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奕璇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俄国形式主义”指的是在20世纪初在俄国出现的一股文学批评思潮，它探索的是文学自身的固有特性，即文学自身的形成规律。这些文学的特性、规律被称为“文学性”，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24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看来，这种文学性近乎科学，所谓的俄国形式主义，即是为研究文学的科学而做出的努力。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可称为是一种专注于文学内部特性，而不过分关注文学形成背景、文学创作者及文学作品读者等文艺内容的经过构思加工的相当完备的文学理论。

俄国形式主义中所言的形式，即为文学性。法国学者茨维坦·托罗多夫曾简单总结了这些形式方法的具体课题，包括“情感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关系、诗句的声音结构、声调作为诗句的结构原则、诗句和散文的格律、格律标准和节奏、诗歌中节奏和语义学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叙述形式的类型学，等等。”[1]7可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研究的文学作品形式方法十分丰富，足以表明文学作品中的形式方法本身即是一个研究领域。形式与内容，即使二者在文学作品中并非相互隔绝，它们之间确乎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是两个互相对立的领域。

一、从形式方法的含义出发认识形式自身的独立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的对象是形式，是文学性，研究的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文学科学”，即从文学作品形式方法出发的文学批评，这种文学科学的原则即为形式方法的原则。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甚至把“文学科学”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相提并论。“语言学在研究内容是一门跨诗学的的科学……因为诗歌语言现象作为语言现象，可以视为属于纯语言学的范畴，在材料的利用和相互区别方面，由此就产生一种类似物理学与化学的关系。”[1]25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把语言学与诗学的关系比作物理学和化学的关系，或多或少表明了他们尽力从客观上看待诗歌，看待文学作品的研究心态，也说明他们的确是在力图揭示文学作品中形式方法的客观规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不是在寻求文学内外的主观或文学外的客观，而是在寻求文学内部的客观。

这种文学内部的客观，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看来，必须与掺杂着文学内容的美学理论、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等分离开。没有文学科学的文学研究只是“无主之物”。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否定不负责任地把不同的科学和不同的科学问题混淆起来”，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应是研究区别于其他一切材料的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前的文论学者，习惯于把研究重点放在“文化史或社会生活方面”。[1]24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单纯的文学文本上面。同时，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十分青睐语言学，认为语言学研究是符合文学的形式方法的，它关注的就是语言本身。俄国形式主义这种关注文本的态度，这种运用语言学方法的观点，无不是在宣示文学科学的独立性。

把文学科学摆在一个独立的地位，也就把文学的形式方法摆在一个独立的地位。既然作为研究目标的文学科学是独立的，那么文学的形式方法，毫无疑问也是独立的。文学科学与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区别开，那么文学的形式方法也应与作者的个人生活、作者的个人心理、作品的现实背景、读者的反应等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层面的存在区别开。形式方法的独立性，与文学科学的独立性有着自然的联系。

二、从形式方法具体理论出发认识形式的独立

文学的形式方法的独立地位，不仅能从它自身的含义、与文学科学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层面的成分的区别等方面得出，也能从形式方法的具体表现中得出。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词汇、语句、音韵、节奏、主题、结构等具体的形式方法，不难发现文学中的形式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客观规律能形成一个完备而丰富的关于形式方法的理论体系，以至于与文学内容层次的存在泾渭分明。

1.陌生化理论在中西文论的体现

陌生化理论由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维·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基本含义是“使事物变得陌生，使感觉变得敏锐”。也就是说，艺术的目的之一是使事物变得陌生，让人们摆脱对事物无知无觉的状态，重新认识事物，由此获得对事物的感觉。并且艺术的意义不在于驱使人们得出对事物的认识，而是要让人们享受感知事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就是一种观看世界的特殊方式。”[2]

陌生化是一种特殊方式，在诗歌语言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诗歌的话语是经过加工的话语。”[1]77中国同样有关注诗歌语言、诗歌形式方法的文学流派。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就把诗歌的形式技巧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江西诗派通过探索得出的一些诗歌形式技巧，体现出浓郁的陌生化气息。

黄庭坚曾言，“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3]意为杂采前人陈言，加以形式方法的加工，从而“点铁成金”，创作出新的诗歌语言，达到一定的诗歌艺术效果。这是以旧变新，将陈旧平常的语言陌生化的形式方法。黄庭坚还提出，“夺胎换骨”的诗歌创作技巧。“换骨”意为“不易其意而造其语，在不改变前人诗意的基础上变化语言形式，通过对诗歌形式的陌生化产生新的诗意。”“实际上，它是企图换一种说法，让读者换一个新角度去感受同一件事物。”而“夺胎”，则意为“在深入理解前人诗境的基础上，沿用前人的诗句形式（甚至词语），变幻原诗的意境，从而引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新义。它是在旧有的诗句中幻化出新的意境，是直接对前人的诗意的陌生化。”这就把陌生化运用在中国诗当中的意境层面，是意境的陌生化，以前人的语言表达新的意境，表达自己的艺术观照。

“古人陈言”经过了陌生化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后，能“以俗为雅”；日常语言经过陌生化后能成为诗歌语言。12世纪的中国现实背景与20世纪俄国的社会背景的区别不可谓不巨大，然而陌生化的形式方法却在各自的文论中浮现，这可谓是形式方法区别于内容的一个生动体现。

