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莉 张婷婷 车艳辉

（甘肃省行为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兰州 730070）

1 引言

决策（decision－making）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人类或动物根据自己的愿望（效用、个人价值、目标、结果等）和信念（预期、知识、手段等）选择行动的过程（Hastie， 2003）。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时时刻刻面临着做决策的机会，如选择一份工作，进行一段恋爱关系，做出财务方面的决定等。科学合理的决策不仅有利于提升个人生活质量， 也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建设水平（张力元 等， 2015）。然而在当今社会，小到为个人、家庭，大到为国家、企业，普遍存在着盲目决策以及在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时不严格等危险现象，这终将会留下巨大隐患。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 个体在做决策时通常对自我最大化的选择感兴趣， 但也有研究成果反驳了自我最大化原则， 研究者认为使决策者偏离这一原则的因素包括决策情境、 决策内容、 经验和情绪等 （Heilman ＆Kusev， 2020）。近年来，社会情境因素对人类决策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排斥情境作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令人厌恶且普遍存在的社会情境（Baumeister ＆ Leary， 1995），已被证明对决策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指由于为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 一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 （杜建政， 夏冰丽，2008）。 目前，关于排斥影响决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集中在排斥引发的直接性决策后果上以及具有目的性、动机性的决策领域内。 首先，遭受排斥增加了个体的风险寻求 （Duclos et al.， 2013）、 冒险行为（Svetieva et al.， 2016）、冲动消费（雷星晖， 王曦，2019）等直接性决策后果。 其次，受排斥个体会有目的性地做出决策。一方面，个体会做出为了惩罚和报复排斥实施者的行为决策 （Moor et al.， 2012； 谭玲等， 2015）；另一方面，也会有更多旨在重新获得社会认可和接纳的行为决策， 例如， 遵从群体意见（Mead et al.， 2011）， 更加准确地模仿内群体成员的非言语行为（Watson－Jones et al.， 2016），增加与他人的合作行为并给予新伙伴更多积极评价和现金奖励（Maner et al.， 2007），从众性消费决策（Mead et al.， 2011）等。 由此可见，排斥对决策的影响研究除冒险行为与涉及金钱投资的风险决策领域以外，还涉及包含模仿、从众、合作、利他、惩罚等行为的社会决策以及消费决策领域。此外，理解排斥对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的原因与机制对我们掌握社会排斥的后果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本文主要从社会排斥对风险决策、 社会决策及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出发，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结合理论进行解释，以便为预测社会排斥后的更多决策行为提供思路，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

2 社会排斥对决策的影响——来自行为研究的证据

2.1 社会排斥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风险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 风险决策（risky decision－making） 指决策者在面对两个或多个不确定的决策结果并有可能伴随负面后果时， 所产生的复杂心理过程（徐四华，王岑岑，2019）。 在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内，最常见的风险决策体现在经济决策中。研究者普遍认为，遭受排斥会引起风险寻求。Duclos等人（2013）通过四项实验研究和一项实地调查得出一致结论， 社会排斥导致个体做出风险更大但潜在利润更丰厚（低胜算率、高奖励）的金钱决策。 Derfler－Rozin 等人（2010）的研究发现，有潜在被排斥风险但还未被真正排斥的参与者在经济投资游戏中会投资更少的金钱（更安全、但收益更少），而实际已经遭受排斥的参与者仍然表现出风险寻求， 即投资更多的金钱（风险更大、收益更多）。

Buelow 和Wirth（2017）的研究进一步将决策过程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以探讨排斥对金钱决策的影响：类型一是自动化的、无意识的、受情绪控制的，通常是不利的；类型二是有意识的、受控制的、理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通常会产生长期有利的结果。研究者运用两种不同的范式诱发排斥感， 探讨了排斥如何影响个体在涉及两种不同类型决策过程的风险任务中的表现。结果发现，在依赖于第一类决策过程的气球模拟风险任务（the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BART）中，排斥对被试的选择没有影响；在依赖于第二类决策过程的掷骰子游戏 （the Game of Dice Task， GDT）中，被试选择了风险更大的赌注。因此，研究者认为，排斥会更多地影响类型二的决策过程，即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后做出的决策，而不是无意识的直觉决策。 这可能是因为类型二的决策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这与排斥影响复杂的认知过程，被排斥个体可以完成简单不复杂的任务这一结论一致（Baumeister et al.， 2002）。

