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栋梁

林竞（1892—1962）字烈敷，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曾在北洋政府时期任京绥铁路材料处长、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调查编辑处处长、交通部参事。及至国民政府以后，林竞先后担任西宁道尹、青海民政厅长与甘肃民政厅长、国府参事等职。在1917年至1927年间，他三次考察西北，足迹遍及察、绥、宁、甘、青、新等各省。30年代以后，林竞积极组织且参与了新亚细亚学会、开发西北协会等活动，极力主张“开发西北”，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认可，遂有“西北拓荒者”与民国以来谈西北问题“第一人”之称。

过往学者对林竞虽有所论①，但依旧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研究内容上更多突出对林竞西北考察内容的介绍。第二，所论的史料基本以他的考察日记《西北丛编》为主。鉴于此，笔者除了结合林竞的相关著述之外，还竭力搜集民国其他文献，以其“西北情结”作为研究视角，探究他此情结形成的过程、缘由，以及社会影响。笔者通过对林竞这一著名的“西北拓荒者”个案分析，试图以小见大去展现民国考察者对西北的共同情结，从而凸显西北对中国的意义与价值。

一、亲临西北：林竞“西北情结”的形成

林竞的“西北情结”形成于1917年至1927年间三次考察西北，及随后任职于西北的为官历程。然而出于这种诚挚的情节，终使林竞走向启迪国人探究西北的过程。

他在考察中写道：“然举之以示国人，知之（西北）者，有几人哉？知之而潜然以思，谋所以辟大荒，探宝箧，而图为不朽之业者有几人哉？”［1］所以，林竞本着“奚得穷源，若为崎岖，何来真相”［2］1的考察精神，意在为国人增添一个新领域，“述其梗概，俾资留心边地者之需助”［3］2，以便世人探究西北。他对西北考察，涉及民族、宗教、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历史沿革等内容，并将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西北地区民族、宗教状况复杂，不免相互争夺。同治兵燹，导致民国初年有些地区依然破旧不堪，如宁夏县“盖自同治兵燹后，至今尤未恢复旧观也”［2］83，安西县旧有人口“两千余户，同治回民起义后，只余数百户，历年劳徕绥辑，尚不及千户”［2］207。林竞提出，“此后应绝对本民族共存共荣之旨，施无偏无私之政，以达化除畛域之境”［1］。同时，他认为国人胸怀“真如海洋之量，无所不包也”［2］130，希望能够通过包容实现团结民族。

国计民生方面，西北人民处境较为凄惨。林竞看到甘肃“人民穷苦，十余岁男女至仅着一破裘，而下体则任其裸露，可谓极世上之最可悯者矣”［2］159。新疆居民“于街北挖池蓄之，称曰涝坝，以备全市一年饮料，池底余沥，臭不可闻，卫生二字诚难言矣”［2］252-253。贫穷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使匪患丛生，内蒙古“达拉旗近年被匪掳掠一空，已成赤贫矣”［4］。宁夏“穷民之多与税局相辉映”，当局“既不能培养生息，又复变本加厉，人民安得不穷”［2］94。

西北边疆工商凋敝，百业不兴。林竞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工商业、资源、农垦等方面作了独特阐释。绥远一带萧条的工商环境直接影响了传统皮毛业的发展。林竞认为该地“地旷人稀，居民脑筋单简”，“工业迄未发达”，建议“倘能搜罗专门人才，集资购办机器。将细洁绒毛，以治绒呢。粗短之毛，以治毛毡。生皮以治熟皮”，如此“便以行销甘新青海内外蒙一带”［5］。西北地区蕴藏丰富，各种资源种类繁多。林竞在新疆考察时看到奇台县“煤窑地方见该煤矿发火，夜间如同白昼，延烧周围达百余里无人过问”，过天山“经阿克苏见盐山口全山悉系盐质结成，其佳者如水晶”，但整体难有所为，“苟交通一便，则其余可迎刃而解矣”［3］13-14。西北地区宜农宜牧，其中河套平原的灌溉农业古已有之，民国以后荒地较多，林竞看到“蒙人仅知以荒地作牧场，从事牧畜，而不知种植”，“汉人之欲开辟其地者，彼复多方拒绝，死守其地，任其荒废”［2］49。至于缘由，林竞指出，“垦务局往往积欠荒价，不能照付，甚失蒙人之心”［4］。

