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双印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张氏归义军政权，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和粟特、吐蕃、退浑、鄯善、达家、南山、通颊、龙家等多个民族组成、僻居西陲一隅，仅辖有瓜、沙二州六镇的地方藩镇政权。归义军辖下人口数目尤其是汉族人口数量，由于正史缺载，敦煌莫高窟出土资料收藏分散以及对敦煌古藏文文献解读不够等因素制约，虽有多位学者依据不同资料，得出了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人口数据，但是所得数目相差很大，且利用归义军建立前一百余年敦煌户口资料去比对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户口数，显然是有问题的；再者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和归义军建立之初，大批少数民族迁入，敦煌地区居民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同时研究者很少将归义军辖下汉族人口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进行区分。而归义军时期敦煌汉族人口数量多少，不仅关系到吐蕃攻占敦煌之初所采取的一些对待汉民族的政策措施，更关系到归义军政权性质以及敦煌居民构成、恢复唐朝地方统治制度、加强敦煌地区汉文化传播和稳固统治等重要问题，很有必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人不揣浅陋，从正史所载相关资料入手，以敦煌汉文、藏文文书相关记载为依据，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提出我们新的看法。

一、学界对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人口数目的推论

《旧唐书》卷38《地理志·总序》云：“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元和掌计之臣，尝为版簿，二方不进户口，莫可详知。”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38《地理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93页。故自永泰后，因陇右、河西悉陷吐蕃，敦煌沙州户口不见于正史记载，敦煌张氏归义军时期依然。

齐陈骏先生依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指出敦煌是在吐蕃进攻沙州时遭到当地军民长期抵抗，“粮械皆竭”情况下以 “毋徙佗境，请以城降”为条件投降的。吐蕃占领后也没有强迫敦煌百姓迁徙它处，因此认为吐蕃时期沙州户口至少应当不会比天宝时减少得太多。848年张议潮收复沙州后，沙州成为归义军节度使驻所，自然要比河西其他几州繁荣一些，“这时敦煌的户口应当相应地比吐蕃统治时期有所增长”。他还依据《后晋天福十年 （945）寿昌县地境一本》“户三百五十九，乡一”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52页。的记载以及写于唐天宝年间的敦煌文书P.2738所载敦煌县共管13乡，加上沙州所管寿昌县一乡，得出 “如以寿昌县一乡有户三百五十九的比例来计，敦煌县十三乡，则应有户四千六百余。沙州二县，即敦煌、寿昌两县合计，大约应有户五千余，这一数字，比之于两唐书所载四千二百户显然就有所增加了”③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 （续）》，《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1年，第69－70页；收入齐陈骏《河西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1页。。如果以齐先生所依据《通典》唐天宝十三载“沙州每户平均有五人”④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 （续）》，《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1年，第69－70页；收入齐陈骏《河西史研究》，第90页。来计算，则归义军建立之初，敦煌人口约有二万五千余口。

日本学者土肥义和将八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敦煌汉文和其他资料中出现的敦煌居民姓氏编列成表，指出 “从表中所列数字看，九—十世纪敦煌各种姓氏的人口构成没有大的变化。若这种估计基本不差，则表3的人口总数 （10500人）约占敦煌总人口 （相当三万）的三分之一”。他还强调，“关于根据姓名，能够判断是外部人的，有3%－6%。可以看出，这些人大概多是较晚时期流入敦煌的外族人”⑤[日]土肥义和著，李永宁译《归义军时期 （晚唐、五代、宋）的敦煌 （一）》，《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第89－90页。。换句话说即八到十世纪敦煌居民中汉族百姓约占94－97%多，为二万八千余人。杨际平、郭锋、张和平诸先生赞同土肥义和观点，认为五代时期敦煌人口约在三万左右⑥杨际平、郭锋、张和平著《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4页。。

朱诚《敦煌历代人口发展简史》中，依据《通典》所载，指出唐代敦煌有 “六千三百九十五户，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人，又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沙州 ‘开元中 （公元727年）有户六千四百六十六’比《通典》多71户”⑦朱诚《敦煌历代人口发展简史》，《西北人口》1992年第1期，第64页。，但没有归义军时期人口资料。

