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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皇十九年所建“横堑”工程地理位置初探

2021-11-25□艾

西夏研究 2021年4期
关键词:突厥长城遗址

□艾 冲

开皇十九年(599),隋文帝批准左勋卫骠骑将军长孙晟的建议,将归降的突厥启民可汗部众从云中川(今前套平原)迁至河曲(今鄂尔多斯高原),以保障其游牧经济的安全。同时,为突厥启民可汗部众游牧区构建南、北两道“横堑”,既作为其游牧区域的防护工程(北线),也作为其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地标设施(南线)。然而,经历1400多年的斗转星移、地貌变迁与社会演替,隋代旨在保护突厥族游牧经济的“横堑”工程的地理位置早已不被后人知晓。这项工程措施对隋代北部边疆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实有探究的必要性。

一、关于隋代“横堑”的文献记录

隋朝的“横堑”工程,在古代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

(一)《隋书》关于“横堑”的记述

隋代“横堑”工程,最早见于唐代初期编撰的《隋书》。《隋书·长孙晟传》载:

(开皇)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晟说染干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雍(虞)闾疾之,亟来抄略。染干伺知动静,辄遣奏闻,是以贼来每先有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雍闾大惧,复共达头同盟,合力掩袭染干,大战于长城下。染干败绩,杀其兄弟子侄,而部落亡散。染干与晟独以五骑逼夜南走,至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自将染干驰驿入朝。帝大喜,进授(长孙晟)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寻以染干为意利珍豆启人(民)可汗,赐射于武安殿。……寻遣(长孙晟)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染干。安义公主死,持节送义成公主,复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上并从之。[1]1333-1334

依据此段引文,可知“横堑”的重要信息。其一,“横堑”的功能是保护启民可汗部众及其畜牧经济的军事防御设施。其二,“横堑”分布在阴山南麓的东流黄河以南、夏州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则古城)与胜州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间。其三,“横堑”分为南、北两道,即北线横堑(外横堑)、南线横堑(内横堑),两道“横堑”间距四百里(隋代里程),其东、西两端皆至黄河之滨。其四,将启民可汗部众迁入南、北“横堑”之内区域保护起来,并让他们发展游牧经济,以期达到“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的目的。

(二)《资治通鉴》有关“横堑”的记载

宋代成书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对隋代“横堑”也有明确的记录,尤其是相关事件的时间线索。《资治通鉴》载:

(开皇)十九年,春……二月,甲寅,上幸仁寿宫。突厥突利可汗(笔者按:即染干)因长孙晟奏言,都蓝可汗(笔者按:即雍虞闾)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诏以汉王谅为元帅,尚书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以击都蓝,皆取汉王节度;然汉王竟不临戎。都蓝闻之,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袭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长安。帝大喜,以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冬,十月,甲午,以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突厥归启民者万余口,上命长孙晟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时安义公主已卒,复使晟持节送宗女义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归者益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虞闾抄掠,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上从之。[2]5562-5569

据此可知,长孙晟奏请发民开掘“横堑”工程的时间是在开皇十九年(599)十月,很快得到隋文帝的批准。因此,“横堑”动工构建的时间是在开皇十九年十一月。

(三)《北史》关于“横堑”的记录

《北史·突厥传》载:开皇十九年(599)十月,“拜染干为意利珍豆启人可汗,华言‘意智健’也。启人上奏谢恩曰:‘臣既蒙竖立,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是时安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部落归者甚众。雍虞闾又击之,上复令入塞。雍虞闾侵掠不已,遂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人畜牧之地。于是,遣越国公杨素出灵州……以击都蓝。师未出塞,而都蓝为其麾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3]3297

据此可知,参加“横堑”工程构建的劳动者乃所谓“徒”也,即指征调的内地服徭役者——民工。他们极有可能就是长孙晟督率的“五万人”,在大利城营建竣工后,又赴黄河以南地区展开南、北两道“横堑”的开筑工役。

二、隋代“横堑”的地理位置

依据史书的记载,隋代“横堑”的宏观分布区域是清楚的,即“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但是,南、北两道“横堑”的具体位置究竟在今何地?笔者在此引用隋唐时期文献记载、当代发现的古长城遗址与文物资料,试作探索。

(一)依唐代文献记载来推论南线“横堑”位置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载内地通往边疆地带的道路总计七条,其中的第三条道路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其经行的地方与走向就涉及隋代南线“横堑”工程。原文大致如下:

