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二涛

西夏建立之初曾与宋朝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分别是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以及定川寨之战。其中，发生在康定元年（1040）的三川口之战是宋夏之间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意义。笔者在翻阅相关史料时发现，此时北宋的军事实力应比西夏强，但西夏却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宋夏双方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宋夏双方的军事制度差异等，但其中宋夏双方对军事情报的搜集与运用对战争胜败具有重要的影响。学界以往对三川口之战的研究在情报方面的探讨似有不足①，笔者将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同时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这一领域作深入的探究。

一、战云渐聚：战前宋夏双方对情报获取的态度

党项族早在唐朝贞观年间便已盘踞西北，唐末发展到拓跋思恭时势力已逐渐变大。党项族曾臣服于中原王朝，在德明掌权时期，一直奉行的是向宋称臣、与宋朝进行边境贸易的政策。这种相对和谐的关系维持了将近三十年，在德明统治后期，其子元昊开始对父亲的对宋政策不满，多次建议德明不要臣服于宋朝，应谋求自立，史载：

（元昊）数谏德明无臣中国，德明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终无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1］2593-2594

德明去世后，元昊顺利袭爵即位，其对宋的不满渐渐显露，并在景祐元年（1034）对宋朝边境进行了数次试探性进攻：

是月（正月），赵元昊始寇府州。［1］2662

（闰六月）乙丑，府州言赵元昊自正月后数入寇。诏并代部署司严兵备之。［1］2682

先是，庆州柔远蕃部巡检嵬逋领兵入夏州界，攻破后桥新修诸堡。是月（七月），赵元昊率万余众来寇，称报仇。［1］2691

在这些战争中元昊并没有要攻城略地的迹象，比如元昊曾多次进攻宋朝边境的府州，但却没有要攻占府州。早在天圣年间元昊就开始对府州的情况进行了试探：

天圣中，契丹与夏人会兵境上，声言嫁娶，惟忠觇得其实，率麾下往备之，尝戒士卒毋轻动。一夕风霾，有骑走营中，以为寇至，（折）惟忠坚卧不动，徐命擒之，得数诞马，盖敌所纵也。［1］2643

折惟忠时任府州知州［2］129，元昊采取试探举措得知折惟忠深谙用兵之道，可以看出元昊对于战前情报获取的重视。元昊通过这些试探性的进攻不仅可以刺探宋军的军事实力，还也可以察看宋朝边境的地形等情况，获取这些重要情报可为日后的大举进攻做准备。

元昊向宋方发动多次试探性进攻，双方互有胜负［2］135。他从这几次进攻中得知宋军实力较强，加上自己的准备也未完成，此时进攻宋朝并没有取胜的绝对把握。此外，元昊还了解到和自己相邻的唃厮啰政权以及甘州回鹘的残余势力也都还臣服于宋朝，如果此时进攻宋朝很有可能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元昊根据对获取情报的分析，制定了先打败唃厮啰和甘州回鹘，然后再进攻宋朝的战略方针②。元昊在彻底打败唃厮啰和甘州回鹘后，便进入到备战阶段，采取各种举措以获取宋方情报：

（宝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乞令使臣引护，并给馆券，从之。元昊实欲窥河东道路故也。［1］2849

这仅仅是元昊诸多刺探情报方式中的一例。此时元昊已将攻宋排上了日程，只是在进攻地点的选取上还有待考察和确认。

然而事有凑巧，就在元昊紧锣密鼓地实施进攻宋朝的计划时，党项内部却发生赵山遇降宋一事。山遇为元昊从父，在降宋之前与其弟分别掌握着党项的左右厢兵。山遇在攻宋一事上与元昊有巨大分歧，他奉行的还是德明的对宋政策，与元昊的对宋政策刚好相反，山遇多次对元昊进行劝谏。而元昊对于山遇的劝解非但不听，还要诛杀山遇，走投无路的山遇便选择投奔宋朝。山遇作为党项的军政大臣，对其内部的重要情报自然是了如指掌。关于山遇对党项情报的了解，范仲淹在其奏议中也有反映：

