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璐 张宏利 刘倩倩

两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东倾、财赋税荷、北人南移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浙江地区进入快速开发阶段，特别是沿海地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受此影响，人口随之持续的增加，人地矛盾因此日益凸显。在此情形下，围垦沿海滩涂成为浙江沿海居民解决人地矛盾的重要路径，此后沿海地区耕地大幅增加，民众耕种海涂田的活动随即得以开展。研究者根据史籍记载，简要介绍浙江沿海滩涂地区围垦情形，列举了浙江民众围垦海涂田亩数。①陈桥驿：《浙江古代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1期；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方如金、赵瑶丹：《试论宋代两浙路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温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陈丽霞：《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等。据此可以讲，学界对宋代浙江民众围垦沿海滩涂实际形态、民众耕种海涂田具体情形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重点考察。

一、浙江民众沿海滩涂围垦实际形态

文献记载表明，浙江沿海滩涂围垦由不同群体完成，根据围垦主体不同而分作普通民众、盐民、寺院僧侣三方面论述浙江沿海滩涂围垦形态。

（一）普通民众开垦的海涂田

浙江海岸带的平原岸段多分布于江河口的两侧，集中于甬江、椒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口两岸。浙江海岸带的丘陵山地，主要分布在象山港、三门湾、乐清湾沿岸及苍南县琵琶门以南之地，土地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多由岬角海湾沉积充填形成，分布相对零散。岛屿岸段中，丘陵山地面积占有很大的比例。①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编写委员会：《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260-261页。浙江地区由于山多地少的限制与沿海平原开发利用较晚，致使可耕地不多，直接导致唐朝之前的农业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②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页。由于垦殖山地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气候条件不佳、肥料缺乏、产量较低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整个宋代浙江山地垦殖发展比较缓慢，对山区属于有限度的开发。③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有研究者指出，温州山区的全面开发则要到明朝才展开，④吴松弟：《宋元以后温州山麓平原的生存环境与地域观念》，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9页。浙江其他山区亦当于明代方获得全面开发。在此情势下，人们更易于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⑤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浙江濒海地区长时间为海潮所冲击，因此而涨积了大量淤泥，故沿海滩涂资源极为丰富，这为民众开发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迨至两宋时期，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陆上丝绸之路受阻的情势下，浙江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渐兴并日益发达，这无疑成为浙江沿海地区得以开发的巨大推动力。随着北方移民大量南迁及本区人口的持续增长，浙江农业开发向滨海地带及山区拓展，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工程不断涌现，沿海滩涂被大量垦殖。⑥杨国桢：《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页。在此背景下，浙江沿海滩涂得到充分开发，宋代因此成为浙江沿海平原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

翻检文献可知，熙宁七年（1074）沈括已建议宋廷围垦浙江沿海滩涂，“窃见两浙荒废隐占，遗利尚多，及温、台、明州以东海滩涂地，可以兴筑堤堰，围裹耕种，顷亩浩瀚，可以尽行根究修筑，收纳地利”。⑦（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130页。宋廷乃令沈括选委官员办理此事，并立奖劝之法以闻。⑧（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130页。这说明宋廷赞成沈括其法，并以奖劝之法激励民众大力开垦滩涂地。正是缘于此，浙江沿海诸滩涂相继被民众围垦而成为海涂田。

秀州、杭州两地沿海滩涂围垦规模很大。宋廷诏谕：“浙西、江东沙田芦场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纳租课，其余依旧。”①（宋）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43页。（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4754页。盐官县“沙田夏税钱，一百六十三贯四百二十文”。②（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1033页。这说明浙西垦殖海涂田的规模已然不小。