李正宇先生得出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有户3949，以每户4口计共15196人。在文后所附 “敦煌郡历代户口统计表”中，张氏归义军时期有4308户，17232人①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92页。。李正宇先生在《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一文中，推测归义军时期敦煌瓜沙二州人口二万左右，“笔者推测，晚唐归义军时期，瓜沙二州总人口不过二万左右”②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第61页。。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笔者推测，晚唐归义军时期，沙州总人口不过二万左右”③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第46页。。

郑炳林先生则利用敦煌文书中张议潮收复凉州时率领蕃汉七千人军队的记载，推论“这种归义军的强盛局面也证实了张议潮时期敦煌地区的户口在三万口以上是可信的”④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第20－30页；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62－483页。。

汪永臻先生参阅李正宇先生对敦煌郡和敦煌县人口考证的文章并加以分析整理，指出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有4308余户，人口约17232人。⑤汪永臻《从人口变化看唐代河陇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西北人口》2009年第1期，第91－92页。

《酒泉历代人口》一书中利用敦煌文书S.11345的记载，指出其作为诏敕，可信度较高，但是文书中三万余口 “不是敦煌地区人口的全部，至少不包括归义军派驻敦煌以外地区的军队数量在内”，并且将S.788《沙州图经》所载 “户三百五十九”作为当时敦煌十三乡的平均户数，指出 “那样敦煌县应有4000户”。认为 “张氏归义军政权统治中期，经过张议潮、张淮深等人精心治理，于公元9世纪末期 （张承奉执政之前）达到鼎盛时期”，并依据S.4710、P.4989两件户口簿，得出 “两件文书综合之后每户约有11人。如果每户居民按照11口计算，则4000多户应当有4万余人。这与《宣宗关于归义军的诏敕》中的记载是接近或基本一致的”⑥孙占鳌主编《酒泉人口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4－102页。。

冯培红先生认为，《通典》卷174《州郡典四》载敦煌有6395户、32234人，是因为吐蕃进逼，导致敦煌聚集了较多人口；此外，786年敦煌陷蕃，吐蕃信守了 “毋徙佗境”的承诺，没有将敦煌百姓迁往它处；加上吐蕃占领后大量吐蕃、吐谷浑人移居敦煌，所以人口数字应当不会减少。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后，清查户口，向朝廷进献图籍，S.11345《唐宣宗诏敕》记载 “沙州郡敦煌平时三万余口”，因此，“848年张议潮收复敦煌后，称其人口有三万余人，是较为可信的。至于归义军全境的人口，因缺乏资料而无法统计”⑦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88－89页。。

二、已有敦煌张氏归义军时期人口研究的不足

齐先生推算归义军时期户口所用材料，一是考定写于唐天宝年间的敦煌文书P.2738v4《敦煌乡里并寺院名》①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页。中 “敦煌一县共有十三乡”②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 （续）》，《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1年，第69－70页；收入齐陈骏《河西史研究》，第91页。，二是《后晋天福十年（945）寿昌县地境一本》所载寿昌县 “户三百五十九，乡一”，因此认为沙州2县共管乡14，乘以每乡359户，“大约应有户五千余”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2页。。但是经王仲荦先生考证天宝初年“沙州领二县凡十三乡，与《元和郡县图志》开元乡数合”④王仲荦著，郑宜秀整理《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页。；陈国灿先生的考证则更加详细，认为 “在吐蕃占领敦煌以前的168年间，准确地说，建制为13乡的时间，不足50年，更多的时间是11乡”⑤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42页。，而且在唐代敦煌县管13乡的不足50年时间内，寿昌县是废县后作为敦煌县辖下寿昌乡被计算在13乡之内的。到了归义军统治的 “晚唐、五代到北宋，敦煌县只有十一乡”⑥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54页。，加上寿昌县管1乡，沙州实管12乡，而非14乡。若以1乡359户计，则张氏归义军时期应有4308户，而非五千余户。齐先生没有注意到归义军时期沙州管乡数目的变化，更何况用后晋时期寿昌县辖下1乡户口数作为平均数计算敦煌县下所管其他各乡户口数，显然是不够严谨的。

李正宇先生在 “敦煌郡建置沿革及疆域人口”一章中，得出张氏归义军时期户3949，口15196，⑦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81－84页。却在文后所附 “敦煌郡历代户口统计表”中，统计出张氏归义军时期户4308，口17232⑧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91－92页。。显然，正文中的户口数是以11乡，表格中的数据却是按照12乡计算得出的。实际上张氏归义军时期沙州敦煌、寿昌二县共管12乡，且以后晋时期沙州寿昌县下一乡的户口数作为平均数计算敦煌县11乡的户口数，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李先生在《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研究之七》中指出归义军时期沙州总人口不过二万左右，却在另一篇文章中称瓜沙二州总人口不过二万左右⑨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研究之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第61页。，数据有异。