昨贼界投来山遇，尝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万，余皆老弱，不任战斗。［1］3079

既然山遇了解党项重要的情报，一旦归宋的话，势必会对党项造成巨大的影响。清人吴广成也曾说到：

山遇手掌西夏军政，其初至延州时，即言元昊精兵才八万人，余皆老弱不堪战斗，盖深悉国中虚实者。若留以为西蕃屏翰，则用其手足，制其心腹，较之中朝将佐冒昧操戈，其效当不啻倍蓰。［2］148

从宋方的角度来看，山遇的降宋是宋方了解党项内部矛盾以及其军事部署等绝密情报的绝佳机会，对于宋方无论在加强边防或者进攻党项等方面都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宋方这边又是怎么处理此事的呢？史载：

先是，山遇等预寄珍宝于士彬以万数，（郭）劝诘士彬，士彬利其物，答云无有，且言未尝招诱之。［1］2880

李士彬对山遇的归降是进行过招诱的，他只是为了获取山遇的财宝而没有承认这件事，这就可以反映出李士彬对此时西夏政权内部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山遇确定要归宋之后，李士彬便向鄜延路都钤辖司进行请示：“是时知延州、管勾鄜延路军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郭劝，都钤辖、四方馆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军、供备库副使朱吉。”由于此事重大，郭劝、李渭等人不敢擅自决定，便又请示宋廷，并附加了其建议：

今山遇云欲归明，本司（鄜延路都钤辖司）商量，已录白下告身，令士彬复以告身付福罗，自从其所告谕福罗，以元昊职贡无亏，难议受其降款，已遣还。臣等仍恐虏为奸诈，已戒缘边刺候严备去讫。［3］221

从这个建议中可以看出郭劝、李渭等人对于此时党项内部斗争这一重要情报毫不知情，反映出宋方边境大臣对党项情报获取的严重不足。而宋廷在经过讨论之后颁布诏书：

诏钤辖司及环庆、泾原、麟府等路各谨斥候，如山遇复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己意约回，务令边防安静。［1］2880

从宋廷的这封诏书中便可以看出，宋廷对此时党项内部政治势力之间相互斗争的情况也并不了解，只是想一味地维持与党项边境的安宁。宋方对山遇归降做出了错误指令，失去这次了解党项情况的机会。关于宋廷这一处置的后果，欧阳修在其奏议中曾指责到：

往年山遇舍元昊而归朝，边臣为国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尽诛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纳，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绝西人归化之路，坚其事贼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怀元昊，而终至叛逆，几困天下。是拒而不纳，未足存信，而反与贼坚人心，此已验之效也。［4］1622

宋廷对于山遇事件的处理造成了两个重大影响。一者，宋廷拒绝山遇的投降造成宋方失去了了解党项情报的绝佳机会；二者，宋廷拒绝山遇归降，并把山遇送给元昊，使山遇及其族人被杀的做法，让党项以及其他有归宋之心的人，不敢再怀此想，宋方获取情报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渠道。宋廷在下诏不得接受山遇归降之后，“（郭）劝、（李）渭寻遣山遇还，山遇不可，即命监押韩周执山遇等送元昊。至摄移坡，元昊集骑射兵射而杀之”［1］2880。

元昊在射杀山遇之后，基本上消灭了党项政权内部反对自己的势力，遂于宝元元年（1038）冬十月甲戌称帝，可见山遇事件成为元昊与宋彻底决裂的事实节点。史称：“元昊既杀山遇，遂谋僭号。”［1］2881元昊在称帝后，向宋派出使臣进行告知。时任延州知州的郭劝和钤辖李渭等人在看了元昊的表函之后，认为元昊虽称帝，但仍可以进行教化，由此反映出宋方边境大臣对西夏情报获取之少。

此后，宋廷派出大量的文臣武将去镇守宋夏边境的泾原、环庆、鄜延以及河东路等路，还采取各种措施去增加边防。宋方虽然大大加强了边防建设，但是元昊对宋的试探性进攻依然在继续。这也说明元昊此时还没有确定下来主攻方向。此时可供元昊选取的进攻点主要集中在泾原、环庆、鄜延以及河东这四路上。