排斥使人们做出风险更大但潜在更有利可图的经济决策。 国外学者 Duclos 等人（2013）认为其原因是社会排斥提高了金钱的工具性， 即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个体开始强烈地寻求并重视金钱，将它作为一种替代性手段， 以确保从缺失的社会关系中得到补偿。类似地，国内学者陆静怡和王越（2016）认为由于金钱上的获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人际安全感和心理安全感的缺失， 从而使个体在决策中更加追求风险大但获益多的选项。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既然个体将寻求金钱作为一种弥补受阻的社会联系的手段， 那么除了经济决策领域内的风险决策以外，排斥对其他涉及风险的行为有没有影响呢？虽然一定程度的风险行为对人类的生存和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但过度的风险行为与一系列的不良结果有关，例如超速、赌博和酗酒，并对自身以及他人均有消极后果。 有研究表明， 全世界平均每天有超过3000 人死于车祸，这使得车祸成为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Beltz， 2018），而冒险驾驶与车祸的发生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正如此，排斥同样会使个体的驾驶行为更有风险性。 在Svetieva 等人（2016）的研究中， 被试参与了一项具有真实驾驶场景和体验的游戏。 结果表明，被排斥的个体更容易有驶离道路、无意中撞到另一辆车或其他物体、 无意中行驶在道路的相反方向以及突然转向等风险驾驶行为， 而遭受排斥后的愤怒情绪是主要因素。 一项考察排斥对酒精使用行为影响的研究发现， 男性使用酒精量的决策结果没有受到排斥的影响， 而女性在排斥的影响下选择了更少量的酒精 （Bacon ＆ Cranford，2015）。 这说明社会排斥的作用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排斥对酒精使用的影响只出现在女性被试身上且女性采取了一种保护策略，表现出了风险回避倾向。与此相似，Sacco 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被接纳会导致男性更认可有攻击性的、风险更大的择偶策略，而被排斥反而会使个体更保守。研究者认为，排斥导致个体优先考虑基本的社会联系以确保生存， 而接纳满足归属需求后会使个体的目标重新被确定进而优先考虑更高层次的择偶需求。此外，女性在择偶方面更有选择性，而男性必须通过竞争实现目标，因此，男性的择偶过程可能更冒险、更有侵略性。这说明排斥后的行为决策是根据目标的优先性决定的， 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决策事件相关的性别差异。 综上所述，排斥会影响随后的风险决策，受排斥个体的风险决策大多倾向于冒险。 然而， 还有部分研究则发现，排斥并不总是会带来有风险的决策行为，这取决于个体受排斥后对于优先目标和基本需求的确定。

2.2 社会排斥对社会决策的影响

社会决策（social decision）以复杂的社会互动为背景，是指个体的选择对自己和他人均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受他人影响的一种决策类型，包括信任、公平、互惠、利他、惩罚、报复、竞争、从众和社会学习等行为（古若雷 等， 2015； Rilling ＆ Sanfey， 2011；杨群 等， 2016； 甄珍 等， 2017）。 近年来，关于排斥如何影响社会决策的研究结论虽存在争议， 但也有明显一致之处。

