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慧

一、选题缘起

许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相关的话语，常常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1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非遗保护工程视为新生事物。笔者则一直主张：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名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明和确定以前，各国本土的类似保护实践已经开始，所以对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工程的评价，应当放置于本土非遗保护的整体历史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观照。(1)相关观点的详细阐述可参见杨利慧：《官民协作：中国非遗保护的本土实践之路——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的400年保护历程为个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中国的非遗教育并非始自21世纪，而应追溯至有着漫长历史的本土民俗教育实践，其中高校及其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探寻非遗教育的本土实践之路，梳理其发展至今的连续性和发生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当前非遗教育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钟敬文先生(1903-2002)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案例，扼要展现中国本土非遗教育的实践历程，揭示在国内民俗学领域长期开展的“民俗教育”与如今的“非遗教育”之间存在的连续性，同时着力探讨“非遗”概念的传入为传统民俗教育带来的新变化，并反思目前非遗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选择上述案例的缘由主要在于：第一，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其民俗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民俗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