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新 汤小宾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为了明辨天下治乱之源、探寻百姓民生之本，他对当时的社会时局进行了“制度”与“理念”的双重省思：在批判腐朽专制“制度”的基础上，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限制君权、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改革现实社会等一系列启蒙“理念”。与此同时，他还针对世人可能存在的“启蒙”冲动，警示人们既要驱除蒙昧、开启民智，又要遵循规律、“敬畏”天道。如果说《明夷待访录》集中展现了黄宗羲“启蒙”理念中的时代特质与突破性见解，那么《孟子师说》 《易学象数论》 《破邪论》①《 明夷待访录》完稿于康熙二年，即公元1663年；《孟子师说》撰成于康熙七年前后，即公元1668年前后；《破邪论》系黄宗羲晚年之作，写于康熙三十年前后，即1691年前后。参见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一），《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432页。《易学象数论》据黄宗羲自注云，“作《象数论》之年”，壬子当为康熙十一年，即公元1672年。参见郑宗义：《黄宗羲与陈确思想因缘之分析》，载《汉学研究》1996年第2期。与《明儒学案》等著述，则为这种“突破”寻找到了经典理据，从而使得“启蒙”与“敬畏”这两个原本在常人看来相互抵牾的概念，在黄宗羲那里却拥有了相互补正、相互成就的意蕴（尽管黄宗羲著述中没有出现过“启蒙”与“敬畏”这两个相互对应的概念，但其对问题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彰显了对二者及其关系的辩证见解）。

一、“启蒙”与“敬畏”辨正

“启蒙”一词，泛指人们通过宣传教育、普及新知、祛除愚昧、开启民智，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潮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