首先， 社会排斥会导致个体发生行为和判断的变化，旨在获得排斥实施者以外个体的认可与接纳，以寻求人际关系的重新联系， 试图改善其受威胁的社会地位 （Lakin et al.， 2008； Watson－Jones et al.， 2016； Riva et al.， 2014）。 Lakin 等人（2008）发现， 被排斥个体比被接纳个体对未来的互动伙伴表现出了更强的无意识模仿行为 （Lakin et al.，2008），这是由于模仿可以增加被模仿对象对模仿者的好感，其在促进接纳方面有重要意义，可以增进与互动伙伴之间的亲密关系 （Chartrand ＆ Lakin，2013）。这种无意识模仿行为同样出现在儿童被试身上：7～12 岁的儿童在虚拟投球游戏中受到排斥后做拼图游戏时， 会模仿或配合拼图游戏中合作伙伴的语言选择（Hopkins ＆ Branigan， 2020）；与被三名内群体成员接纳相比， 被三名内群体成员排斥会使儿童对其他内群体身份者所做的一系列动作有更高的模仿准确性，表现出了从众心理，以培养信任和归属感（Watson－Jones et al.， 2016）。这些研究说明排斥和模仿之间的联系普遍存在于动作、语言等方面。30 个月大的幼儿甚至在观察排斥后也会表现出更强的对他人面部的模仿能力 （Klerk et al.， 2020）。在一项要求被试在寒冷冬天拍下39 张独特而富有创意的照片的实验中， 被排斥个体会更容易服从实验者的明确指示， 用更多的努力来呈现更具创造性的校园摄影作品（Riva et al.， 2014），即排斥会导致个体出现为获得社会认可和接纳的决策行为，试图重新巩固受威胁的地位。 排斥也会提高个体对其他事物的信任感。例如先前接触一则欺骗性广告后，与被接纳的个体相比， 遭受排斥的个体对先前欺骗性广告的不信任感不会转移到后来的广告上。 也就是说， 他们对后来遇到的广告更加信任（Aghakhani＆ Main， 2019）。 研究者认为处理排斥所产生的负面情绪的一种无意识应对方法是忽略不愉快的事件并转而关注积极事件， 这说明受排斥个体会关注积极线索，以调节消极经历所带来的负面情绪（Quirin et al.， 2011）。 因此，他们可能会把对积极性的渴望转移到其他人或事物上， 从而对这些人或事物产生积极的感觉与行为。 此外，也有其他研究证据表明，受排斥者更加不信任排斥源， 而对陌生人的信任与被接纳者没有差异 （Hillebrandt et al.， 2011）。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成为受排斥者用来寻求积极性的线索， 排斥源本身给个体带来消极经历， 因此， 不会出现针对排斥源的模仿、服从、信任等积极性行为。

其次， 社会排斥会降低个体参与针对排斥实施者的亲社会决策的可能性。 研究者多采用经济博弈范式（如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投资博弈游戏等）来研究利他、合作、公平、互惠与信任等社会决策的心理与行为机制 （古若雷 等， 2015； Derfler－Rozin et al.， 2010； 甄珍 等， 2017）。 Walasek 等人（2019）利用投资博弈范式进行研究发现，人们不喜欢与先前排斥他们的人合作， 但与陌生人的合作性不受排斥经历的影响。Moor 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 遭受排斥后的个体会在独裁者博弈游戏中通过给排斥者分配更少的钱来惩罚他们。 谭玲等人（2015）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研究社会排斥对社会决策的影响， 发现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体对不公平更加敏感，被排斥个体在高不公平情境下，就算放弃自己获得金钱的机会， 也要表现出更少的互惠行为以惩罚对方。 以上研究都说明受排斥个体有惩罚和报复排斥实施者的意向与行为。 在另一项考察排斥对互惠和信任影响的研究中， 被试作为接收者将得到发送者给予金额三倍的金钱， 然后自行决定返还一部分，将返回金额的数量作为互惠行为的指标；被试作为发送者， 有机会决定给接收者分配一定数量的金钱，等待接收者得到三倍后给自己返还一定数量，将分配金额的数量作为信任行为的指标。结果发现，无论对方是陌生人还是排斥实施者， 有遭受排斥风险但还未真正被排斥的个体表现出了更多的互惠和信任行为， 而实际已经遭受排斥的个体表现出了更少的互惠和信任行为（Derfler－Rozin et al.， 2010）。这说明有被排斥风险的个体还有被接纳的机会，因此，他们表现出了更亲社会的决策，而已经遭受排斥的个体却相反。纵观这些研究发现，排斥后的反社会决策通常发生在排斥已经发生并且决策对象为排斥实施者时， 而亲社会决策通常发生在排斥现象尚未完全产生但个体感知到有遭受排斥的威胁或决策对象为其他人或事物时。 这也验证了被排斥的经历大部分情况下可能只会使个体对排斥实施者的社会决策向消极方面改变（Walasek et al.， 2019）。