明州所属近海县属民积极从事沿海滩涂开垦活动，其所垦海涂田数量较大，宋廷已经对海涂田进行征税。宋代以前，慈溪、余姚一带居民活动范围仅限于姚江平原。庆历七年（1047）筑浒山大古塘之后，其北属于杭州湾口南岸的海涂开始获得了开发。③陈雄：《论隋唐宋元时期宁绍地区水利建设及其兴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与此同时，随着定海县海塘的兴筑，塘内之地进而被辟为海涂田。开庆《四明续志》载：“定海旧海塘田一千九十亩，每亩元纳米三斗，新海塘田二百四十五亩三十步，每亩元纳米二斗，两项共计一千三百三十五亩一角三十步，奉钧判合纳三斗者减免五升，只纳二斗五升；合纳二斗者减免五升，只纳一斗五升。续奉钧判，每硕折钱四十八贯文，仍以为定例。米计三百八硕七斗四升，共折钱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九贯五百二十文十七界。”④（宋）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669页。廉布《修朝宗石碶记》载：“象山县负山环海，垦山为田，终岁勤苦而常有菜色。县治东南洋有田四百余顷，盖邑人人生生之具，与岁时之征敛取足于此，故前人经理之甚备。”⑤（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002页。赵彦逾《重修朝宗石碶记》则言：“象之为邑，环海束山，为乡者三。负郭之南，豁然顷亩弥望，是谓县洋，赋入居邑之举。洋之丰荒，民所利病。”⑥（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003页。说明象山县海涂田取得很大的发展，沿海之民对其形成较强的依赖性。于是，象山县濒海民众缴纳“海涂税钱一百五十贯三百五十文”。⑦（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557页。

地处海中的昌国县，海涂田亦获得较大的发展。宋人王存之言：“明之昌国，介居巨海之中，其民擅渔盐之利，其地瘠卤不宜于耕，故民多贫。民无常产，而又寺宇居十之一，以民之贫，分利之一以归于释氏，则愈贫矣。”⑧（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001页。在此情况下，昌国县持续对沿海滩涂进行围垦，⑨（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187页。昌国县宜山“涂田共六百八十亩三角二十三步”，待开垦海涂田三百亩。⑩（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613页。昌国沿海民众所辟海涂田，在宋末之时有二百十六顷八十三亩二角六十九步，每亩海涂田纳官会十八界五百文。⑪（宋）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43页。（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4754页。

此外，奉化县民也参与到沿海滩涂围垦活动之中，但其开垦规模较小。整个奉化县共有涂田六十九亩三角四十二步，收租米七十二硕九斗。奉化县民张汝弼有涂田三十亩，租米三十三硕；周大伦涂田三十九亩三角四十二步，租米三十九硕九斗。⑫（宋）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664、3669页。

唐朝之时，台州、温州属浙江开发较晚的地区。⑬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23页。但是，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史籍载述台州农田开垦情形为，“州负山滨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寸壤以上，未有莱而不耕者也”，①（宋）陈耆卿著，张全镇、吴茂云点校：嘉定《赤城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6页。“台之为郡，负山并海，阪田陿薄，上下涂泥，侧耕危获，较计毫厘”。②（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8《大宋台州临海佛窟山昌国禅寺新开涂田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宁宗时期（1195—1224），临海县有海涂田24，771亩52步，黄岩县海涂田11，811亩1角11 步，宁海县海涂田686亩3角24步，而台州垦田总数为262.8283万亩，海涂田占比约为1.42%。③（宋）陈耆卿著，张全镇、吴茂云点校：嘉定《赤城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55-157页。甚至，临海县石莲洞下亦辟有海涂田。④（宋）陈耆卿著，张全镇、吴茂云点校：嘉定《赤城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文献记载温台二州海涂田需要向宋廷交纳赋税。乾道二年（1166），度支郎中唐瑑言：“窃见温州四县并皆边海，今来人户田亩尽被海水冲荡，醎卤浸入土脉，未可耕种，及阙少牛具，不能遍耕，难令虚认苗税”。⑤（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04页。宋廷早在明道二年（1033）业已“除明、温、台三州海蛤沙地民税”。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仁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76页。更是说明温州、台州海涂田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文献记载温州有民众进行沿海滩涂围垦活动。徐谊《重修沙塘斗门记》载温州平阳县三乡，“南西负山，北东遵海，为田四十万亩”。宋廷派邵光“根括温、台等九县沙涂田千一百余顷”。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8《神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61页。