敦煌陷蕃前经过了十余年浴血抵抗，无疑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同时，由于河西节度使府西迁，其辖下九军二守捉部分士兵、官属及河西各州汉族百姓随迁敦煌，估计人户不少。敦煌陷蕃后，吐蕃虽信守 “毋徙佗境”承诺，避免了汉族百姓流逸他处，得以完存，但却在吐蕃统治敦煌60余年内，又有大量吐蕃、吐谷浑人随迁敦煌。848年吐蕃在敦煌的统治被推翻。从848年到861年，张议潮经过十余年艰苦征战，又成功收复敦煌以外河西诸州以及伊州、西州。为加强对河西各州及伊、西州的控制，张议潮派官员和士兵驻守各地的同时，还迁移部分敦煌汉族百姓到各地屯垦，S.367《唐光启元年 （公元八八五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载仅伊州一地，“宝应中陷吐蕃，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①S.367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0页。，因此估计这一时期敦煌移出人户也不少。故此可以看出，仅从吐蕃占领敦煌到后来被推翻再到归义军再度收复整个河西，前后仅一百余年时间，敦煌人口就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所以 “敦煌地区的户口，从两汉到隋唐五代，近千年间，大体上都是维持在万户，约三万人这一水平。这就意味着，从两汉至五代宋初，经历数十代，家庭的总量实际上并没有增加”②杨际平、郭锋、张和平著《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第198页。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敦煌历史事实的。

《酒泉人口史》一书作者依据寿昌县《后晋天福十年 （945）寿昌县地境一本》“户三百五十九”，得出 “如果以寿昌县一个乡为当时敦煌十三乡的平均户数，那样敦煌县应有4000户”③孙占鳌《酒泉人口史》，第100页。的结论，首先作者没有注意到只有 “开元廿六年 （738年）唐废寿昌县，其地入敦煌县为寿昌乡，加上在此前出现的从化乡，是为13乡。此制一直稳定到吐蕃占领沙州为止”④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第44页。，而张氏归义军时期 “敦煌县只有十一乡”的史实；其次将P.3633状文末题 “辛未年七月□日沙州百姓一万人状上”解读为 “从这件文书分析，沙州人口约1万人，比张议潮时期减少了约2／3”⑤孙占鳌《酒泉人口史》，第103页。，只关注到了 “沙州百姓一万人”的数据，却没有注意分析一万人实际是指有资格上表给甘州回鹘可汗者的数目，而非指沙州所有人口的数量。

《通典》卷174《州郡典四》所载敦煌郡沙州户6395，32234口，并非 “是因为吐蕃进逼，导致敦煌聚集了较多人口”⑥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第88－89页。的数据，而是 “以天宝元年为准，其户口数字应与此相当”⑦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 （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的《通典·州郡典》所载开元二十七年之后敦煌的户口数。

总之，由于史料缺乏，对于张氏归义军时期人口，学者们或从理论上进行推断，或利用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研究。但所得数据差异很大，从不过万数、一万六千多、二万余、三至四万余人，差异最大者竟达四倍多。更重要的是，除了土肥义和非常审慎地强调敦煌三万余总人口 “关于根据姓名，能够判断是外族人的，有3%－6%”⑧[日]土肥义和著，李永宁译《归义军时期 （晚唐、五代、宋）的敦煌 （一）》，第90页。，即其它占94－97%绝大多数属于汉族百姓以外，没有其他学者将生活在敦煌沙州的汉族人口和辖下多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区分，而这恰恰是关系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居民结构和归义军政权性质的核心问题。

三、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汉族人口蠡测

得益于敦煌军民十多年的英勇抵抗，迫使吐蕃统治者不得不改变了之前对陷蕃各州汉族百姓的屠杀和掳掠迁徙政策并承诺 “勿徙他境”，使沙州陷蕃汉族百姓得以保全。此后虽经历了吐蕃六十余年统治直至848年张议潮发动起义光复沙州，当地百姓亦未遭受像其他陷蕃各州百姓一样被掠卖为奴的厄运，也没有被强迫迁往它处。因此，要厘清敦煌张氏归义军时期汉族人口数量，首先必须要搞清敦煌陷蕃前后以及吐蕃统治时期汉族人口沿革情况。

