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欣

（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关注人物内心和情感的几部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风靡一时，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讲述了女主人公曲折的历险和丰富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了细微、敏感的内在世界，而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笛传》和《多情客游记》则以敏感多情的男性为主要角色，两部作品当时均是分卷出版的，每一卷的出现都让广大读者期盼和兴奋。

斯特恩的两部作品主要的刻画对象并非情节性事件，而是主人公和其他人物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项笛传》中的特里斯舛、父亲、叔叔、仆人特灵、玛丽亚，《多情客游记》的主人公约里克、为驴哀伤的人等都成为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多情善感者。这些人物的多情和善感以及斯特恩作品所属的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风格与当下意义上的多愁善感并不相同，丰富的情感在当时是正常且值得称赞的。在作品中，斯特恩常细致描绘人物内心反应或反思，在诸多描绘人物情感体验的场景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即是眼泪。眼泪作为哀伤、同情、怜悯，甚至无法言明的情绪的外在具象化表现，不仅向书中人物，也向读者证明了人物内心具有的那些感受和使他们拥有那些感受的情感道德能力。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好心灵和深刻道德感，就无法产生导致流泪的各种情绪。

在18世纪的文化语境下，眼泪可被看作能指（signifier），指涉了多种内在品质。本文基于《项笛传》和《多情客游记》，考察斯特恩对于流泪场景的书写和对于眼泪功能的探讨，旨在说明在斯特恩看来，流泪是美德和灵魂的体现，是与理性同样重要的品质，但过度善感也会带来稍许滑稽荒谬。

一、眼泪与心智、道德、灵魂

当下的读者往往会感到斯特恩笔下人物的感情过于丰富，一点小事都值得落泪甚至痛哭流涕，但这种对外部事物和事件的敏感反应在当时是值得赞赏的能力。迈克尔·麦锡恩在探讨小说起源时曾指出，18世纪的小说是在探讨“真实”及“美德”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兴起的[1]，确如他所言，直到18世纪中晚期的小说也依然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斯特恩的两部小说表面看来是描绘情绪和情感，实际上是探讨可感知的身体表征在何种程度上指涉了内心的情感、道德、心智、灵魂等抽象的所指；这种符号式的指涉又在何种程度上能保证其真实可信度。

《项笛传》和《多情客游记》中，描写哭泣的场景有很多，朱卫红曾对后者当中出现的哭泣相关词频进行统计并指出，在斯特恩看来，流泪和表达情感是积极并值得赞赏的行为。[2]两部作品中，人物每次落泪背后的原因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眼泪体现的是落泪者的良好心智、道德品质和高尚灵魂。

首先，眼泪作为外在的可视化身体表征，直接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心灵内在，如《项笛传》中的父亲所言：“身体及各个部位的外表动作……无论是一举一动，还是一言一语，都能清楚地表现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3]423心灵是情感的来源，良好的心智使人能够在值得落泪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反应。《多情客游记》如果作为游记名不符实，其中并未描写名胜古迹或风土人情，而如叙述者本人所言，促使他踏上旅途的原因是他希望进行一次“心灵的悄悄的旅行，为的是探索本性，以及出自本性的、使我们更加彼此相爱——爱这个世界的那些感情”[4]114。全书着重描写的也确实是心灵和情感的旅程。斯特恩及其笔下人物都认为，眼泪源自心灵。譬如约里克在难以抑制情绪和眼泪时，自我反思道，“像这样极为激动时，心灵总是不顾理智说些过头话”[4]60。在描绘流泪时，心灵多次作为引发泪水和其他情绪的原因被提及，不仅与理性相对立，还是比理性判断更为有用的能力，例如约里克就曾表示，“如果心灵先于理解力冲出来过问，就为判断力省了很多事”[4]21。理性的判断不一定能得出结论让人决定下一步该采取何种行动，但心灵对于外部事件的感受力能够让人做出自然而然出自内心的反应，这种反应比理解力所做出的判断更加可靠。

其次，眼泪，尤其是因同情、怜悯而产生的眼泪，是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能够带给人长久的心灵滋养和心智的教育。道德产生怜悯，怜悯触发泪水。在遇到一些矮小的侏儒时，约里克认为他的“内心有些小小的准则”使他怜悯他们。[4]81那些小小的准则即是内心的道德情操，让人对他人产生同情，如谢娟在研究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学的内向性时所言，“个体面对他人苦难之时的易感性和同情心视作内在美德与个体价值的衡量标准”[5]。这种同情和道德不仅体现在对他人，还体现在对动物身上。脱庇叔叔放走一只苍蝇的场景，在年幼的他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年后他回忆时认为那场景使他“整个身心产生了一种极其愉快的感情共鸣”[3]115。由此可见，情感体验也是有长久教育意义的。