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剗、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又经故阳城泽、横剗北门、突纥利泊、石子岭,百余里至阿颓泉。又经大非苦盐池,六十六里至贺兰驿。又经库也干泊、弥鹅泊、榆禄浑泊,百余里至地颓泽。又经步拙泉故城,八十八里渡乌那水。经胡洛盐池、纥伏干泉,四十八里度库结沙,一曰普纳沙;二十八里过横水,五十九里至十贲故城,又十里至宁远镇。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乐戍。戍在河西壖,其东壖有古大同城。[4]1147-1148

引文中的“内横剗”就是隋代构建的南线“横堑”。“剗”字,即“刬”(chǎn)的繁体字;其意与“剷”(“铲”、“鏟”的异体字)相通,即铲削、挖掘之意,亦指铲削或挖掘而成的工程设施。壖,亦作“堧”(ruán),河边平地之意。

“内横剗”的所在位置,透过此段引文所述地名的定位剖析,大体可以判断出来。在这段路途中,夏州城至可朱浑水源是其第一程,约长120里,起点站就是夏州城,即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则古城。乌水,原称黑水,即今乌审旗南部的纳林河。贺麟泽,故址在今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镇)北部的珠如贺敖包村附近。拔利干泽,故址在今乌审旗无定河镇北部苏吉山村附近。沙,即初期毛乌素沙漠所在地,分布于今乌审旗南部的苏吉山村与阿拉陶勒盖村之间。沃野泊,当在今阿拉陶勒盖村北侧。长泽,即今乌审旗陶尔庙北侧、东西狭长的湖盆洼地。白城,坐落在契吴山巅,是赫连连勃勃登高远眺而大发感慨之地;其子赫连昌特意在此构筑白城,内建勃勃庙,以供祭祀;在今乌审旗驻地嘎鲁图镇西偏南的阿拉陶勒盖低山上。阿拉陶勒盖,即阿拉托洛海、阿拉特老亥,乃蒙古语地名音译为汉文用字不同所致。[5]可朱浑水源,即今海流兔河源头,在今乌审旗阿拉陶勒盖低山北坡。

在夏州城至可朱浑水源的120里路程上,“内横剗”恰好处在唐代“沙”(初期毛乌素沙漠)之北、“沃野泊”(今阿拉陶勒盖村北方)之南,相当今阿拉陶勒盖村北侧。由此向东、西两方延伸分布。

(二)南线“横堑”的古代遗址佐证

前文推定,隋代南线“横堑”分布在今乌审旗阿拉陶勒盖村北侧,并向东、西两方延伸。其向西方的段落因唐代后期,初期毛乌素沙漠的逐步扩张而被湮塞,仅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南部存留约长2千米的遗址。而其向东的段落,地表也有遗迹可资证明。这就是前些年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西部发现的古代长城遗址。可惜的是,它们被调查人员误作“秦昭王长城遗址榆林段”。其实,它跟战国秦长城是出现于两个时代的产物。

在今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南部的沙化草原区域,存在一座特布德古城,使用时代应是两汉时期。隋代南线“横堑”遗址横贯该古城中部,打破了其完整性。经过实地踏访,南线“横堑”遗址略呈土垄状,高于两侧地表,穿过古城,向东、西延伸,各长七八百米,加上古城的东西长度约400米,总长约2千米。虽然,当地早已沙化,但这条土垄形迹相当明显,易于辨认。①

在今榆阳区西部,古代长城遗址分布在补浪河乡、巴拉素镇地界。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榆阳区西部的古长城遗址呈现西偏北—东偏南的走向。“起自补浪河乡方家海子村,向西南(引者按,应作东南)经向阳、席家圪崂、思家塘、蒿老兔,巴拉素镇的新庙滩、贺家滩至何家梁村西,全长约20公里。沿线仅存断续的夯筑墙体,思家塘一带发现障城遗址。”[6]244-245但是,这道古代长城遗址与战国秦昭王长城遗址的走向呈现出横向交叉关系,显然并非同时代的军事工程。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看法。例如《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道:“一些学者认为,上述三段长城的走向似有矛盾,依据文献记载及地形分析,本市境内的明长城应系利用秦昭王长城修葺,在明长城沿线也发现有秦、汉遗址,为一说。”[6]621参照《隋书》等文献记载,榆阳区西部的古代长城遗址应是隋代南线“横堑”的遗存。