需要说明的是，越州民众亦参与到沿海滩涂围垦活动中。其民在横亘在鉴湖和海塘中间的泛滥原地带推进定居，从而营造成盐田、水田。⑧[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8-209页。余姚县上林海沙田230余亩为县府所得。⑨（宋）楼钥：《攻媿集》卷59《余姚县海堤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页。余姚民人经营海涂，开垦旷土，得田千六百亩有奇。⑩（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1878页。

综上可知，文献关于明州民人围垦海涂田的记载尤多，或可反映出其地沿海滩涂开发程度高，民众所辟海涂田范围广且规模大；相较之下，史书关于越州、台州、温州海涂田开垦情形的记载则不多，可能与三州沿海滩涂开垦范围不大且规模相对较小有关。

（二）盐民所有海涂田

唐德宗贞元（785—804）以后随着海塘工程的兴建，越州沿海塘开辟了盐田。⑪（宋）陈耆卿著，张全镇、吴茂云点校：嘉定《赤城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6页。降至宋代，宋廷将盐场濒海地土拨给盐户作为恒产。⑫谢俊：《两浙灶地之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第38697页。越州所属石堰盐场及明州所辖鸣鹤、穿山、大嵩诸盐场盐户均有亩数不等的海涂田，因其为盐户所有，故称盐田。文献虽未完整载述浙江各盐场盐民海涂田占有情况，但在浙江茶盐司拨还盐户盐田、余姚与绍兴罚买盐户田产、争佃之时，却记载每户盐民所有海涂田情形，据此可窥见浙江盐民海涂田开垦及占有之概貌。

现据《黄氏日抄》，列出上述事项涉及的盐户开垦以及占有海涂田的具体情况。浙江茶盐司拨到盐户田亩如下：

石堰东场：吕元应田一十五亩一角。

石堰西场：张秀发田五十亩二十二步半；周之泽田四十三亩二角五十二步半；杨观国田二十一亩二角五十一步半；高楒田一百三十四亩三角五十九步半。

鸣鹤东场：陈梦令等田九十一亩一角十三步。

鸣鹤西场：张辛三等田三十亩二角。

穿山场：顾添田十七亩二角三步。

大嵩场：舒元乙娘等田三十五亩一角一十步；周之士、柳再五等佃大嵩场碶官塘一所。①（宋）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80《还外扛雇募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53-2254页。

余姚、绍兴停门罚买到盐户田产有：李秀田三十亩五十八步四尺二寸五分；葛王秀田六十亩二角五十九步五尺五寸；徐秀田二十亩二角四十九步四寸。②（宋）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80《还外扛雇募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54页。此外，浙江盐民争诉请佃的涂田有三：一是鸣鹤寨争佃涂地一百二十八亩一角一十六步；二是史府确院佃二百二十五亩一角五十六步；三是赵府沂王园令位佃九十五亩二十步。③（宋）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80《还外扛雇募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55页。

综合上述，盐民所属海涂田亩数多少不等，少者12 亩，多者可达225 亩。这说明盐民开垦海涂田及占有海涂田，当与盐民等级、自身财产状况、具备的能力等密切相关。上中等盐户因其财产丰厚、能力强而开垦、占有亩数较多的盐田，而下等盐户受财产、能力所限，开垦及占有的海涂田并不为多。