概而言之，鉴于上述复杂的社会问题，林竞产生了经营西北之决心：“他日西北开发，不特经济方面，予全国以莫大之助力，则历史上西北所留存各种政治难题，均可迎刃而解矣”［2］393。于是，繁荣西北的崇高信念开始扎根于林竞心中，亦是其“西北情结”形成之来源。

西北曾在国史上有着辉煌的地位，“即吾国的学术文化为世界上最早六发源地之一”［6］2，其特有的历史、景观流芳百世，有着独特之魅力。当林竞游览宁夏北塔时，记述该塔“高十层，鼓勇而上，万象罗列眼底”［2］83。对于自然景观，林竞记述道，“五泉山，即皋兰山”，“余等由中间石磴拾登，则见佛舍重叠，楼阁轩敞。更登高一望，目穷三面，黄河冻冰，白光一带。城市烟火，罗列眼前，诚奇观也”［2］125-126。可见这些景观足以让林竞惊叹不已，亦使其加深了“西北情结”。当林竞抵达绥远时，看到“商人殷勤招待，并无望报之意”，感叹边地“遂得保存醇厚之风，此诚内地人士所不能梦见者也”［2］53。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西北的敬畏之情。林竞认为：“吾人旅繁华之地，恒以人物嘈杂，扰乱心神，致生厌烦。苟行西北大荒，则觉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一顽石一蝼蚁，无不可寄以同情，所谓境随心迁，心随境变，信然。”［2］71其实很多西北考察者与林竞都有如此心境。李安宅在20世纪40年代考察西北藏区时指出，边疆“奇花异草，美不胜收，足以使人陶醉，如坐春风”，而“边民”也是“具有天真的健美”并“富于超世的热情”，因此他认为“不管经过多少困难，总不能不说边疆具有一种吸引力”［7］。这也确实加深了考察者的边疆情结。

然而，西北考察充满了艰辛。林竞凭借顽强的精神三次完成了西北考察的重任。诚如他在西行途中所见，“此去一片戈壁，草木不生，焦躁如常，无论冬夏，一经日晒，热可炙人，长途行旅，渴不得饮”［2］199，“一物未入口，至是以不知饿，亦无办法，然求一点开水而不可得”［4］。面对环境之困难，林竞写道，“连日跋涉，尘垢满身”，“天下事有其苦者，必有其乐，旅行者之生活，毋乃类似”［2］119。笔者以为，林竞一行人何以无畏牺牲之精神远赴西北，通过他与其妻书信可知。“此行苟为个人利禄计，则余宁舍利禄，而回京一视为快，无如所负使命甚大，不得不守公而忘私之戒。”［8］可谓一语透露其探究西北为国利民的志向，亦是林竞“西北情结”之初衷。

由于林竞考察时常与当地政界人士多有融洽，对促进西北与中央关系起到积极作用［9］，因此后来任职于西北。1928年，出任西宁道尹的林竞看到当地尚无医院设施，卫生条件极为落后，便积极筹建了平民医院，这是青海现代卫生事业的开始［10］132。他在西宁工作期间，“整饬吏为己任”，又“致力于村民之训练，以谋旧村之改善”，“躬自操作，事无不举，人无不服”［11］。因其组织能力及才干，被刘郁芬所嘉奖，称其“苦心经营不遗余力”，拟每月“准给津贴洋二百元”［12］。后来林竞与当局政见不和，最终悲愤辞职，但这种服务建设之精神，更能彰显其建设西北之情结。

由此观之，林竞之所以能够矢志不渝地提倡开发西北，这与其早年亲临西北密切相关。他考察时所言：“过天山，度流沙，循葱岭之墟，溯罗布之源，睥睨欧亚，钩稽今古，为人类辟一新领域，为国人筹一新出路耶！”［2］195亲临西北的实践经历是林竞“西北情结”的重要形成过程。其一，西北考察让他看到了西北社会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并产生了建设西北的想法。其二，西北广阔的资源与土地使得林竞看到了经营西北的可能。其三，西北悠久独特的历史、自然景观吸引了林竞，亦加深了他的情结。其四，为官西北，虽然效果有限，反而鼓励世人探究西北之信心。当他的“西北情结”形成之后，终使林竞在后来走向了呼吁国人去探究西北的崇高使命。