2.3 社会排斥对消费决策的影响

社会排斥现象也广泛存在于营销环境中， 例如奢侈品的高价以及稀缺传递着与大部分消费者的距离， 销售人员的某些行为举止也可能直接或间接传递着排斥信息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决策。因此，排斥对决策的影响在消费领域中也普遍存在， 并且排斥对消费决策的相关影响在近年来已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首先， 经历排斥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做出从众的购物决策。Mead 等人（2011）的研究验证了受排斥者更愿意把钱花在同伴喜欢但无吸引力的食物甚至有危险的毒品上， 这种顺从的消费模式依赖于互动伙伴的偏好，目的是通过消费与他人建立联系。即受排斥者将消费作为一种帮助自己寻求接纳的重要途径（Mead et al.， 2011）， 这是由于从众带来的相似性会促进接纳，同时减少被拒绝和排斥的机会（Chartrand ＆ Lakin， 2013； Watson－Jones et al.， 2016）。与此相反，Bozkurt 和 Gligor（2019）的研究认为被拒绝的个体更有可能寻求独特性， 对稀缺产品表现出更大的偏好。 这可能是因为被拒绝的个体感到他们在现有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被削弱 （Lee ＆ Shrum，2012），在拒绝他们的群体中寻求社会接纳的可能性更小，从而表现出了对独特性的渴望。 或者，留下好印象以及提高社会吸引力的动机使个体通过与众不同的消费行为显示身份或独特性（Berger ＆ Heath，2007）。 同样地，Wan 等人（2014）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在经历了排斥后，会策略性地选择产品，使自己有别于大多数人。 此外， 如果将排斥经历归因于种族文化、不可变的人格特质等稳定因素，个体会认为重新被接纳不太可能，从而采取行动肯定自己的独特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独特产品的偏好。由此可见，金钱作为一种资源， 人们可以用它来实现社会目标（Mead et al.， 2011）， 并且把消费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策略。若在遭受排斥后有被重新接纳的机会，则倾向于表现出从众的消费决策；相反，若排斥现状无法改变或重新被接纳的机会很小， 个体则会表现出具有独特性的消费决策。最后，由于充满负面情绪的决策者想要平复心情以及获得快乐的体验， 他们为了获得某一商品而放弃的金钱数量会增加 （Cryder et al.， 2010； 雷星晖， 王曦， 2019）。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 经历排斥后的消极情绪能够促使个体进行冲动消费（雷星晖， 王曦， 2019）。也有研究者认为，自我控制是决定人们是否能够屈服于消费欲望的关键过程， 被社会排斥后的自我调节受损可能会增加冲动消费（Vohs ＆ Faber， 2007）。

3 社会排斥对决策的影响——来自脑成像研究的证据

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及脑成像研究技术的普及，研究者揭示了与社会排斥相关的神经网络。大量fMRI 研究发现， 对社会排斥的反应会激活很多脑区， 主要包括涉及消极社会事件情绪处理的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腹侧前扣 带 回 皮 层 （ven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vACC）、亚属前扣带回皮层（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ACC） 和外侧前额叶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以及与期望违背、疼痛处理和负面情绪有关的脑岛（insula）和背侧前扣带回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等（彭苏浩 等， 2019； Moor et al.， 2012）。