（三）寺院僧侣所属海涂田

据文献所载可知，明、台二州寺院僧人开垦出的海涂田数量较多。下面以明州、台州寺院为例，叙述僧人围垦沿海滩涂以及占有海涂田的具体情形。

史籍载述明州寺院僧众开垦海涂田，乃为养赡众寺徒。僧宗杲“尝募缘及卷衣盂，合缗钱数十万，筑海塘，创涂田，以养其徒，号般若庄，至今赖之”。④（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277页。《大慈增捺涂田记》更是言明，“涂利之入，充厥储庤”，“裨厥用度”，“充厥备豫”。⑤（宋）物初大观：《物初剩语》，载许红霞《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19页。《普慈禅院新丰庄开请涂田记》载述昌国县普慈禅院开垦海涂田的情形，“大观中，请海涂一段，地名富都乡白泉岙，岁得谷迁斛。自后荒芜不治，以故常住空阙，每有食不足之叹。一日，有头陀宗新等七人，开发道心，身任劳役，复治其田，凡历三年而后成。于是建石碶三间，圩岸二百丈，畚插耰锄之具毕备，岁无大水旱，得谷可以资其众”。⑥（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001页。另僧物初大观所营“象邑新涂已成片段”。⑦（宋）物初大观：《物初剩语》，载许红霞《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4页。这说明寺僧与普通民众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都需要修建护田堤岸、引淡水浇灌。

值得注意的是，明州出现势豪掠夺寺院海涂田，后经寺院多方诉讼而复归于寺院之事。物初大观《物初胜语》记载太虚禅师，“俄徙四明栖真，葺坏图新，规海涂成田以足伏腊。豪民敚攘嚚讼，乃冒寒暑，忘劳辱，控诉阅六载得直，根本不拔。罄糜己长，一毫无损于公储”。①（宋）物初大观：《物初剩语》，载许红霞《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67-968页。

与明州毗邻的台州众僧侣亦开垦出一定数量的海涂田。《大宋台州临海县佛窟山昌国禅院新开涂田记》记载昌国禅院开垦海涂田之情形，“台之为郡，负山并海，阪田狭薄，下上涂泥，侧耕危获，较计毫厘。以是富者无连阡陌，中人皆争寻常。惟海滨广斥之地，聚人力焉，以防止水趋。时如猛兽鸷鸟之发，收获如寇盗之至，或可以得大利，农之知此者多矣。”②（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8《大宋台州临海佛窟山昌国禅寺新开涂田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另一则史文则记载寺院开垦海涂田的亩数。台州有“亡僧新围高潮涂田”，其“田五百二十二亩有奇”，“潴水之所一百三十七亩有奇”。③（宋）林表民：《赤城集》卷6《周学增高涂田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5页。

宋廷绍兴六年（1136），“诏诸路总领谕民投买户绝、没官、贼徒田舍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④（元）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91页。表明海涂田业已成为田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沿海滩涂的自然淤涨为围垦提供了基础，而围垦设施改变了岸滩与海岸动力之间的自然平衡，为达到新的平衡，岸滩重新塑造剖面，导致淤积过程加速。换言之，滩涂淤涨与围垦活动之间是相互促进的。⑤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编写委员会：《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正是因为如此，陈桥驿将民众开发、利用沿海滩涂视为宋代以来浙江扩充耕地行之有效的途径。⑥陈桥驿：《浙江古代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1期。

二、浙江民众耕种海涂田的具体情形

浙江民众在沿海之地修筑海塘以防海水侵入，位于海塘内侧的涂泛地区土质很是肥沃，适宜于庄稼的种植。濒海居民通过围垦沿海滩涂而形成的田地，被称作“海涂田”，亦称涂田、海田、洋田、沙田等。海涂田者，“乃海滨涂汛之地。有力之家，累土石为堤，以捍潮水。月日滋久，涂泥遂干，始得为田。或遇风潮暴作，土石有以罅之决，咸水冲入，则田复涂矣”。⑦（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4753-4754页。