至于榆阳区西部的古代长城较为详细的遗址信息,大体如下所述。在补浪河乡境,存在方家海子村、蒿老兔村两段古长城遗址和思家塘村古城址。第一段古长城遗址分布在补浪河乡方家海子村至向阳村,“位于沙漠地带,西北至东南走向,长约4公里。暴露断续夯筑城垣,残高1—2米。其东南与席家圪崂秦长城相望”。第二段古长城遗址即蒿老兔村长城遗址,分布在补浪河乡席家圪崂村至蒿老兔村间,“位于沙漠之中,西北至东南向分布。起自席家圪崂村,向东南经思家塘村西,至蒿老兔村,全长约5公里。暴露断续夯筑城垣,残高1—2米。思家塘村西存有障城遗址”。至于思家塘村障城遗址,位于思家塘村西50米,“障城东依长城而建,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垣夯筑。东垣即为长城,长约100米,北垣长约300米,南垣长约160米,西垣无存。……城东50米处发现古湖泊遗迹,地势低洼,土色灰黑,长约1000米,宽约50米”。[6]621在巴拉素镇境,存在两段古代长城遗迹,分布于新庙滩村、何家梁村。第一段即巴拉素镇新庙滩村古长城遗址,“位于沙漠之中,西北至东南向分布。起自补浪河乡蒿老兔村,至于巴拉素镇新庙滩村,全长约5公里。暴露断续夯筑城垣,残高0.5—1.5米”。第二段即何家梁村古长城遗址,分布于巴拉素镇何家梁西村西侧,“起自贺家滩村东南1公里处,向西南(笔者按,应作东南)延伸至何家梁西村,全长约4公里。墙体多被流沙掩埋,仅暴露出断续夯土台和陶片”。[6]621《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所谓“秦长城遗址”显然是一种误判,不可凭信。

上述古代长城遗址显然并非战国秦长城,而是隋开皇十九年(599)长孙晟奏请构建的“横堑”工程,理由有五。

首先,这道古代长城遗址的走向为西北—东南走向,跟战国秦长城的西南—东北走向截然相反。两者在空间关系上呈现十字交叉的格局。这显然并非同时代军事官员所谋划和设计,表明它们并非同一时期的军事防御工程。反之,它跟《隋书》等古代文献所载“横堑”适相吻合。

其次,在这道长城经由地带发现散布的陶片、绳纹筒瓦、磨石等遗物无从证明其为战国秦汉长城。因为是在沙漠中零散的发现,虽然“陶片有泥质或夹砂灰陶,饰以绳纹,器形可辨陶鬲、陶罐等”,显然起不到证据作用。

再次,“思家塘障城遗址”内虽然存在五铢钱、四棱铁簇等汉代遗物,但也并非该道长城的直接证据。隋代人们构建“横堑”工程可能利用了思家塘古城的东墙,因为在该古“城东50米处发现古湖泊遗迹,地势低洼”,“横堑”工程只得绕道而建,在局部改变其走向。

第四,榆阳区西部古长城遗址跟《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载“内横剗”(今乌审旗阿拉陶勒盖村北侧)恰好处在东西相望的一条线上。两者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应是同一道“横堑”的不同区段。

第五,所谓“横堑”,即指东西方向横亘的绵延数百里的堑壕与城墙。因为挖掘堑壕而铲出的土石就堆筑或夯筑于其内侧,与壕堑并行而立,蜿蜒伸向远方。因此,将“横堑”视为长城类军事防御工程,缘由就在于此。隋代南线“横堑”(内横堑)由于朝向南方,其壕堑在南侧(外侧)、城墙在北侧(内侧);而北线“横堑”(外横堑)由于朝向北方,其壕堑在北侧(外侧)、城墙在南侧(内侧)。既然如此,榆阳区西部的古长城遗址应是隋朝保护启民可汗部牧民游牧经济的“横堑”工程之一。