决策作为社会排斥后果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二者的脑成像研究也成为一大趋势。研究表明，当个体遭受社会排斥后，其做出安全决策会引起与社会认知相关的双侧颞顶连接区域（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mPFC 和内侧后顶叶皮层（medial posterior parietal cortices， mPPC） 以及与自我调节相关的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的更大激活； 而做出冒险决策会引起与奖励动机有关的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VS）以及与消极情绪和情绪调节相关的 sACC 和 lPFC 的激活 （Peake et al.，2013）。 这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排斥影响风险决策，当个体做出安全决策时， 社会认知过程及自我调节努力发挥重要作用；而当个体做出冒险决策时，获得奖励感和消极情绪及其调节扮演重要角色。另外，经济博弈中的亲社会决策与不同神经网络的激活有关，首先是对社会规范违反行为有反应的脑岛和dACC的激活， 这两个脑区也是解决自我和他人利益冲突的关键区域； 其次是对理解他人很重要的颞顶交界处 （TPJ） 以及涉及认知和情绪控制的PFC 的激活（Moor et al.， 2012； Rilling ＆ Sanfey， 2011）。Moor 等人（2012）的 fMRI 研究探讨了个体在网络掷球游戏中遭受排斥时的大脑激活区域与他们在独裁者博弈任务中决策表现的相关性， 发现受排斥者会给排斥实施者分配更少的金钱， 这一惩罚行为与 TPJ、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和 lPFC 激活程度显著相关（Moor et al.， 2012）。 同样，Will 等人（2015）运用fMRI 考察了个体遭遇社会排斥后对排斥实施者进行惩罚或宽恕行为时激活的大脑区域， 结果发现，TPJ、mPFC、dACC 和lPFC 激活程度高的被试更亲社会， 愿意宽恕排斥者。 其中，TPJ 和mPFC 是心理理论涉及的重要脑区，因此，个体遭受排斥后，心理理论相关脑区的激活与其做出的行为决策有关。 总而言之，社会排斥与决策的关系研究不仅体现在行为层面， 也存在于神经层面。

4 排斥影响决策行为的机制

决策是遭受社会排斥后个体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研究证明了遭受排斥对个体决策产生的影响。本文在以往文献观点的基础上，归纳出这些影响产生的机制， 包括认知资源方面的理论和风险敏感理论的相关解释。

4.1 目标驱动资源再分配理论

人类有一种形成和维持与他人联系的基本需求（Baumeister ＆ Leary， 1995），因此，为了依赖他人生存和繁殖， 我们对社会排斥的反应似乎是一种自动化的过程。 目标驱动资源再分配理论（goal－driven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theory） 作为一种进化理论， 认为遭受排斥后不同的行为结果都可以解释为向目标相关过程提供资源和从目标无关过程转移资源的结果（Shilling ＆ Brown， 2016）。 因此，由社会排斥导致的看似矛盾的决策反应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 首先，遭受排斥通常导致归属的优先，归属感的缺失会引发资源的再分配， 目的是将资源导向重获社会接纳这一目标， 而远离其他的心理和行为任务，这最终将引起对社会排斥的适应性反应（例如，风险回避行为、 从众的消费决策以及积极性社会决策）。 然而，当感知到重新归属的可能性较低或排斥是长期性的时， 排斥经历也会使个体优先考虑获得地位或自我保护等其他目标，此时，其他行为反应可能取代归属行为（例如，独特的消费决策以及消极性社会决策）。此外，当接收到排斥信号时，人们可能将它解释为一种警告， 然后立即采取行动来减轻与排斥相关的危险。因此，遭受排斥之所以会导致个体在经济上做出更有风险的决策， 也可能是因为个体将获得更多的金钱作为目标以应对排斥经历， 即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来重新确立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Murphy， 2019）。