首先，于河东路而言，不仅在地理上与西夏有山河之隔，而且在防守一线府州，还有像折继闵这样的悍将镇守，其家族“自晋、汉以来，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5］8861。除了折氏家族之外，宋廷还派莫州刺史任福来任岚、石、隰等州的都巡检使。任福虽然是刚被任命到河东路，但却对河东路道路、地形等情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其言：“河东，蕃戎往来之径，地介大河，斥候疏阔，愿严守备，以戒不虞。”［1］2913可见任福是一个知兵知地的宿将，这无疑也会对防守河东路起到重要作用。况且，还有天堑黄河阻隔，此段黄河水流湍急，历来不易渡河作战。整体来看，元昊在当时进攻河东路的阻力较大。

其次，西边环庆路此时的情形为“环庆路边寨甚密，远者不过四五十里，近者三十里，列据要害，土兵得力。贼又不知彼处山川道路，兼有宿将刘平、赵振在彼”［1］2954。环庆路与西夏紧邻之地有着大量的堡寨，由于这些堡寨相隔距离不远，便能够应对元昊进攻③。环庆路还有刘平、赵振两员宿将。刘平历任西北边境，在知邠州的时候还曾由于镇压叛乱有功而被升迁。早在景祐元年（1034）知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的时候，刘平便已经察觉到元昊有称帝迹象④。在元昊宣布称帝后，宋廷还多次对刘平追加重要差遣，说明宋廷也认为对西夏比较了解的刘平比较适合镇守西北。因此，刘平的确算是宋朝西北的一员宿将，有他镇守环庆路，对元昊具有很大的威慑力。环庆路还有一员宿将赵振，“为隰州兵马监押，捕盗于青灰山，杀获甚众。高平蛮叛，徙湖北都巡检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湿，弓弩不利，别创小矢，激三百步，中辄洞穿，蛮遂骇散”［5］1046。赵振不但有着多次参与战斗的经历，而且有勇有谋，还多次在宋西北出任差遣，其对西夏的了解势必会远超其他武将。环庆有这样一员武将，使元昊不敢轻易进攻。

再次，泾原的情况是“其泾原路，即镇戎军、渭州，城壁坚固，屯兵亦众，复有弓箭手、蕃落骑精强，况高继嵩累经任使，其余偏裨，并是诸处选换之人，兼有西蕃瞎氊牵制，贼众不敢辄进”［1］2954。宋廷以高继嵩为“将家子结发从戎，有志于功名，故历任未尝不在边要，而所至有威声治状可述”［6］。高继嵩经常驻守与西夏交界地带，势必会对西夏比较了解。诸多因素使得元昊也不敢轻易大举进攻泾原路。

最后，就只余鄜延一路了，那当时鄜延路的情形又是如何？范雍在奏议中有详细的分析：“其地阔远，而贼所入路颇多。又寨栅疏远，今东路自承平至安远，约二百里，自长宁至承平百余里，自长宁至黄河一百里，中间空阙，并无城寨。”［1］2954鄜延路与西夏相邻的边界有数百里之长，很难做到像环庆路那样，每三四十里便修建一个堡寨。纵使修建出来，一时也没有那么多兵力去驻防。而且鄜延路与西夏之间又没有黄河这样的天堑，这就使得鄜延路在边境防守上比河东路薄弱了很多。鄜延路“系昊贼纳款之时出入道路，山川险易，尽曾涉历，而复咫尺银、夏，便于巢穴”［1］2995，这就表明元昊对鄜延路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同时鄜延路距西夏银州和夏州较近，也便于元昊的撤退、增援以及大军的粮草供应等。⑤

