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军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意识到中日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延续近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开始寻求政治上的妥协与合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再一次将国内政治推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1)毛泽东：《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页。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巩固国内和平，“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夜，中共即明确表示：“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2)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1页。中共的上述承诺，虽不乏对双方力量对比之考虑，但更寄托着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同御侮的真诚愿望。可以说，正是基于共同的民族利益和抗日愿望，两个曾经对立的政党再一次握手言和。然而，两党之间力量的悬殊、观念的歧异、利益的相冲、信任的缺失、情感的隔离，却无时无刻不在消磨着两党合作的诚意，撞击着国共两党各自预设的合作底线。(3)杨奎松：《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曾三次发动反共高潮，但学术界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典型案例——皖南事变 ，(4)较具代表性的论著有何理：《皖南事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