陷蕃前的敦煌汉族人口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本地原有的汉族居民；二是从河西其他陷蕃各州迁来的汉族百姓。而记录这一时期敦煌人口的资料，除了两唐书地理志外，还有《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唐会要》等。

《旧唐书·地理志》载有各州郡 “旧领县”和 “天宝领县”户、口各两组数据，但敦煌郡沙州却例外，仅有 “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一万六千二百五十”一组数据。《旧唐书》有 “旧领县二”的表述，《新唐书》只言 “县二”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0《地理三·沙州》，第1644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0《地理四·沙州》，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5页。，因 “《新唐书·地理志》是参照《旧唐书·地理志》修成的”②刘海峰《两 〈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 〈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第82页。，故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沙州户口数当属“旧领户口”。又因 “旧领户口”不记具体年代，故冻国栋先生归纳中日学者将 “旧领户口”系于贞观十三年 （639）的相关观点，结合《旧唐书·地理志序》及《初学记》卷8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所引《括地志》序略，认为 “则贞观旧领户的系年亦应置于贞观十三年”③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页。。故此，我们认为唐贞观十三年敦煌沙州有户4265，口16250人。

《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下·沙州》载：“敦煌。中府。开元户六千四百六十六，乡十三”④[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5页。，《通典》卷174《州郡四·敦煌郡》载 “户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⑤[唐]杜佑撰《通典》卷174《州郡四·敦煌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556页。，两志所载户数相差无几，应出于同一记载。但是，学界对两志户口数字的系年，争议较大。冻国栋先生参据《唐会要》、两唐书《地理志》等相关文献以及中日学者对两志户口数字系年的推论，指出 “我们推测《元和志》登录的开元户似因开元十七年或十八年的户部记账而来”①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12页。。但是，这一结论显然不适合对敦煌户口系年的判断，《元和志》虽云 “开元户”，但又载 “乡十三”，而敦煌沙州只在开元二十六年 （738）唐废寿昌县并入敦煌县为寿昌乡后管13乡，且 “此制一直稳定到吐蕃占领沙州为止”②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第44页。。这说明《元和志》所载敦煌郡沙州户口系年在开元二十六年之后，当时沙州有户6395，口32234。

检阅《旧唐书·地理三》所载，凉州 “旧领县三，户八千二百三十一，口三万三千三十。天宝领县五，户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二，口十二万二百八十一”，甘州 “旧领县二，户二千九百二十六，口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天宝，户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二万二千九十二”，肃州 “旧领县三，户一千七百三十一，口七千一百一十八。天宝领县二，户二千三百三十，口八千四百七十六”，瓜州 “旧领县二，户一千一百六十四，口四千三百二十二。天宝，户四百七十七 （《新唐书·地理三》亦载瓜州天宝 ‘户四百七十七’，此处户后应脱漏 ‘一千’二字无疑，作者注），口四千九百八十七”③[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0《地理三·凉州·甘州·肃州·瓜州》，第1640－1642页。。说明凉、甘、肃、瓜四州在贞观十三年至天宝年间，户口持续增长，凉州更是增加三倍有余，同处河西的沙州户口增长也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到了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④[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三载 （753）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18页。，敦煌户口在开元二十六年的基础上还会有所增长，加之 “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⑤[唐]杜佑撰《通典》卷7《食货七》，第153页。。这种户口的隐匿，有来自民间和地方官吏双方的，导致 “两者合斯户数愈少”⑥岑仲勉著《隋唐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76－377页。。如果将开元二十六年以后敦煌新增及官私隐匿户口计算在内，保守估计陷蕃前敦煌当地汉族人口数差不多在三万多接近四万左右。