2.诗歌节奏与句法

除了陌生化理论以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还对形式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同样能表明形式方法自是一个领域，与内容相区别。奥·勃里克对于节奏和句法的论述能为我们认识形式方法的独立性提供一些启示。

“节奏作为科学词语，意思是指运动过程的一种特殊表现。”“节奏是以特殊的形式表现的运动。”奥·勃里克严肃地把文学作品的“节奏”当成客观的科学现象加以分析，多少表现出俄国形式主义对于文学科学的态度。奥·勃里克继续说，“必须把运动和运动的结果这两者截然分开。”他以海滩上跳跃的人为例，说在海滩上跳跃留下的脚印不是节奏，而是跳跃运动才具有节奏。脚印的排列不构成节奏，同样，“印在书里的诗歌同样也只是提供了运动的痕迹。可以被表现为节奏的只是诗歌言语，而不是其图像的结果。”[1]122

从奥·勃里克对于“节奏”这一形式方法的探讨中可以感觉到，他已经把“节奏”当成一个抽象的定义，一个有些接近形而上的形式方法概念。奥·勃里克在思辨“节奏”的哲学含义，他说：“节奏运动是先于诗句的。不能根据诗行来理解节奏，相反应该根据节奏运动来理解诗句。”“节奏”作为一种形式方法的独立性就浮现出来了。

奥·勃里克带着“节奏是独立的”这样的观点去看待诗歌韵律。“一般说来，说重读音节或非重读音节可能更为正确，而不说强音节或弱音节。理论上讲，每个音节都可以是重读的或是非重读的，这取决于节奏的激情。”“一切都取决于诗歌言语的节奏，而节奏分为音节行列只是个结果。”[1]123

重读、音节、音步，这些本就为形式方法层次的语言学概念，在奥·勃里克看来它们又受制于节奏这一形式方法。这揭示了一个深层的现象，即形式方法是立体的。在形式方法领域里，各种形式方法并非平行的排列，而是在彼此之间形成了有层次的关系。形式方法之间可能会相互依存，相互排斥，也可能会像奥·勃里克所论述的节奏与音节、音步那样，存在着统率与从属关系。这些形式方法的特有规律，多少表明了形式方法自身的独立。

三、形式的独立并非孤立

必须注意的是，独立并不意味着隔绝。形式方法具有独立的特性，并非代表着形式方法与内容没有联系。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鲍·艾亨鲍姆在探讨散文、小说的形式方法时，即以一种十分平和的笔触将散文、小说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其中多次提到形式如何表现内容，读者对形式方法的影响。“13、14世纪时，意大利的短篇小说是直接从故事和逸闻趣事发展起来的……这种短篇小说并不是有意地模仿口头短语，只是服从于朴实的讲述者的讲述方式，力求只用简单的词语使人们了解一段故事。”[1]172鲍·艾亨鲍姆在这一段话里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短篇小说的论述，当然是着重观察当中的叙述形式，然而他并没有忽视、否定读者层面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艾亨鲍姆继续说，“从18世纪中开始，特别是19世纪……书本文化发展了研究、文章、游记、回忆录等文学形式。”“书信形式能够详细地描述精神生活，所看到的景色人物等。札记和回忆录的文学形式可以更详尽地描写风俗人情、自然景色、习俗等。”[1]173在此，鲍·艾亨鲍姆直接阐述文学形式的发展，使得文学作品能表现更多的内容，他并没有将形式方法摆在与内容隔绝的地位。

鲍·艾亨鲍姆这样坦然地在探讨形式方法时论及内容，是语言学的理论难以完整地应用到散文、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上。鲍·艾亨鲍姆为此说，“文学散文理论目前还处于萌芽状态……以节奏为基础的诗歌形式和文学类别的理论具有稳定的理论原则，而散文理论却没有这样的理论原则。”[1]171

要特别注意的是，尤其不能给俄国形式主义安上先入为主的贬义符号，不能把维·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艺术从来都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在它的颜色中，从未反映过城堡上空旗帜的色彩。”[4]这句偶然的语句当作是整个俄国形式主义的宗旨。俄国形式主义“凸显文学语言形式的特异性并不意味着否认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价值的关系”[5]22。

四、结语

形式具有独立的地位，但形式并不与内容隔绝。俄国形式主义的目的是探寻使文学为文学的存在，即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者认为文学的固有特性即是形式方法，他们不断研究文学材料的内在性质，探知文学内部的客观，由此对具体的形式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严肃的探讨，以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建立了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与诗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独立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美学学科的形成与成熟”“留下了后人无法逾越的理论遗产”[5]28。

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些理论成就并非其独创，而是对一些被广泛运用的文学创作技法的集中论述。陌生化理论即是如此，它与我国12世纪的江西诗派的一些诗歌形式技巧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除陌生化理论之外，俄国形式主义还取得了众多理论成就。奥·勃里克对于节奏和句法的论述即为一例。俄国形式主义构筑的形式方法体系十分严谨且较为完备，足以彰显形式方法这一独立领域之威严。此外，形式方法的独立并不绝对。形式方法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并不意味着它与内容隔绝，这一点在鲍·艾亨鲍姆对散文、小说的探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若想认识俄国形式主义，还须避免在先入为主的贬义语境下对这一文学理论进行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