二、林竞“西北情结”的缘由

“情结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依恋，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思维偏向”，而“西北情结”是指“对西北广博历史背景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情感纠葛、执着眷顾”［13］。林竞对西北所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一定的缘由。

林竞以“班霍”自比，意在追求开发西北之伟业，实根源于西北考察。1917年，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有意经营西北作为皖系军阀势力范围，财政部官员多以西北艰苦而拒绝。林竞以“别人怕去，我偏要去”之原故，开始了第一次考察，并如他所说的“像这次的动机，可以说为好胜心所驱使”［14］。当林竞第一次完成考察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时，看到俄国的边疆建设比中国好，遂产生了经营边疆的想法。“要经营边疆便要自己先去”的“爱国心所驱使”［14］，便是其第二次西北考察的动机。1918年冬，林竞奉交通部之命欣然远赴绥、宁、甘、新、外蒙勘测路线，完成了人生中第二次西北考察。两次西行使林竞在社会上获得了较高的声誉。1921年，林竞受中国华侨联合会款待并作了现场演讲，呼吁华侨“苟能移海外之资，国内之民集于西北，则地利既辟，康乐可图，人以何乐而为乱乎”，“数十年含蓄之元气一旦发洩，不特西北之荣，实华侨之光也”［15］。《京报》也称林竞“对于西北一带情形颇为熟悉”［16］，亦足见其声望。林竞西北之行得到了各界认可，使其对西北产生强烈情感，他认为“革命是要在不革命的地方去革的，是要在黑暗的地方寻找光明的，南方虽然黑暗究竟是比西北好一点”［14］，终促使林竞第三次西北考察。他将西北工作当成革命，是其“生平服膺主义，绝对以大多数民众为立场”，“并捻知东南革命风气较为普遍，故特注重西北工作”［17］29。可见林竞将发展西北作为复兴整个民族的事业。后来的西北考察者也都秉着这种精神，如薛桂轮考察结束后说道：“茫茫神州、沉沉大陆，倘有实行救国救民、利己利人之主义者乎！窃愿以最简单之方式、进最诚恳之忠告曰：‘还是到西北去。’”［18］62

此外，林竞也发现了边疆所呈现出极强的研究价值，并且“任何一个问题都够我们一辈子的努力”。其一，所谓中国军事史就是“西北的事情”，是可以研究的。其二，西北许多同胞长相各异、文化不同，有冲突，但是具有研究价值。其三，西北地区的社会制度、宗教与内地是不同的，如蒙古、甘肃的“封建制度”，青海西藏“政教不分”及回教喇嘛教等。其四，西北历史悠久，“被流沙埋没在地下的至少有几十国呢”［14］，确实值得研究。由于西北有如此多的研究价值，也促进林竞长期以来重视探究西北的重要因素。

“治史必须贯通古今中外，整体之下研究具体。”［19］142治近代史“不仅在于贯穿内部的时空，还需上出嘉道，跨越国境，连贯古今中外”［19］125。故研究林竞的“西北情结”，需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思考何以会产生。