潘万程依据沙田发育程度，分作水沙、荒沙、熟沙三个阶段：水沙为最初成长之沙地，因潮住之升降，故涨设无定，抑且时有变迁，举凡未经筑围养淡之草沙、水沙、暗杀以及其他各种新涨之沙地均属之；荒沙为涨成较久，已经固定之沙地。此种沙地，虽以筑围，然尚未从事开垦种植；熟沙系指开垦成熟，已经种植之沙地。⑧潘万程：《浙江沙田之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第36182页。在浙江沿海滩涂发育为熟沙之后，其地仍面临着两大问题。其一，浙江海涂田因盐分较重，且易遭受咸潮水倒灌，导致禾稼不丰。宋人称濒海之田为咸田，因其含盐较多，故其地瘠卤不宜于耕种。⑨（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001页。《永嘉志》载：“温居涂泥之卤，土薄艰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⑩（宋）祝穆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9《瑞安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9页。昌国县情况尤为特殊，因其“在环海中，概管四乡一十九都，除富都一乡与本州连陆外，其余三乡都分俱各散在海洋，不比其他州县，止是一边靠海。所有涂田周围皆咸卤浸灌，民自备钵筑埭堤岸使涂为田。苟失时不修，堤岸崩漏，田复为涂”。①（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4754页。

现代学者将浙江滨海盐土分作三类：一类是滨海潮滩盐土亚类，广泛分布于海岸线外侧的潮间带内，地面高程处于高低潮位之间，土体受海水周期性的间歇浸淹，成土过程以积盐为主；二类是滨海盐土亚类，分布于岸线的内侧，多由潮滩盐土亚类经人工筑堤挡潮后形成。此类土体已经脱离了海水的浸渍，盐分在土体内因晴、雨季节变化而频繁地上下移动，成土过程由积盐为主逐渐过渡为脱盐为主。本亚类土壤的地面植被稀少，剖面基本无层次发育；三类是滨海潮化盐土亚类，由滨海盐土类垦殖发育形成，广泛地分布于沿海各地的岸线内侧。本亚类土壤以脱盐为主要成土过程，剖面层次略有发育。盐分在土体内的分布呈现出上低下高的状态。②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编写委员会：《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188-189页。

浙江濒海民众应对滩涂盐碱化的对策，主要有二：一是种植耐盐植物，加速土地脱盐过程。挡潮后的滨海盐土，由于蒸发失水而干缩开裂，裂隙边沿的土体因淋洗强度大而较快淡化，一些耐盐的草类便沿着裂隙生长和蔓延，土壤的积盐强度随之逐渐减弱，脱盐强度不断提高，土壤脱盐强度超过积盐强度之时，土体进入以脱盐、脱钙为主要特征的发育阶段。③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编写委员会：《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浙江海岸带植被有海涂草本、灌草丛、各种森林、竹林及木麻黄等多种类型，并在沿海地区广泛种植。其中有几种植物具有减低沿海滩涂盐分、脱碱的能力。伴随着沿海滩涂草本植被的生长，不仅有利于海涂淤涨，而且促进了围垦事业的发展。④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编写委员会：《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184页。

浙江海涂地由于在挡潮后迅速地得到垦殖，因此土壤的脱盐、脱钙过程大都是在垦殖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且还伴随着旱作条件下的潮土化过程或种植水稻条件下的潴育化过程。实际上，土壤的脱盐、脱钙都是一个由上层到下层逐步脱除的过程。由于氯化物盐分的溶解较高，因此脱除的速度较快，一般只需数年（砂质、种稻）至数十年（黏质、种旱作）的时间，而脱钙则需数百年。⑤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编写委员会：《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

王祯《农书》描述了沿海滩涂逐渐脱降盐碱到可种植各类作物的过程。濒海之地，“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上有咸草丛生，候有潮来，渐惹涂泥。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⑥（元）王祯著，王毓瑚校：《农书》，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正是由于浙江沿海滩涂上述多种类植物的种植，使得滩涂盐分不断被降低，土质因此开始成熟。

