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宇

1936年8月24日，成都爆发了反对日本在蓉设立领事馆的抗议活动，其间两名日本人被打死，另两名日本人受伤，这就是“成都事件”。成都事件发生在1936年中日双方谈判调整外交关系的关键时期，因此受到中日双方的关注。两国外交部门也就成都事件进行了近半年的交涉，最终以中国方面惩凶、赔偿、道歉而了结。以往关于成都事件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幕后策划者和蒋介石及四川地方势力的对日态度上。研究者认为由于事件发生时南京政府对日态度转趋强硬，中央和地方倾向反日，加之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刺激，最终导致成都事件的发生。(1)陆勇：《“蓉案”再研究——事件幕后策划者问题的探究与考证》，《宜宾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昌文彬：《“成都设领事件”中蒋介石、刘湘对日态度变化探微》，《前沿》2013年第4期。此类研究，主要着眼于成都事件的起因进行系统考察。然而通过爬梳史料，我们可以发现成都事件发生在中日“调整国交”的关键时期，此时正是日本两任驻华大使交接职务，中日双方计划重开谈判之时。成都事件给双方重启谈判提供了契机。然而在交涉期间，双方讨论的焦点，往往偏离事件本身，转向全面调整中日关系。这启示我们，应将成都事件放在战前中日调整国交的大背景中考察。因此，本文拟运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以及《新新新闻》《国民公报》等四川地方报刊，基于成都事件，考察由此引发的中日交涉的过程，并探讨战前中日关系调整的必要性及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