4.2 自我控制资源模型

高唤醒的消极情绪会削弱个体对潜在负面后果的考虑， 这是由于调节消极情绪可能损耗参与决策或减少冲动行为选择所需的自我控制资源（Denson et al.， 2011）。 自我控制资源模型 （resource model of self control） 把自我控制定义为个体改变自身的反应以符合社会规范和有助于实现长期目标的有限资源（Baumeister et al.， 2007）。 个体在对各个选项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会运用自我控制资源来抑制某些选项带来的诱惑以及调控自身情绪状态对决策的影响。排斥是容易引起愤怒的典型事件（Chow et al.，2008），愤怒作为一种与行为动机相关的负面情绪状态， 同样会抑制自我约束能力以及减少控制行为（Svetieva et al.， 2016）。因此，遭受排斥的个体自我控制资源减少 （Baumeister et al.， 2005； 张野等，2016），抑制能力下降，情绪化的消费决策及风险行为增加（冲动性消费决策、冒险驾驶等）。 尽管如此，被排斥者仍然拥有心理资源， 这表现在当自我调节能够促进实现归属时， 个体就愿意集中剩余的有限资源进行自我调节努力以促进社会联系，此时，与归属无关的自我调节就不太可能会发生 （Cheung ＆Gardner， 2015； Shilling ＆ Brown， 2016）。

4.3 风险敏感理论

个体的需求描述了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风险敏感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认为需求水平是影响风险决策的重要因素， 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水平做出风险决策， 满足需求是进行风险行为的重要动机（Mishra et al.， 2012）。在高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低风险选项不能满足个体的需求，从而表现出了对高风险选项的偏好， 即离需要的状态有一定差距的个体会为了弥补这一差距而表现出更冒险的行为（Mishra ＆ Fiddick， 2012； Mishra et al.，2015）。 因此，当决策者的某种需求处于相对剥夺状态时，结果多变的高风险选择更有可能受到其青睐，这就进一步解释了受排斥个体为什么更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选项。 此外，有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会导致危险行为，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个体更可能出现吸烟、酗酒、药物滥用、赌博等有风险性的行为（熊猛， 叶一舵， 2016）。 社会排斥的情境线索提示个体处于一种相对剥夺、需求不被满足、缺乏社会关系的状态。根据这一观点，在排斥情境下的冒险行为可能是由于相对剥夺感变得更加强烈而导致的。最后， 其他一些具有冒险性的决策可能是受害者的一种适应性行为， 因为只有高风险的选项才能满足受害者的需求（宋云嫱 等， 2017）。例如为了达到归属的目的，个体会做出一些具有风险性的、可能不利于自己的亲社会决策及从众性的消费决策，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一定机会帮助自己弥补受损的社会关系，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有归属的机会（Derfler－Rozin et al.， 2010； Riva et al.， 2014； Walasek et al.，2019）。

总的来说， 以上三种理论模型对于排斥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目标驱动资源再分配理论和自我控制资源模型从认知资源的角度对排斥后的决策行为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并且自我控制资源模型与目标驱动资源再分配理论相符合，认为决策者可能分配一定的认知资源处理归属感缺失的问题， 从而导致其应对复杂决策的认知资源相应地减少。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目标驱动资源再分配模型更强调资源分配的主动性以及决策行为的目的性，即通过某些行为实现自己的优先目标；而自我控制资源模型更强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资源分配的被动性， 认为遭受排斥的后果是认知资源缺乏进而出现不良决策。 风险敏感理论则聚焦于心理需求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决定性作用， 认为个体的决策行为是出于某种需要， 在劣势情境下的冒险决策实际是一种为了改善现状的理性行为。