除了本地人口以外，陷蕃前敦煌汉族人口主要来自河西各州迁来的军民。随着吐蕃于764年占领凉州，凉、甘、肃、瓜以东诸州先后陷蕃以及河西节度使府西移敦煌，大批随军将士、官吏、家属及百姓迁往敦煌，导致汉族户口短期内激增。敦煌文书P.4640《吴僧统碑》载：“因授建康军使廿余载。属大漠风烟，杨 （阳）关路阻，元戎率武，远守敦煌。警候安危，连年匪解，随军久滞，因为敦煌县人也”⑦P.4640《吴僧统碑》，录文参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73页。。可见吴僧统先祖吴绪芝就是在建康军使任上，因甘州陷落迁来敦煌的。估计河西其他各州与吴绪芝有同样遭遇者不少，故李正宇先生指出：“凉州沦陷，河西节度府的官员、军队及部分百姓只得节节西退，最后在大历元年 （公元七六六年）河西节度府迁到沙州，随之而来的凉、甘、肃、瓜四州官员、军队、家属及百姓为数可观，沙州户口因而大增。”①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81页。郑炳林师亦持同样观点：“随军将士和所属机构官吏家属及其跟随人户一定数量很大，对敦煌地区的人口是一个很大的补充”②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第21页；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第462－483页。。但是具体数目多少，因为史料缺载，已无法考证，但由此导致陷蕃前的敦煌集聚了大量汉族人口。

面对吐蕃进攻，敦煌军民 “城守者八年……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③[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吐蕃下》，第6101页。。旷日持久的围困和数十年激烈厮杀，势必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人口出生率下降。“河西节度使西退和敦煌地区的抗蕃，对敦煌地区的户口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④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第21页；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第462－483页。导致陷蕃后敦煌汉族百姓户口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

P.3633《辛未年 （911）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状上回鹘可汗》“天宝之年，河西五州尽陷，唯有敦煌一郡，不曾破散。直为本朝多事，相救不得，陷没吐蕃。四时八节，些些供进，亦不曾辄有移动。约今一百五十年，沙州社稷，宛然如旧”⑤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79－380页。的描述，证明敦煌陷蕃后，吐蕃统治者遵守了 “勿徙陀境”承诺，汉族百姓没有外迁，也没有被强迫为奴的事实。为了加强管理，据王尧、陈践先生依据敦煌藏文写卷P.T.1083、P.T.1085内容研究：吐蕃在占领瓜、沙之后，从实际出发，起初 “在敦煌被占领后第一个午年，即公元七九〇年，把新区的汉户编成 ‘沙州汉户部落’”，后来社会趋于稳定，“才逐渐重新编组为以行业 （丝绵）或居住地 （上、下）等等为主的纯汉户部落。后来就是按照部落编制来分配田亩、征收赋税了”，因此，“通颊 （mthong－Khyab）：吐蕃在新占领区，即沙州及于阗一线唐人地区新设的机构名称。据《贤者喜宴》ja卷第十九页所记，通颊设于东境，为东道节度使所辖，东西各五。这是专门管理汉户的、相当于千户的机构。”⑥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第171－172页。

P.T.1089《大蕃官吏申请状》载：“狗年 （公元794年）冬，腊月，于大会当面封印查讫……沙州万户长，万户观察使为此请……沙州万户及万户观察使称：汉人万户长；汉人万户观察使……万户长、万户观察使、万户长秘书”⑦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号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44－48页。。这件写于8世纪80至90年代吐蕃狗年的吐蕃瓜州将军及观察使依法处置沙州新任命汉族官员品级的敦煌藏文文书，“是关于吐蕃地方官职品位序列和任命名单的一份档案记录，具体说是对沙州官位和名单的记录”①任树民、白自东《仕蕃汉人官职考述——P.T.1089号卷子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56页。。从吐蕃设置的沙州 “汉人万户长” “万户观察使” “万户长秘书”等官员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陷蕃后的9世纪80至90年代敦煌汉人户口有万户之多，或者即使不满万户，也已十分接近万户了，否则何以要在管理这些汉人官员之名前冠以 “万户”！因此，即使我们按照人口最低谷时期每户3人计算，陷蕃后敦煌汉人有户1万，口3万左右。