近代以来，救亡图强成为国人首要目标。边疆问题已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问题紧密相连②，而林竞在考察西北前的几十年正值中国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即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西北史地学主要侧重于社会环境与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及开发边疆的建议。如龚自珍“耕者毋出屯以恳，牧者毋越圈而刈，上亩虐下，下亩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20］312，指出新疆农耕人口与畜牧人口要彼此和谐共生的道理。西北史地学对后世的边疆研究影响深远。林竞等边疆考察者对边地国计民生、资源等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考察，其方法可视为19世纪西北史地学的延续。民国年间，各种社会问题也让林竞等学人重新将目光指向了边疆。林竞表示，“内地各省，人满为患，地利将尽，复因不平等条约重重束缚，处处予我一阻力”，“故虽有善良制度与政策，施行极感困难”，反之“西北天府，乃全国未来之生产泉源”［2］2-3。对此，陈赓雅深感赞同，以“沿海有余之财力人力，开发西北，固属当务之急”［21］6。所以，王述曾感慨，西北“如此宝藏，不予开采，而使货弃于地，启外人窥伺之心，良为可惜”［22］。与此同时，边疆形势的恶化令人担忧。林竞指出：“强邻起窥伺之心，突厥趁危，西域动鼓鼙之兆。藩篱已撤，门户洞开，国防如是其急亟也。”［2］398民族学家李安宅更是说道：“处心积虑想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却不怕艰苦。日本人大批大批地前往内蒙古，英国人不断进入西藏去进行挑拨离间。我们自己的国土，我们为什么自己不去工作呢？”［7］11另外，西北地区种类繁盛的资源也为经营提供了条件。林竞在考察时看到西北蕴藏丰富不禁感叹：“我乃拥有如此庞大之区，任其荒废。倘能及时开发，一面吸引世界之投资，一面即为供给世界物品之市场，前途希望如是其远大也。”［2］398吴学衡也说：“如果真能脚踏实地的在西北方面，痛下一番开发建设的功夫，则西北不仅在国防上得以稳固，而且全国民生问题的解决，与西北开发尤为有关了。”［23］林竞与后来学人的西北边疆情结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固然林竞的“西北情结”虽有其个人因素，但时代动因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近代以来传统的“王朝—国家”边疆体系逐渐崩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边疆亦愈发显得重要，就林竞所言，“昔日于边疆无所求，今则非边疆将无法以自存”［24］。正因为如此，“西北情结”已然成为了精神动力，使林竞等考察者千里迢迢奔赴西北，感受深厚历史底蕴的同时，也看到了巨大发展潜力。他们不约而同来到西北考察，其初衷与先辈们的西北史地学者如出一辙，也促进了近代第二次边疆研究的高潮，为开发西北起到了思想指南。

三、开发西北：林竞“西北情结”的社会影响

林竞作为民国西北拓荒的先行者，他以各种方式提倡国人开发西北，对激发时人探究西北有着深远影响。

关于林竞鼓励国人探究西北，早在考察期间就已存在。1918年，林竞西北考察路过绥远时，看到“沿途平坦，岌岌红柳，相望于道”，感慨“大好河山，有待开发，海内之士，曷兴乎来”［2］53。1921年林竞受华侨联合会款待并现场演讲时，呼吁华侨开发西北，“西北为黄金世界，苟能从事开辟，不但可供全国之需要，实可容许全世界人类之要求”［15］。1924年林竞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能够派遣熟悉西北人员一名，随带土木工程师及农药专家书记各一人，前往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处分段调查气候、土水、风土民情、经济状况、商业状况等列为统计并制成图表以备开发西北的建议［25］。同时林竞还针对经营西北提出一些建议，诸如水利、修路、农田等建设思想，但北洋政府对其建议“虽经采纳，卒因经费无着，未曾举办，殊为可惜”［2］406。林竞认为，开发西北不仅能够振兴当地经济，更能复兴整个民族。笔者以为，这也是其“西北情结”的根本目的。如林竞在1925年第三次西北考察时对绥远都统所言，“国接扰攘，非和平不足以救国，经济困穷，非开发西北不足以裕民生，十年来环抱此志”，“余又将有三度西域之举，此行也，益将以此相号召”［8］。由此可知，正当人们在高谈论阔开发西北之时，林竞却十几年前就已经三度深入西北考察并主张西北开发，也无愧于民国考察的先行者。

20世纪30年代以后，边疆形势急剧恶化，尤其是“九一八”以后，“国人渐注意西北之开发，近来日人西进日亟，俄人赤化新省企图日渐显明，因此西北危险的程度，也不亚于往日之东北了”［26］。概言之，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使得林竞以更大的热情继续鼓励世人探究西北，进而投身于开发西北的事业中。1933年，林竞受梁漱溟邀请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参观并对“西北问题”做了演讲。林竞根据所见所闻指出，“从历史上政治上文化上去分析西北在中国位置之重要”，“在国难期间国人更当注意西北，因西北问题较东北问题尤为严重，倭奴虽抢占我东北土地，然而我东北人民多属汉族，对内地关系较深，只要人心不死，东北终有光复之一日”，西北种族不同“宗教之分歧”，“苟有外人稍一挑拨，则前途大可虑也”［27］，希望通过开发西北挽救民族危机。其他考察者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王述曾指出，若将东北与西北比较，西北“重要性实有过之”，且“西北内部的复杂，危机的潜伏，恐较九一八以前之东北为尤甚”，故“对于西北若不积极开发，以稳固边防，消灭危机，融洽民情，则西北势必导东北之覆辙”［22］。