为了解清楚宋朝边境地形、道路情况，元昊曾进行多次试探性进攻，还曾以供佛五台山为名义察看宋河东路［1］2849。为了深入了解宋朝情况，元昊曾“潜使人出入诸边，刺探机事”［2］153。元昊通过向宋派出大量的间谍获取宋的情报⑥。了解了宋朝边境情况之后，元昊便会选择较为容易进攻的鄜延路。鄜延路的延州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⑦，“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将不守，则关辅皆危”［7］350。攻占了延州之后，便有可能进一步进军关中。因此，元昊最终把进攻目标定在鄜延路的延州。

二、盛兵临边：元昊的进攻与对情报的利用

元昊在真正进攻延州之前，为了更加了解鄜延路的情况，也曾多次对鄜延路发动试探性的进攻。比如在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的时候进攻了保安军和承平寨：

是月，西贼寇保安军，鄜延钤辖卢守懃等击走之。贼又以三万骑围承平寨，鄜延部署许怀德时在城中，率劲兵千余人突围破贼。［1］2944

元昊发动的这些战争对于了解延州附近军队战斗力等情况有很大作用。

为了迷惑宋方使其无法有效应对元昊的进攻，元昊又向宋方使用了疑兵之计。元昊向宋散布假的进攻地点，使得宋方把兵力部署在其他地方，以此来减少进攻的阻力：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东路，犯安南、承平两寨，又以兵犯西路，声言将袭保安军，故延州发兵八万，支东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虚由北路击破金明寨……［8］173

关于这一点在《涑水记闻》和《聚米图经》中也有记载：

正月初，还屯华池，寇又声言由保安来。雍俾怀德壁承平，部署元孙、钤辖德和屯保安以御之。［3］78

元昊本举兵趋延州，延州悉发兵扞东西两路。［1］2970

范雍把时任鄜延路副都部署的石元孙也调到了保安军进行布防，使得延州的城防大大减弱，为元昊进攻延州提供了时机。

元昊还向延州知州范雍假议和，降低范雍戒备之心：

是岁，元昊遣衙校贺真来见范雍，自言欲改过自新，归命朝廷。雍喜，厚礼而遣之，凡先所获俘枭首于市者，皆敛而葬之，官为致祭。真既出境，虏骑大入，诸降虏皆为内应。［3］242

范雍作为延州知州和鄜延路的最高指挥者，居然很轻易便相信元昊的假议和。至于范雍为什么会相信元昊的假议和，这应和当时宋廷采取边境安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宋廷在战前一直奉行该政策，才导致宋廷没有对西夏的情报足够重视，以至于宋方的刺事者大都是“但略涉境上，盗听传言，塞命而已”［9］1483。这就造成边境官员对于西夏情报了解远远不够。而范雍正是由于对于西夏的情报了解不足，才导致他无法辨别元昊议和的真伪。同时，作为文臣的范雍其实并不希望元昊攻宋，而是期望边境安宁。这从范雍得知元昊要议和时的表现便可以看出，“雍喜，厚礼而遣之，凡先所获俘枭首于市者，皆敛而葬之，官为致祭”［3］242。不料元昊议和使臣贺真出了宋境之后，大军从土门攻入了宋境［3］242。

由于元昊先前使用的疑兵之计，使得宋方把军队大都布防在其他地方，因此元昊大军便轻松从土门攻入宋境。进入宋境之后，一路采取突然进攻的方式，很快攻至金明县。至于元昊大军为何能快速行军至金明县，这和元昊路线的选择有很大关系。史载：

延州之境，东自长宁塞以次带西北至德靖寨。沿边回远，接贼界地分约七百里。旧分三路，中路塞门大川，直至延州。北至金明、栲栳两寨。上又分路东入安远寨，自背水川入。北入塞门寨。自塞门川入。沿边虽是山谷，然诸处并有大路通行人马，有浑州、塞门两川，最是宽平，易行大军。先朝五路八界，廷召自塞门川进军。向时元昊大入延州，亦自塞门川安然直至城下。［10］694

元昊的进攻路线是从土门进入，然后沿着可以容纳大军行进的塞门川行军，塞门川道路宽平，保证了元昊大军的行军速度。且从塞门到金明县之间人烟稀少，抵抗甚少。元昊这一最佳行军路线的选择，再次反映出元昊在战前军事情报等方面准备得非常充分。