848年张议潮率领敦煌各族百姓推翻吐蕃统治后，第一时间派使者向唐王朝报捷，但因受吐蕃阻隔，迟至大中五年 （851）消息才传递到朝廷。敦煌文书S.11345号就是宣宗发给敦煌表示嘉勉与欢迎的一件诏敕，其中就有 “达多等沙州郡敦煌平时三万余口是吾远祖□□□□□□之□□□□□□□□□□□张议潮□知顺逆忠义之道□图籍户□□僧俗□来归□可□□□□ （后残）”②录文参方广锠《宣宗关于归义军的诏敕》，《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13－114页。的表述。方广锠先生强调：“可以肯定该文书是唐大中二年 （848年）张议潮率众光复敦煌后，唐王朝为褒奖张议潮而以宣宗名义颁发的一件正式的皇帝诏敕……从内容看，这显然是唐王朝在收到张议潮派出的报捷使者的报告后，发出的对敦煌的一份正式官文书，表示嘉勉与欢迎。说它是宣宗诏敕，则从行文的敦煌 ‘是吾远祖’云云的口气中表现得很清楚。”③方广锠《宣宗关于归义军的诏敕》，第113－114页。既是诏敕，说明其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加上文书中 “沙州郡敦煌平时三万余口是吾远祖”的表述，联系敦煌文书和正史中对吐蕃 “蕃丑”的描述，则此 “三万余口”当指敦煌地方李唐汉族子民无疑！

冷鹏飞先生依据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书51号《唐大中四年十月沙州令狐达申请户口牒》所载内容，指出张议潮在掌握政权仅仅两年就进行了户口登记④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28页。。刘进宝先生更是依据该文书内容强调：“其调查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仅是正常的人户，而且还包括僧尼奴婢等，即是当时沙州的所有人口。”⑤刘进宝《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人口调查和土地整理》，《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第58页。而宣宗给张议潮表示嘉勉的S.11345号诏敕是在大中五年八月沙州调查人户之后才发出的，且从文书 “张议潮□知顺逆忠义之道□图籍户□□僧俗□来归”的描述看，显然朝廷也已经得到了沙州所呈报的图籍户口，因此，这份诏敕中 “三万余口”是事出有据，应当是依照沙州所呈报的人口数字而言的，这也恰恰印证了张议潮起义成功后沙州汉族人口有3万多口。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乡里制被废除，张氏归义军建立后又恢复了唐朝乡里制度，“恢复的不是13乡，而是10乡，另外新出现了1个赤心乡”⑥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第47页。，李正宇先生也考证 “晚唐、五代到北宋，敦煌县只有十一乡”①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54页。，加上寿昌县管1乡，沙州实管二县12乡。“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②[唐]杜佑撰《通典》卷3《食货三·乡党》，第63页。“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③[唐]杜佑撰《通典》卷33《职官十五·乡官》，第924页。，由此可知，唐代一乡辖户500。张议潮既在敦煌恢复唐乡里制度，原则上也应该按照一乡管500户的标准划分，敦煌县既设了11乡，说明其中必有1乡户不满500，而仅设1个乡的寿昌县直到后晋天福十年 （945）才有359户，户口也应该不满500，因此估计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沙州二县所管共有户近6000以下，如果以每户5口多计算，则有口约3万余，也与S.11345号诏敕内容基本吻合。

四、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汉族户口保存相对完好原因

从786年吐蕃占领敦煌前后直至851年张氏归义军建立，沙州汉族百姓虽历遭劫难，但都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不致流逸他处，户口得以保全，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河西各州陷蕃和节度使府西移，大量军民迁移敦煌，虽经吐蕃多年围攻，死伤人数不少，但敦煌户口在天宝末年基数上减少不多。吐蕃于广德二年 （764）攻克河西东部重镇凉州④[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凉州”载 “广德二年陷于西蕃”，第1018页。之时，陇右、关中诸州就已落入吐蕃之手，河西军民东向关中之路被阻断。在此背景下，河西节度使府被迫西移敦煌沙州，且 “此后直到唐德宗贞元二年（786）被吐蕃占领，沙州一直是河西军的治所”⑤杨宝玉《河西军移镇沙州史事钩沉》，《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第41页。。随着河西节度使府西移和敦煌以东河西诸州的陷落，大批军队、官吏及其家属、一般百姓随迁敦煌。上文吴僧统先祖吴绪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迁徙到敦煌的。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八世纪吐蕃官员请求复职疏》中 “原籍及迁居沙州汉人官员业经大相任命”⑥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号研究》，第47页。的表述，明确将吐蕃任命的沙州汉族官员以 “原籍和迁居沙州汉人官员”进行了区分，证明河西其他各州陷蕃后迁居沙州官员人数不少，他们在敦煌陷落后也被任命为吐蕃的各级官吏，随同这些官员迁来沙州的家眷肯定也不少。因此苏莹辉先生指出：“沙州因河西节度使之来治，及凉、甘、肃三州军队和人民的移驻，其军队户口较平时反有增加，守卫力量自亦增强。”⑦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蕃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1970年11月第41卷第9期；收入陈国灿、陆庆夫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 （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85－286页。也如李正宇先生所总结的：“后来吐蕃多次攻打沙州，而沙州能抗击坚守长达十一年之久，其中人多、兵员补充有源，当是十分重要的条件。”⑧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81页。得益于大批河西各地军队、官吏和百姓人口的迁入，敦煌对吐蕃围攻抵抗了十一年之久，所以我们认为陷蕃前后敦煌汉族户口在天宝末年基数上减少不是很多。