与此同时，林竞也先是组织了开发西北协会，又与戴季陶、张继等民国元老发起了新亚细亚学会并兼任该会委员，而这两个学会在当时都是著名的研究边疆问题的组织，足以证明他对西北工作的热情。鉴于林竞是新亚细亚学会委员兼任理事，因而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有关探究西北的文章。1930年，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当年，林竞发表了著名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边务》一文，重点阐述了他的三次西北考察动机与边疆研究的价值，可视其为林竞“西北情结”之根源，从中亦能看出他启迪世人去探究西北的目的。1931年新亚细亚学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林竞受邀做了简短演讲，“我国关于这类文化团体的组织，寥寥无几，以致中国问题反而由外国来研究，这是中国人多么惭愧的事呢”，所以新亚细亚学会的意义“就是采取欧美各国新的科学的方法，迎头赶上‘振兴’亚细亚文化，恢复亚细亚故有精神的意义”。其任务是“中国边疆问题之研究”、“东方民族问题之研究”，其中就边疆方面“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项来研究”，这样“分门别类，不厌求详，既可以得更深刻的研究，且可收分工合作之效果”，因而林竞最后也谦虚地表示，“本会同人，能力薄弱，深望各位先进，不时赐予指教与援助”，让本会蒸蒸日上，借以表达开发西北等边疆之情。［28］

此时的林竞是很多边疆学者的榜样。一位署名“真知”的学者在1930年专门前往林竞家中拜访，谈话中林竞渴望与“吾辈志趣相合，他日有缘可多邀研究西北问题之同志集谈，共谋西北之发展”［29］。20世纪30年代，林竞寓居上海，与寄情塞外、怀抱壮志的边疆研究团体往还至密。他与沪上各种边疆问题学会及边疆旅行团交往密切，并对即将考察的旅行团做恳切之演讲，“大意谓长途旅行，足以发扬民族之精神。辟利源而裕国计，宣教化而辟新疆。故步行团为中国青年最好之出路”［11］。概言之，林竞对这些边疆研究团体不仅知之甚祥，还常亲赴指导鼓励其探究边疆。林竞亦主动鞭策后来的边疆研究者，勉励他们探索边疆“须要共同努力，则一切均可化解”［30］。此外林竞专门为周颂尧的《京绥游记》作序，称赞此书“于记载名胜古迹山川文物道里风尚外，又将农垦林牧水利矿产诸项祥查附录于后”，其用意“苟非宏开天府用裕国计，必无升平之望”，“故将以促海内仁人志士之兴起也”［31］2。他在激励后学的同时，也希望能促进更多人去探究西北。1933年，林竞特意为马霄石的《开发西北之先决问题》一书题词：“然真正能作实地考察者仍不多见，或虽实际考察，而能作真确之见解者尤不可多得：兹篇以西北人士作西北实地之考察，其所见自有独到之处。经营西北者不可不手执一篇以资考镜也。”［32］5由此可得，林竞对后学研究西北甚至中国边疆问题的鼓励与支持，追根究底与他开发西北的初衷不谋而合。

恰逢此时，林竞的西北考察日记《西北丛编》出版。《申报》等知名报刊也都多次报道了他的考察日记，有助于人们对西北的认识与开发。《西北丛编》是林竞三次考察西北的日记，其不仅是对西北地区的历史沿革、山川河流、国计民生、民情风俗、自然资源等概况的介绍，更包含了他深入西北对很多社会问题独到的剖析与阐释，形成了价值很高的开发思想。正如林竞所说：“开发西北，目下正高唱入云，而西北实地调查之作无多，此书免可为研究西北者参考之资料。”［2］2当时《申报》称赞《西北丛编》，“我们不得不感谢林竞先生著的这本《西北丛编》的出世”，“林竞先生是位旅行家，可以说是中国最早能用科学的方法、政治的眼光注意到西北边地问题的一个”，“开发西北等问题说，在现今是高唱入云的时髦调，然而在十五年前林先生却早已注意到、而且曾行遍西北，这我们能不说他是开发西北的先觉者吗”［33］。另有期刊指出，“本书著者林竞先生，曾居住西北多年，无远不届，无微不悉，反留心西北者无不知有林先生其人”，兹编“其于政治经济方面，颇为记载。而于人情屈俗，物产，尤祥记无疑”，故此书“足为近日开发西北之参考，至履行西北者，得此为指南，则更为益不浅也”［34］。足见《西北丛编》是开发西北不可多得的资料，为鼓励国人研究西北提供了材料，也为随后的西北考察者提供了参考。陈赓雅《西北视察日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等30年代中后期的西北考察都是以国计民生、民俗风情等问题为主，虽角度稍异，但亦能殊途同归。