再者，眼泪的存在证明了灵魂的存在。眼泪和伤心的情绪使人意识到自己灵魂的存在。约里克认为，“我卷进伤心事时才最清楚地意识到我有灵魂”[4]156。在讲述玛丽亚因为父亲伤心时，他和玛丽亚一同流泪，两个人相互擦泪，作者写道：“我揩泪时，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我相信，用物质和运动拼凑的任何说法，都无法说明”，这种无法言说的感情即是对他灵魂的确信，“我确信我有灵魂；就是把唯物论者那些使世人厌烦的书全搬出来，也无法使我相信没有灵魂”[4]157。在斯特恩笔下，灵魂的存在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流泪来证明。这也说明在他看来，情感与理智同样重要。

二、理性与情感的关系

多情善感的表现和产生这种表现的内在道德及心灵倾向在斯特恩看来是与理性同等重要的品质。受笛卡儿经验主义哲学思想和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理性在18世纪早期被认为是一切行为和事物的标杆，人们的生活应该遵循理性的指引。18世纪早期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即是遵循理性与宣扬理性的，然而随着小说的兴起和情感道德理论的传播，以及对于理性的回应，18世纪中后期的文学逐渐出现了许多强调感性的作品和情感充沛的人物。对理性的强调并未曾在18世纪抹杀感性的存在，18世纪中晚期流行的感伤主义小说即是证明。

在斯特恩的作品中，情感表露和心灵的反应是与理性相对立的存在，例如特里斯舛对自己的评价，“当一个人听任一种主导情绪的支配时……那就永别了，冷静的理智和充分的谨慎”[3]95，约里克也曾感叹道：“对我的心情来说，我的理性不过是泡影”[4]96。在这些人物被哀伤的心绪主导时，冷静、克制、审慎、理智通通被抛到脑后，情绪并不受理性支配，而是与其相对的。但若仔细审读两部作品中主人公流泪背后的原因和前后的态度，不难发现，他们不仅仅是单纯流泪和表露情绪，在落泪的同时或之后常常会对自己的眼泪和情感进行反思，而特里斯舛和约里克常常意识到，这些眼泪中有理性的成分，即使不是受理性支配落下的眼泪，也与理性一样，是对心灵非常重要的事，是同等重要的品质。获得一次情感上的洗礼与获得道德教育同等重要。当约里克到达法国后遇到一位看起来有悲伤经历的女性，他想象听她讲述过往经历，“听这样一个受痛苦折磨的人讲述她的不幸遭遇中令人厌恶的事，分担她的痛苦，瞧着她哭！我这次旅行在道德上会得到多大的喜悦呵！”[4]59与萍水相逢的人共情并用泪水交流，在斯特恩看来是能够获得道德上的喜悦的。这是对情感的地位的充分肯定。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评价斯特恩时说他“不但才华出众，而且多情善感”[6]。他笔下的人物亦是如此，约里克、特里斯舛、脱庇叔叔都是既有理性思考，对宗教有自己的批判性见解，又有充沛的感情和丰富的感受力的人物。

三、对流泪和善感的反思

尽管斯特恩通过大量落泪场景的描写，展现了眼泪作为内心情感、道德、灵魂的外部标志，是一个人十分重要的心灵品质，他也同时对自己笔下的多情客们进行了自我反思式的温和嘲讽，提醒人们过度的善感也是不可取的。

有时斯特恩笔下的多情善感者们流下泪水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有时他也会对眼泪进行反思式的批判。《多情客游记》中约里克遇到的为驴而伤心的路人就让他借机对过度的伤感情绪进行了评点。约里克在路边看到一个人痛哭流涕，悲伤不已，细问原因原来是因为自己的驴，约里克叹道，“如果我们像这个可怜人爱他的驴那样彼此相爱——那就了不起了”[4]56。倒不是说斯特恩认为动物不值得流泪，脱庇叔叔对苍蝇的柔情还历历在目，约里克应不会轻视一头对主人有重要意义的驴，只是他认为纵使哭泣是自然而然无法抑制的，对已成定局的损失就不该表现得过于失控。

斯特恩也讽刺了故意表现出的哀伤和带表演性质的眼泪。在写到特里斯舛的哥哥博比去世时，他写道：“死亡的面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得到死亡的消息时的反应，一些人会从戏剧化的“呻吟和惊厥中借来的一些现象”，例如“撩起弥留者屋里的窗帘角子擦眼泪”[3]362。这种情况下的流泪在斯特恩看来是不真诚的，是习得的表演，就像仆人苏珊娜得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家里人要举哀和更换衣服颜色[3]366，是一种外部着装式的符号，并非出自内心。由此可见，斯特恩对于善感的推崇是建立在有节制、有限度、真诚的基础上的。

回到麦锡恩提到的“真实”和“美德”的问题，在斯特恩作品中，美德外化为人物流下的眼泪。眼泪作为情感及善感的外在能指，指涉了内在的心灵品质、情感道德和高尚灵魂；具有流泪的情感能力是与理性一样对人同等重要的品质；但过度的善感是不可取的，只有源自心灵、道德、灵魂的真诚泪水才值得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