二是引河、湖水灌溉海涂田，以冲刷盐分。刘炳《改建城隍庙碑记》言：“况夫是邦田连阡陌，地濒斥卤，风潮荡潏之变间不免焉。”⑦（元）单庆、徐硕修纂，嘉兴地方志办公室编校：至元《嘉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据此可知，浙江沿海之田易为咸潮浸灌。因此之故，引入河水、湖水冲刷沿海田地成为边海民众的必然选择。秀州“地势高而瘠土众，若岁差旱，则禾尽槁而人食贫矣。能备其患，然后可以议教。于是周眡四境，凡可以瀦水溉田处，悉鸠众力以浚之。既而境内丰稔，民用给足”。①（元）单庆、徐硕修纂，嘉兴地方志办公室编校：至元《嘉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608页。秀州辖县海盐，“海奠其东，水无源流，独藉官塘一带以灌十乡之农田。十日不雨，车戽之声一动则其涸可立而待，而又下通大湖，松江水倾注而去，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是以堰闸之设视他邑尤为急务”。②（元）单庆、徐硕修纂，嘉兴地方志办公室编校：至元《嘉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页。明州昌国县“近堤岸田亩与咸水为邻，止可种稗。其去堤岸稍远与山脚相接，方可种稻，若遇久旱，则咸气蒸郁，禾尽枯槁。设或久雨，则山水泛溢，禾尽淤没。惟雨水调匀，方可得熟，然后及其他州县下等所收之数。又兼本州别无淡水河港，其山水注下去处皆与潮通，咸水易以冲入。以此并无肥田”。③（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4754页。薛季宣于此记载，“温地不宜粳稻，常仰客米之给”。④（宋）薛季宣：《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卷21《与王公明》，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323页。嘉定《赤城志》与宝庆《四明志》的记载更是言明雨水之于海涂田的重要性，“三日不雨，沙田已龟坼”，⑤（宋）陈耆卿著，张全镇、吴茂云点校：嘉定《赤城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03页。明州民田“并海斥卤，五日不雨则病”。⑥（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364页。僧物初大观亦观察到雨水对于浙江海涂田的重要性，“五日不雨忧无麦，十日不雨忧无禾。十日五日叵无雨，奈此一晴半岁何。种不入土斯已矣，已种而槁还蹉跎”。⑦许红霞：《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8页。上述引文说明，淡水充沛与否，是为海涂田能够获得丰稔的重要因素。

鉴于雨水具有不稳定性，浙江民众多引河、湖灌溉海涂田。温岭黄岩平原，“昔人谓为釜底田，十岁率九荒，民或茭牧其中”，⑧（明）叶良佩：嘉靖《太平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迟至北宋元祐以后始大规模兴修水利，⑨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页。生产条件得到明显地改善；明州象山县旧河灌溉上洋田六万亩、千丈河以灌下洋之田，⑩（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564页。“明州象山县濒海瘠卤，后来开东西两河，建立碶闸，获丰稔”；⑪（元）单庆、徐硕修纂，嘉兴地方志办公室编校：至元《嘉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608页。台州“田皆边山濒海，旧有河泾堰闸，以时启闭，方得灌溉收成，无所损失”。⑫（宋）朱熹著，曾抗美、徐德明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8《奏历台州奉行事件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14页。此外，滨海之人修筑埭、堤等拦挡海水，以阻止咸水对田地的浸入。明州因光禄虞大夫为邑于此，而“即北渡之西日风堋，积石为碶，以却暴流，纳淡湖。既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旧，增卑培薄，以实故堤，而作闸于其南，拒所谓咸水”。⑬（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009页。大德《昌国州图志》曰：“民自备钵筑埭堤岸使涂为田。苟失时不修，堤岸崩漏，田复为涂。”⑭（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4754页。