依据前述剖析,推论隋代南线“横堑”的基本位置如下:自榆阳区补浪河乡方家海子村西去,进入乌审旗南部阿拉陶勒盖村北侧,再西去鄂托克前旗南部特布德古城遗址,西达宁夏境内黄河东岸;再由补浪河乡方家海子村东延,历经巴拉素镇新庙滩村,以及长城则、芹河(西东流向)、榆溪河、色草湾村、庙台梁村、康家湾村、方塌驻地,沿着佳县葭芦河经王家砭镇打火店村转向东,循朱家坬镇南部的车会河,东至泥河沟村,止于黄河西岸[7]232-233,或自王家砭镇经通镇至佳县县城附近的黄河。

(三)北线“横堑”的古代遗址证据

“横堑”(外横堑)工程的分布位置,在唐代文献中未被记录。尽管如此,它必然延伸于黄河南侧区域则毫无疑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有“横水”。过去个别学者认定它是指唐代黄河,显然不妥。也有学者指出,它是今毛布拉格孔兑河西侧的支流河川,这是正确的判断。倘若进一步剖析,这条被称作“横水”的河川可能与隋代北线“横堑”存在着某种关联,即隋代北线“横堑”构建过程中利用“横水”河谷,也未尝不可。

至于隋代北线“横堑”的具体位置何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论及十余年前在今达拉特旗北部发现的古代长城遗迹。但是,调查人员因在古代文献中无法查明其建造时代,遂暂称之为“秦昭王长城·达拉特旗段”。这是有待商榷的不妥判断。依据相关调查资料,在达拉特旗北部,这道古代长城遗址分布“在库布齐沙漠北部边缘,西起自树林召乡王二窑子村东,呈东西走向,东经锡尼召村、秦油坊村、王爱召村、门肯梁村,至新民堡村东侧中断,全长约30公里。夯筑土墙,残基宽约10米,高2—3米,夯层厚约8厘米。锡尼召村南,有一方形烽燧址,边长约10米,高约3米”[8]575。树林召乡,今称树林召镇;王爱召村、门肯梁村、新民堡村属于今王爱召镇。我们于2015年夏季在锡尼召村附近实地考察这段古长城遗址时,仅看见浅浅的一道沟状洼地,未见到地表残存的墙体遗存。附近的村民告诉我们,这就是长城遗迹。②2021年4月,我们实地调查了新民堡村、门肯梁村、王爱召村段长城遗址,尤其对王爱召村王爱召庙南墙外侧地表留存的长城遗迹印象深刻,在黄色的沙化地表,呈现白色的古代长城墙体相当引人注意,初看就能辨识③。

就已发现的达拉特旗北部古长城遗址而言,东西横亘于今树林召镇与王爱召镇南部。它与陕西榆阳区西部古长城遗址情况近似,亦并非战国秦长城遗存。其原因就在于如下四点。其一,所谓战国秦长城的判断实欠妥当。在长城遗址“沿线采集有绳纹板瓦、泥质灰陶折沿盆、敛口罐等残片”,显然无法证明它是战国秦长城。其二,此地古代长城遗址所在区间恰与《隋书》等文献记载北线“横堑”位置相吻合。此道长城遗迹分布在隋代夏、胜两州政区北部,应属于北线“横堑”遗存。其三,这道古长城遗迹的走向呈现出自西趋东走向,跟真正的战国秦长城的西南—东北走向绝不符合。何况在今哈什拉川东侧尚未发现长城遗迹,无从表明它与战国秦长城的组合关系。但其东西走向正与《隋书》等文献所载北线“横堑”的走向相符。其四,达拉特旗北部古长城遗址与榆阳区西部古长城遗址的空间距离恰好符合隋代两道“横堑”间距400里的记载。这是一个可靠的佐证。

据此推论,北线“横堑”的空间分布是呈线状分布在今达拉特旗北部的王爱召镇与树林召镇境内,自王爱召镇向东,延伸于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吉格斯太镇南部,再抵准格尔旗北十二连城乡北部黄河西岸;它自树林召镇向西,穿行于展旦召苏木、昭君镇、恩格贝镇、中和西镇南部沙区,再西经杭锦旗独贵特拉镇南部库布齐沙漠中,循唐代“横水”河谷西去,终止于今呼和木都镇侧近黄河东岸。是否如此,尚待日后深入实地调查研究。