要进攻延州，首先要攻占延州的门户金明县。关于金明县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金明寨，控金明一川之口，本汉高奴县地，董翳所居。后魏为广落县，隋改金明，唐置化武州。本朝以县为寨，东至青化寨八十里，西至招安寨二十五里，南至延州四十里，北至龙口平二十里。［11］882-883

延州都监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贼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1］3036

获取宋方大量情报的元昊也深知金明县对于进攻延州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为攻取金明县做准备。镇守金明县的都监李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万人，延州专使控扼中路，众号铁壁相公，夏人畏之”［1］2969。元昊知道有李士彬这样一员虎将把守金明县，强攻势必会损失惨重，因此选择智取。元昊首先对李士彬采取了诱降之计，但是由于李士彬与羌族有世仇［1］2901，元昊的诱降计策都以失败告终，“元昊叛，遣使诱士彬，士彬杀之”［1］2969。元昊最后则采取了骄兵之计，史载：

元昊使其诸将每与士彬遇，辄不战而走，曰：“吾士卒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于地，狼狈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由是益骄，又以严酷御下，而多所侵欲，其下多怨愤者。元昊乃阴以金爵诱其所部渠帅，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1］2969

元昊成功诱降李士彬的部下，也可以反映出他对李士彬与部将之间关系这一情报也是知晓的。再反观宋方，则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有更大的把握去攻占金明县，元昊还让部下采取了诈降的手段：

元昊乃使其民诈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请徙置南方，雍曰：“讨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赏以金帛，使隶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隶诸寨甚众。［1］2969

这些投降者就好比是元昊派在李士彬身边的一个个间谍，元昊通过这些诈降之人和诱降的李士彬部将提供的情况，掌握了金明县的防守等情报，再去攻取金明县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元昊在进攻金明县的时间上，对李士彬也散布假情报进行迷惑：“元昊乃盛兵攻保安军，自土门路入。壬申，声言取金明寨，李士彬严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释甲而寝，翌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擒，遂乘胜抵延州城下。”［1］2967元昊通过向李士彬使用迷惑之计，使其无法专心应对进攻，待其防备松懈之时，再一举进攻，很快便攻下了金明县。

为什么李士彬手握十万兵力，元昊却能在很短时间攻下了金明县呢？

首先，金明县虽然有十万兵力，但“金明北百里之间，元有塞门、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二十六所”［7］260。那么，李士彬是集中兵力守重要堡寨，还是分散兵力去各个防守呢？史载：

雍初闻贼大举，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贼得入，怀宝谏曰：“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势弱，不能支也。”士彬不从，怀宝遂力战死。［1］2969-2970

李士彬既然把兵力分散出去，就势必造成每个寨的兵力都不足以与元昊大军抗衡，再加上元昊先前分派在金明县各个堡寨的诈降之人作为内应，元昊很容易攻破各个堡寨。

其次，“李士彬世为属国胡酋，领金明都巡检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万人”［3］242。可见，李士彬与这十万驻军是胡人。李士彬与西夏有世仇，不可能被元昊所诱降，但这十万胡兵并非如此：“羌戎之性，贪利畏威，若不结以恩信，惮以威武，而欲仓卒驱之御敌，汉强则助汉，贼盛则助贼必矣。”［12］4193元昊很有可能会根据获取的情报对这十万胡兵进行诱降，事实果真如此，“如李金明三十余族，向时失于存抚，尽为元昊以利招诱，逐部首领临阵皆无斗意”［9］1379。非但如此，这些胡兵在元昊攻占金明县之后，还听从了元昊的指挥攻宋，“延州之战，李士彬帐下蕃兵数万，先被驱掳，反为其用”［1］3140。

元昊通过派遣诈降之人对李士彬的手下及胡兵进行诱降，再加上范雍、李士彬决策的失误，以及元昊在进攻金明县时使用的疑兵之计，最终使得元昊很容易便攻占了号称有着十万驻军的金明县。这些都足以反映出元昊在战前对宋方情报搜集的充分程度。