二是由于受到长期顽强抵抗，迫使吐蕃统治者改变了之前对汉族百姓滥杀和掳掠为奴的做法，不仅避免了敦煌地区陷蕃后汉族人口流失，也使敦煌汉族百姓户口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吐蕃每占领一地，都要对当地百姓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和掳掠。“[永泰元年]掠醴泉居人数万，焚室庐，田皆赤地”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吐蕃上》，第6089页。，“[大历]八年，虏六万骑侵灵州，败民稼，进寇泾、邠，浑瑊与战不利，副将死，略数千户。……[大历九年]焚掠人畜。……[贞元二年]虏已犯泾、陇、邠、宁，略人畜，败田稼，内州皆闭壁。……[贞元三年]入吴山、宝鸡，焚聚舍，略牲畜、丁壮，杀老孺，断手剔目，乃去。……虏又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将出塞，令东向辞国，众恸哭，投堑谷死者千数。……虏分捕山间亡人及牛羊率万计，泾、陇、邠之民荡然尽矣。……[贞元四年]虏三万骑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阎，系执数万”②[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吐蕃下》，第6091－6098页。。金启综先生慨叹：“河西走廊西部诸州沦陷时自然与上述情况相同，或者更加凄惨。”③金启综《唐末沙州 （敦煌）张议潮的起义》，《历史教学》1954年第2期；收入陈国灿、陆庆夫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 （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因此，从吐蕃对陇右、关中陷蕃各州汉族百姓的屠杀和掳掠行径看，河西陷蕃各州百姓也难免厄运。敦煌古藏文文书Ch.Fr.61载：“在大斗军 （Dang－to－kum），墀札、穷空和桑空三人已经分到了奴隶 （Brang），并为他们领取的奴隶及其家族，登记了各自的名字，以及如何纳税 （或受惩罚，或强制服役），均写于一份共同的契约中……”④[英]F.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4页。。大斗军是唐代凉州节度使辖下一个军镇名称，墀札等所分得的奴隶，可能就是河西陷蕃后的汉族百姓，他们和回鹘、突厥等族百姓一起被编入吐蕃统治下地位最低的边鄙部族 （lho bal）⑤陆离《关于敦煌文书中的 “Lho bal”（蛮貊）与 “南波”、“南山”》，《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第28－39页。，导致河西汉族人口流失很大。但是敦煌沙州军民在阎朝率领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勿徙它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尚绮心儿代守”⑥[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吐蕃下》，第6101页。。孤城坚守达11年之久，最后在兵尽援绝的情况下，以 “勿徙他境”为条件，于786年投降了吐蕃①关于吐蕃占领敦煌的具体时间，根据金滢坤之前的总结和学者们的最新研究，目前主要有这样几说：第一，吴廷燮、马德所主大历十二年 （777）说；第二，徐松、杨铭、翟理斯、向达、陈祚龙、藤枝晃、史苇湘、齐陈骏、赵晓星主建中二年 （781）说；第三，金启综主建中年间 （780－783）说；第四，劳贞一、苏莹辉 （旧说）诸先生主贞元元年 （785）说；第五，陈国灿、荣新江、沙武田、金滢坤主贞元二年（786）说；第六，戴密微、饶宗颐、苏莹辉 （补订说）主贞元三年 （787）说；第七，安忠义、李正宇主贞元四年 （788）说。我们同意786年为敦煌陷蕃之年说。。齐陈骏先生指出：“在周围各州皆已陷落的情况下，沙州人民前后坚守了十一年之久，并在争得了不得将沙州人民徙往他处的条件下，才为吐蕃所占领”②齐陈骏《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甘肃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第32页。。尚绮心儿也信守了 “勿徙他境”的许诺，姜伯勤先生也指出：“占据沙州的吐蕃王朝本是一个奴隶制王朝，在用兵河西的初期，也曾实行过虐杀抢掠政策；至占据沙州时，正值赤松德赞赞普 （755－797年在位）后期，他逐渐改变了攻城即杀掠徙民的办法，而采取吸收汉族地主分子委以官职、清查户口、规定赋税以及屯军耕牧等政策”③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页。。因此，敦煌军民的顽强抵抗，不但迫使吐蕃信守了 “勿徙他境”的承诺，也使吐蕃统治者不得不在新占领区实行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策略，最为难得的是避免了敦煌汉族百姓被肆意屠杀和掠卖为奴的厄运，汉族户口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