三、隋代构建“横堑”的历史背景与其作用

“横堑”是在隋朝与北部边疆的突厥部族政权反复博弈的军政大背景中,应客观形势而采取的工程措施,在特定时段发挥着保护启民可汗部众的安全与其游牧经济的积极作用。

(一)“横堑”建造的历史背景

开皇十七年(597),突厥贵族首领之一——突利可汗染干在内部斗争中失利,追随隋朝使者长孙晟归降。其后,在隋朝中央政府的扶持下,染干被册封为“启民可汗”,其实力逐步强大起来。在此过程中,为使得启民可汗部众得到休养生息,遂迁入“河曲”之中,任情放牧。同时,为之构建保护性的“横堑”工程。

其历史背景描述如下,即隋朝先后发动四次北伐战争。第一次北伐,始于开皇十九年(599)二月。隋朝筹划三路出兵,征伐突厥部族政权。汉王杨谅为元帅,高颎随之出中道——朔州道,杨素率军出西道——灵州道,燕荣率军出东道——幽州道,进击突厥大可汗——都蓝可汗(雍虞闾)。[2]5563-5567同年冬十月,在册封启民可汗之后,隋文帝“又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二万为启民防达头,代州总管韩洪等将步骑一万镇恒安。达头骑十万来寇,韩洪军大败,仲卿自乐宁镇邀击,斩首千余级”[2]5569。

第二次北伐,开皇十九年(599)冬十月,隋文帝再度下令北伐。“帝遣越国公杨素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今河北怀来),大将军武威姚辩出河州,以击都蓝。师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蓝为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其时,长孙晟建议:“虏内自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抚,可以尽降。请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从之。降者甚众。”[2]5569

第三次北伐,始于开皇二十年(600)。是年“夏,四月,壬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引者按:当作步迦可汗),诏命晋王广、杨素出灵武道,即灵州道,汉王谅、史万岁出马邑道,即朔州道,以击之。……史万岁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达头惧而引去。万岁驰追百余里,纵击,大破之,斩数千级;逐北,入碛数百里,虏远遁而还。诏遣长孙晟复还大利城,安抚新附。”[2]5571-5572“达头复遣其弟子俟利伐从碛东攻启民,上又发兵助启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碛。……帝又遣赵仲卿为启民筑金河、定襄二城”④[2]5572-5584。

第四次北伐,启动于仁寿元年(601)冬十二月。其年“春,正月,丁酉,徙河南王昭晋王。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代州总管韩弘(洪)于恒安。……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2]5588。同年冬十二月,“诏以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挟启民可汗北击步迦”。至仁寿二年(602),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寿宫。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率诸军追击,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复进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骑稍后,亲引两骑及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虏不之觉;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悉得人畜以归启民。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寇抄。[2]5590

至仁寿三年(603)冬季,“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皆叛步迦而降于启民。步迦众溃,西奔吐谷浑。长孙晟送启民置碛口,启民遂有步迦之众”[2]5600。

依“横堑”工程构建的历史背景可知,其防护作用发挥于开皇十九年至仁寿三年间(599—603)。

(二)“横堑”的历史作用

在这四年间(599—603),“横堑”工程对于处在饥饿羸弱状态的突厥启民可汗部众而言,是存亡攸关的保障措施。幸得隋朝中央政府的体恤关照,迁之于“河曲”地域水草丰茂之区,并构建防护工程——南、北两道“横堑”,遂使启民可汗部众得到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元气,逐步壮大实力。

同时,隋朝政府军为启民可汗部众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尤其是仁寿二年(602)春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率部骑南渡黄河,进入“河曲”地域,掠夺启民可汗部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隋朝云州道行军元帅杨素率军追击,转战数十余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归启民可汗。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寇抄”。在此北疆政局稳定的背景下,仁寿三年(603)冬季,启民可汗率其部众迁离“河曲”而前往漠南地域,即“长孙晟送启民置碛口,启民遂有步迦之众”。此年之后,河曲地域“横堑”工程完成其军事保护作用,逐渐趋于荒废状态,淡出时人及后人的视野。

注释:

①2021年7月下旬,陕西师范大学古代长城考察队对宁夏盐池县、灵武市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隋明长城实施野外考察,在此期间,首次发现特布德嘎查南部的隋代“横堑”遗迹。

②考察队成员包括纪浩、李振华、赵学智、赵芳等九位同志。

③2021年4月下旬,陕西师范大学古代长城考察队对达拉特旗北部的古代城址、长城遗迹展开田野调查。

④笔者按:金河,即隋代胜州金河县城;定襄,即恒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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