金明县被攻破之后，延州便没了屏障，直接展现在元昊面前。史载：

元昊反，先破金明寨，杀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溃，乃破塞门、安远寨，围延州，盖其篱落先亡矣。［1］3144

由于金明县仅距延州城四十里，元昊大军很快抵达延州城下［1］2967。元昊大军的行军速度之快，史料中有多处的记载：

士彬先使其腹心赤豆军主以珠带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马奔延州，范雍犹疑之，使人诇虏，皆为所擒。［3］242

元昊攻下了金明县，李士彬的妻子和母亲逃到延州城，而范雍却仍不相信，继续派人刺探。可见，元昊攻占金明县的速度已超出范雍的预料。元昊行军速度之快还表现在其大军已经行至延州城下，而刘平等增援军队还在去往土门的路上：

（范雍）移牒使（刘）平将兵趣土门救应。十五日，平将所部三千人发庆州。十八日，至保安军，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十九日，与元孙合军趣土门。有蕃官言：“贼兵数万已入塞，直指金明。”会得范雍牒，令平、元孙还军救延州，平、元孙引兵还。［3］213

范雍在战后的奏议中也提到了元昊大军的行军速度：

西贼既知本路无锐兵宿将，遂悉举众而来，攻围李士彬父子寨栅，三日之内，径至州城下。［1］2979-2980

元昊大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与战前大量搜集宋方各方面情报有直接关系。

先前范雍为了在边境防御元昊的进攻，把石元孙派到了保安军驻防，导致延州的城防薄弱。同时，范雍对元昊的战略判断错误，使得延州城防空虚，“一日元昊驱众十余万围延安城，会大将石元孙领兵出境上，城中守卒才数百人”［7］350。元昊选择此时进攻延州，很有可能是已经获取了石元孙不在延州、且延州城防空虚这一重要情报。在元昊抵达延州城下之后，范雍才急忙派人令刘平和石元孙增援延州，毋庸置疑，此时的延州城局势已然是“风雨飘摇”。

三、盲人瞎马：宋方对情报的忽视与战争的失利

此刻元昊已率大军已包围了延州，而刘平等人却还在增援土门的路上。刘平在接到范雍增援延州的命令之后，便星夜兼程赶往延州：

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议进师，裨将郭遵曰：“吾未识寇深浅而瞽进，必败；请先止此，侦而进。”平叱曰：“吾谓竖子骁决，乃尔怯沮吾军！”遂呼马乘去。［3］79

在部将提出先侦察获取具体局势情报再行军的合理意见后，刘平却一意孤行，表现出对战争中情报搜集的不重视。但是前文已提到刘平曾有多次在西北地区出任差遣的经历，并早已发现元昊有抗宋之心，建议宋廷加强边防［5］10499-10500。刘平“将家子，素知兵，若使将西北，可以制敌”［5］10499，他对于宋朝西北局势和元昊应是比较了解的，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员宿将会对部将要求侦察军事情报这样重要的建议不采纳呢？

首先，刘平等人接到范雍增援延州的命令的时候，延州已经被元昊所围，并且延州守城士兵才数百人［7］350。如果刘平听从部将的建议派人进行侦察军情之后再行军，势必会严重影响行军速度，加大延州被攻占的危险。其次，“（刘）平刚直任侠，善弓马”［5］10499，这样的人很容易意气用事，“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1］2967再加上宋夏整体实力相差悬殊，元昊在进攻延州之前的几次试探性进攻大都以失败而告终⑧，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刘平低估元昊实力，“平得雍初檄，即率骑兵三千发庆州”［1］2967，元昊大军有十万之多，而刘平只率三千骑兵进行增援，可以看出刘平的轻敌。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刘平最终只顾匆忙发兵，对敌情和部将建议都置之不理。

刘平等人在增援延州的时候，元昊也关注着援军行军情况。等援军到达延州附近时候：

寇伪为雍使，督平进，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单骑引众。”平信之。寇稍翦取，亡数指挥，乃寤。［3］79

