动萌发的外来因素中，来华外国人的歌谣收集整理活动影响最为直接，其中又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又译作威达雷、卫太尔等)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二人最引人注目。(1)意大利的汉学史著作对韦大列的生平和文化活动有简单介绍，可参见[意]白佐良：《1600-1950年的意大利汉学》，潘林译，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意]图莉安：《意大利汉学研究的现况——从历史观点》，蔡雅菁译，《汉学研究通讯》2006年第3期。上个世纪30年代，陈子展在梳理近代中国民间文艺发现之旅时，即已注意到了韦大列和何德兰等外国人的影响，参见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在西方学界，1960年代美国学者多尔逊(Richard M. Dorson)对《北京歌谣》进行了简短的介绍，他认为该书“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中探讨民族诗歌之源流的兴趣”，参见Richard M. Dorson, “Forword”, in Wolfram Eberhard (eds.), Folktales of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v-xxxi. 之后，学者洪长泰在其名著《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一书中，将韦大列等来华外国人的著述作为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兴起的“外来影响”加以定位，这一观点在中西学界均影响极大，为学者广泛接受。参见[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当代学者在梳理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源流时，也多会注意到这一西方因素的影响。他们二人从完全不同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