5 启示与展望

社会排斥在决策中的角色比较复杂， 不同研究间的结论有不一致之处， 本文梳理了排斥对个体几类决策的影响及其理论解释。 结合以往研究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注重人际关系的文化背景下，该领域的研究显得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触犯法律的现象以及在重大事项上违反政策导致的微腐败现象屡禁不止， 往往就是从一些小小的决策失误开始的， 而为了预防和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 从社会排斥视角提出可行措施有其重要意义。即国家、政府以及企业的各级各类组织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无论是对人才的专业技能的培养，还是生存意识的灌输，都应大力提倡并践行“和谐、平等、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积极向上的关系氛围，避免“圈子内”的排斥现象发生，进而避免决策失误现象的发生。此外，被社会排斥的个体可能做出偏离社会规范的决策，导致攻击性行为增加（Poon ＆Chen， 2016） 和帮助行为减少 （Guk－Hee ＆ Park，2019）。这是由于个体对归属机会的感知会影响他们对 排 斥 的 反 应 （Derfler －Rozin et al.， 2010；Walasek et al.， 2019）， 当推断重新归属的机会很小或不存在时，将引发“损人不利己”的决策结果。因此，家庭以及社会应该关注受排斥个体，从多渠道给予他们更多被接纳的机会。最后，尽管排斥对决策的影响已有相当多的实证研究成果，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完善和深入探讨。

第一，探讨排斥类型对决策的影响。排斥具有多种类型，其中包括拒绝型排斥和忽视型排斥。有研究者整合以往观点：当人们被忽视时，包括控制感和意义存在感在内的效能需求会受到威胁； 而当人们被拒绝时， 包括自尊和归属感在内的关系需求会受到威胁（杨晓莉， 魏丽， 2017）。 因此，排斥形式不同，个体受阻的需求就不同。显然，遭受拒绝型和忽视型排斥的个体在决策动机乃至决策结果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例如，被拒绝的个体会感到他们失去了在现有关系中的社会地位（Lee ＆ Shrum， 2012），因此，他们在拒绝自己的群体中寻求社会接纳的可能性更小，更愿意将自己与拒绝他们的群体区分开来，从而作出与众不同的消费决策（Wan et al.， 2014）。 未来研究可以将排斥分为不同类型探讨其对个体其他各类决策的影响过程。

第二， 关注长期排斥以及多次排斥经历对决策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大都在被试受到排斥或接纳后立即对其各类型的决策行为进行测量（Buelow ＆ Wirth， 2017； Derfler－Rozin et al.，2010； Duclos et al.， 2013； Walasek et al.，2019）， 而社会排斥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例如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被排斥体验 （杨晓莉， 魏丽， 2017），这种体验是否对个体做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排斥经历和个体的决策反应测量之间增加时间间隔或者直接测量长期排斥体验，以确定是否会产生相同的影响。 此外，近年来关于社会排斥的研究， 最常见的是通过网络掷球范式诱发个体的排斥或接纳感受， 即在一项在线投球游戏中， 其他成员没有任何理由地排斥或接纳被试，并且被试之后不会再与这些群体成员进行互动。尽管类似于网络掷球的经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但在日常生活中，更常见的经历是受排斥个体最终会再次与排斥他们的群体互动。此时，个体可能继续遭受排斥，也可能被群体重新接纳（Dahl et al.，2019）。 因此，相比于关注个体遭受一次短暂排斥经历后的决策表现， 探讨多次排斥经历对个体决策的影响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 重视年龄在排斥影响决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全球人口的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参与到重要的决策中来，这些决策可能涉及风险、经济、健康、社会等领域（Rosa et al.， 2017）。 在日常生活中， 老年人可能会依据经验做出相对于年轻人更正确的决策， 也有可能由于部分认知能力老化而导致决策表现呈现劣势 （张力元 等， 2015）。 那么， 排斥经历所带来的经验能否让老年人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也就是说，遭受社会排斥后，决策能力是否会随着个体的年龄变化而产生差异值得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第四，研究范围可拓宽延展。目前对排斥及决策的研究主要为实验室研究， 多为被虚拟排斥后做出的虚拟决策，导致研究结果的推广度有待验证。现实中的决策更加复杂且重要，比如在管理决策中，涉及的部门多，工作复杂，决策内容重要，很多都是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等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而在这些决策过程中通常隐含着许多来自管理系统内外部的不确定因素，这种宏观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其危害将是严重而又深远的。因此，使研究更加贴近现实的宏观决策以提出如何避免由排斥经历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对策是未来研究者可以考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