可以看出元昊对于此时宋朝军情传递制度是相当了解的，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骗取了刘平的信任，还可以看出元昊大军就在援军附近，而刘平却毫不知情。

那么，为什么元昊能够轻易骗取刘平的信任呢？此时宋方又是怎样来验证军事情报的真假呢？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宋仁宗朝军情传递是有严密的保密措施的，王曾瑜先生在其专著《宋朝军制初探》中说到：“传信牌为宋真宗时所设，用于部队行军作战时的传令和通信。”［13］402关于传信牌具体的运用《武经总要》有明确的记载：

因制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柄，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黑，上施纸扎。每临阵，则分而持之；或传令，则书其言，而系军吏之颈，至彼，合契，乃书复命焉。［11］766

军情传递中的保密措施王曾瑜先生也有阐述：“为了防止传信牌中的字条被敌军夺去，泄漏军情，又采取所谓‘字验’的办法。”［13］402关于“字验”的具体使用，《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也很清楚：

旧法：军中咨事，若以文牒往来，须防泄漏；以腹心报覆，不惟劳烦，亦防人情有时离叛。今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

请弓、请箭、请刀、请甲……

右凡偏裨将校受命攻围，临发时，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如有报覆事，据字于寻常书状或文牒中书之，加印记所请。得所报知，即书本字，或亦加印记。如不允，即空印之，使众人不能晓也。［11］767-769

仁宗朝的军情传递的保密措施还是比较健全的，如果范雍严格按照这些保密措施来传递军事命令的话，元昊几乎是没有可乘之机的。但笔者在查阅史料的时候发现范雍在与前线将领传递军情时使用的都是“牒”⑨这种文书：

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闻夏虏将自保安定土门路入寇，移牒使平将兵趣土门救应。……会得范雍牒，令平、元孙还军救延州，平、元孙引兵还。……是时，东染院副使、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将兵二千余人屯保安军北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趣之。［3］213

范雍并没有使用具有保密功能的传信牌来传递军情。据《宋史》记载：

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翰林学士王尧臣、知制诰叶清臣等请制军中传信牌及兵符事，诏令两制与端明殿学士李淑详定奏闻……［5］3595

从时间上看，三川口之战发生在康定元年（1040）正月，丁度等大臣的上奏是康定元年五月，也就是说虽然当时已经有传信牌和字验的保密方法，但是可能由于宋朝长年没有作战，这种保密措施并没有在军中执行下去。故在三川口之战中范雍很有可能只是通过“牒”这种普通的公文文书来传递情报，没有任何保密措施，刘平被元昊欺骗就不难理解了。同时，范雍连军事机密都只用普通文书来传递，表明宋方在战争中对自身的军事情报保密性不重视，必然是因为宋方在战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刘平援军经过日夜兼程到达了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与元昊大军相遇。双方经过几次交锋，互有胜负。黄昏，元昊派轻兵进攻宋军，宋军后退了二十几步。此时，在宋军阵后的黄德和见到宋军后退，以为是宋军战败了，便急忙率部下逃跑。于是宋军阵势大乱，纷纷逃跑。刘平急忙派儿子宜孙命令德和回来，但没有成功。刘平最终只阻拦了近千人，仍与元昊大军力战。之后元昊大军停止进攻，刘平等人退守到西南山下。第二天，元昊大军向宋军发起进攻，最终打败宋军，俘获刘平和石元孙等将领。此时天降大雪，元昊十万大军的粮草供应便成了问题。同时由于元昊率大军倾巢而出，西夏境内空虚，元昊担心退路被切断，才下令退兵。⑩史载：

元昊犯鄜延，诏麟府进兵。（张）岊以都教练使从折继闵破浪黄、党儿两族，射杀数十人，斩伪军主敖保。［5］10523-10524

元昊寇延州，仲宝将兵至贺兰谷，以分兵势，败蕃将罗逋于长鸡岭。［5］10514

前线的主帅和将领没有重视情报而吃了大亏，那宋廷在战争中又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庚辰，鄜延走马承受薛文仲入奏，元昊寇安远寨，六宅使、化州刺史、金明县都监李士彬与其子左班殿直怀宝并战没。诏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都监黄德和领兵防边，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援之。其士彬所部蕃汉人户，仍令延州亟加招集。时朝廷犹未知延州被围、平等已败故也。［1］2969