三是在张议潮率军抵抗下，敦煌免受了论恐热的再次杀掠，保护了敦煌汉族百姓人口不致流离。842年，吐蕃统治集团发生内乱，别将论恐热乘机自立为宰相，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连年混战不休。大中三至四年 （849－850），双方在河源展开激战，后因尚婢婢粮尽，不得已退守甘州西境，论恐热则乘机 “大掠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④[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吐蕃下》，第6106页。。《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四年 （850）亦载：“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闻怀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⑤[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四年 （八五〇）条，第8044页。这次论恐热对河西各地的屠戮之惨，甚至到了其 “麾下内怨，皆欲图之”⑥[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吐蕃下》，第6106页。的地步，河西再次成为人间地狱。但是敦煌早在大中二年 （848）就爆发了张议潮率领的反蕃大起义并取得了成功。敦煌文书S.6161＋S.3329＋S.6973＋P.2762＋S.1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载，大中二年 “敦煌、晋昌收复已讫”⑦S.6161＋S.3329＋S.6973＋P.2762＋S.1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参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第155页。，且因张议潮光复敦煌沙州之后，第一时间 “缮甲兵、耕且战”⑧[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吐蕃下》，第6107－6108页。，不仅于大中三年已收复肃州、甘州，大中四年伊州亦被张议潮光复，正积极筹划收复河西被吐蕃所占其他各州的军事和物资准备。即便如此，当时张议潮控制下的肃、瓜、伊、甘几州也未能幸免，论恐热所过之地杀人殷野，赤地五千里，但在敦煌可能受到了军锋正盛的张议潮军队迎头痛击，并未占到什么便宜，故史书没有沙州被掠的记载。论恐热也于咸通七年被仆固俊所杀。“咸通七年十月，沙州节度使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①[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7《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41－1742页。所以敦煌沙州在张议潮军队英勇抵抗下，免遭了论恐热的屠戮，汉族百姓再次得以保全。

五、结论

依据《通典》的记载，我们认为开元二十七年左右，敦煌沙州有户六千三百多，口三万二千余人，并且这一数据会随着唐王朝的繁荣在天宝年间达到顶峰有较大增长，这是构成陷蕃初期敦煌当地汉族人口的基本数据。敦煌以东诸州广德二年 （764）后相继陷蕃，河西节度使府西迁敦煌，大批官员连同家属和士兵，还有为数不少的河西各州百姓也一同逃亡敦煌，使得敦煌沙州陷蕃前汉族户口激增。得益于敦煌军民的奋勇抵抗，迫使吐蕃统治者改变了之前对陷蕃汉族百姓的屠杀和掳掠政策，并承诺 “勿徙他境”，虽然使敦煌汉族百姓不致流离，户口得以保全，但吐蕃对沙州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围攻，造成了汉族人口的大量伤亡。吐蕃占领沙州后沙州 “汉人万户长”“汉人万户观察使”“汉人万户秘书”等官员的设立，说明陷蕃后敦煌地区汉族百姓差不多有万户之多。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后，“缮甲兵，耕且战”，成功抵御了吐蕃论恐热的杀掠，再次使敦煌汉族百姓免遭涂炭，其时沙州汉人多达三万余口。不论是蕃占时期亦或是张氏归义军时期，“汉族居民是敦煌地区的主体民族”②郑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民族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页。。因此，敦煌张氏归义军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和旗下少数民族组成的联合政权，在归义军政权的政治和对外文化上，也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特色，“并将唐朝的思想文化、风俗民情等延续了下来，这就是张议潮首举义旗的社会基础”③刘进宝《敦煌学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