林竞在呼吁国人开发西北所展现出的昂扬激情，就像他为《青海风土记》作序时写道，“民国五年我去新疆，回到内地谈起西北两个字，听的人十个倒有九个要瞌睡”，然而“十几年来，在各处和几个同志们天天叫喊着‘开发西北，开发西北’，到了民国十三年以后，居然叫醒一部分人到西北了”［35］3-4。显然，鞭策人们去探究西北，亦是他“西北情结”突显的使命。“九一八”以后，开发西北成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继林竞之后出现了很多西北研究者，他们与林竞有着共同的“西北情结”。郭维屏指出：“我中华目前救亡国存之唯一出路，在乎开发西北也。”［36］1934年，远赴西北考察的陈赓雅也认为，“吾人际此河山破碎，边疆日蹙之秋”，应“前往新疆视察，期以所得，贡献国人，以资确切认识边疆状况，并促开发计划之日早日实现”［21］8。另一位西北考察者马鹤天在《西北考察记》中指出，“以供研究西北者之参考”［37］。一言以蔽之，以林竞为主的西北问题研究者，甚至不远千里亲临西北考察，可以说他们的最终心愿在于让世人意识到西北的重要，从而完成探究并建设西北的历史伟业。

四、结 语

林竞早在民国初年就三次前往西北考察，亦曾短暂任职于西北。这些丰富的经历，让他逐渐形成了浓厚的“西北情结”。如他所言，西北是“理想世界，黄金政治，均可随时日而收工，非同内地之烦杂也。吾愿世之具班、张、赵、霍之才者，毋为鸡骛得失之争，大大悟，相率投荒，工作千秋万世之业，某虽为之执鞭是所愿也”，显然林竞将此情结内化成了动力，并激励世人探究西北的重任。时人称赞林竞“借以引起国民远大之志，是亦林君提倡开发西北蕴藏之先声也”［11］。

值得注意的是，林竞虽为著名的西北研究者，但并非只是个案，尤以当时严峻的社会形势下，依旧有众多学子参与探究西北。诚如马鹤天所说，“西北为中华民族发源之地，以将来言，西北为中华民族最后奋斗之场。唯有开发西北，是中国前途一线生机，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38］，然而“开发西北，必先明了西北之实地情形”［39］。所以林鹏侠指出，西北考察的人皆以工业、矿产、农业、民情风俗等为主，“意在促起国人注意西北之重要”［40］3，可见其与林竞有着相同的情结与目的。正是这种情结催化成了“西北”动力，从而推动更多人去探究西北。

回顾国史数千年发展，周秦汉唐，无一不是立足西北而坐拥天下，故西北之重要尽人皆知，这亦是为何民国学人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充满着“西北情结”，将西北作为繁荣整个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以林竞为首的学人呼吁国人探究西北的风潮，也促进了民国政府对西北的重视，但囿于各种因素，西北始终未得到有效地开发，这也成了林竞等西北探究者的遗憾。

注释：

①关于林竞的研究内容，学界也有相关论述，如郑立于《足下万里路 胸中八月潮——记中国西部拓荒先行者林竞》，《浙江方志》2000年第4·5期；李倩《民国时期的西北考察家述评——以林兢为中心》，《民族史研究》2011年；刘满《林竞和他的〈西北丛编〉》，载刘满所著《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张琦《林竞开发西北思想探析》，《丝路视野》2018年第18期；等等。

②此部分内容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