二月丙戌朔，诏并代副部署孙廉趋鄜延界并力击贼，仍令秦凤、泾原、鄜延、环庆部署左右援之。先是，环州赵振、庆州高继隆以经略司檄各出兵救延州，及至，贼已出境。廉被诏继往，未至延州，贼出境盖踰月矣。［1］2971

由于宋廷与前线的距离遥远，宋廷在战争中下达的增援命令几乎不起作用。宋廷得知战争的情况是从前线传回的，而“按延州去京二十四程，明年八月十七日，贼寇镇戎军，时二十五日奏到，凡九日耳”［1］2955，也就是说宋方的军情从延州传到东京的时间大概需要九天，宋廷在得知前线军情方面存在严重的滞后，从而造成宋廷对前线的指挥很难见效。

结语

宋夏三川口之战历来都是研究宋夏战争史和宋夏关系史之要津，其规模看似不甚巨大，然影响却是十分深远。对于三川口之战本身来说，元昊为了在进攻宋朝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先是打败臣服于宋朝的甘州回鹘以及唃厮啰政权，以免腹背受敌。其后再为进攻宋朝进行全面的准备，从地形情报收集、刺探宋方军事实力以及改革西夏内政等方面做多方准备。元昊知己知彼，取得战争胜利。胜利后的元昊继续寻找下一个进攻地点。反观宋方，宋廷对于西夏的态度在战前一直满足于防守，完全不重视有关西夏情报的搜集，这就助长了元昊攻宋的决心，宋方在战争中惨败成为必然。

注释：

①学界以往对三川口之战的研究也有涉及情报方面的，如赵继颜《北宋仁宗时的宋夏陕西之战》，载《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福鑫《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载《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李范文《西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李琛《从李元昊对情报的利用看西夏对宋三场战争的胜利》，载《军事历史》2007年第3期；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康华《宋夏战争中的军事情报探析》，载《兰台世界》2014年第22期；等等。但这些研究成果对三川口之战中宋夏双方对情报运用的研究似有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②关于这一观点，李蔚先生也有论述，参见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③关于堡寨在宋夏战争中的作用参见史念海《河山集》第四集第49—5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吕卓民《简论北宋在西北近边地区修筑堡寨的历史作用》，载《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229—2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崔玉谦《宋夏缘边堡寨军事功能研究》第6—17页，2014年宁夏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④关于刘平知定州时进言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平在定州，尝建言：‘臣前在陕西，见元昊车服僭窃，势且叛矣，宜严备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第2692页，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

⑤关于元昊选择进攻鄜延路的原因，王天顺、李华瑞等也有论述，参见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白滨《元昊传》第76—7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王天顺《西夏战史》第125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第60页；程龙《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第69—7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37页。

⑥关于元昊刺探宋方情报的研究，参见王福鑫的《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载《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李琛的《从李元昊对情报的利用看西夏对宋三场战争的胜利》，载《军事历史》2007年第3期；牟云阶《北宋军事情报探析》第11页，2011年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⑦关于延州的战略地位，参见陈朔《论延州在宋夏和战中的战略地位》，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⑧元昊在进攻延州之前对承平寨的进攻，参见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第2944页。

⑨关于“牒”这种文书的具体分析，参见（日）平田茂树的《宋代文书制度研究的一个尝试——以“关”、“牒”、“咨报”为线索》，载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邓小南《宋史研究论文集（2008）》，第22—42页。

⑩参见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的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的《涑水记闻》卷四，第78—79页；卷一一，第212—216页；卷一二，第219页；卷一二，第241—242页。又见中华书局2004出版的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第2966—2970页。又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三，第157—160页。关于元昊的退兵的原因，李范文先生有较详细的分析，参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李范文《西夏通史》，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