其二，海涂田易被大风、海浪冲毁。由于海岸土壤沙质较多，虽被辟为农田，但遇到大浪，很容易被冲毁，造成大片的坍塌。乾道二年（1166），度支郎中唐瑑言：“窃见温州四县并皆边海，今来人户田亩尽被海水冲荡，醎卤浸入土脉，未可耕种。”①（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04页。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0页。大风、海潮会导致田里庄稼腐坏，“富阳余杭盐官新城诸暨淳安大雨水，溺死者众，圮田庐、市郭，首种皆腐”。②（元）脱脱等：《宋史》卷61《五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6页。大风、海潮带来更为重大的影响则是破坏大片农田。元祐八年（1093），“两浙海风驾潮，害民田”。③（元）脱脱等：《宋史》卷67《五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70页。绍圣元年（1094），“苏、湖、秀州海风害民田”。④（元）脱脱等：《宋史》卷67《五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70页。绍熙五年（1194），“绍兴府、秀州大风驾海潮，害稼。秋，明州飓风驾海潮，害稼”。⑤（元）脱脱等：《宋史》卷67《五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71页。庆元二年（1196），“台州暴风雨驾海潮，坏田庐”。⑥（元）脱脱等：《宋史》卷67《五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71页。嘉定四年（1211），“山阴县海败堤，漂民田数十里，斥地十万亩”。⑦（元）脱脱等：《宋史》卷61《五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6页。定海县“山势盘旋，潮泥积淤，善经理之，皆可为田。稍失堤防，风潮冲击，则平田高岸悉为水乡”。⑧（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505页。

有鉴于此，浙江沿海官民筑修海塘以使所辟海涂田免于台风、海潮等侵袭。嘉定十二年（1219），有臣僚鉴于盐官海涂田屡为台风、海潮等损坏，而向上建言修筑坚固的海塘以抵御之。其言：“盐官去海三十余里，旧无海患，县以盐灶颇盛，课利易登。去岁海水泛涨，湍激横冲，沙岸每一溃裂，常数十丈。日复一日，浸入卤地，芦洲港渎，荡为一壑。今闻潮势深入。逼近居民。万一春水骤涨，怒涛奔涌，海风佐之，则呼吸荡出，百里之民，宁不俱葬鱼腹乎？……若海水径入于塘，不惟民田有碱水淹没之患，而裏河堤岸，亦将有溃裂之忧。乞下浙西诸司，条具筑捺之策，务使捍堤坚壮，土脉充实，不为怒潮所冲。”⑨（元）脱脱等：《宋史》卷97《河渠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401页。其请为宁宗所允。杭州、秀州地势低平尤为要注意防御海潮，“浙西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仁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40页。

宁绍平原海塘的修筑始于唐中期，历经五代和宋的连续修建方得以完成。定海、慈溪利用当地小规模的堤堰和闸斗开垦了一些土地，绍兴府在浙东河以北、海塘以南的低湿地带修筑堰、闸而得到开拓。⑪（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04页。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0页。为排出明州城周边倒灌的咸潮水，故在东钱湖周围与余姚江、甬江两岸修筑海塘，切断咸潮水倒灌路径，进而将低湿地辟为稻田。六朝以来，由于海水倒灌和水利工程的不够发达，明州所属江河流域被盐碱化，平原受到旱灾、洪水的困扰，农业生产只能利用周围山麓的陂塘、湖水、河川的水源，小规模的分散进行。⑫[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1页。唐代相继修筑仲夏堰、它山堰、行春碶等，既可阻挡咸潮，又可在旱涝时调节淡水流量，明州区域的开发逐步扩大。宋代承袭前代开挖的方针，嘉祐年间（1056—1063）开始于东钱湖四周建造碶闸以代替土堰，先后筑成前塘、中塘、后塘三条运河疏导湖水，并利用沿途碶闸交替调节水位，同时也可防止海水倒灌而引发的水田盐碱化问题。①[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2页。（宋）陈耆卿著，张全镇、吴茂云点校：嘉定《赤城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81页。

东鉴湖水灌溉东部平原之后，经奉化江、甬江等，最终汇入东海。慈溪、余姚、定海等县沿海地带一直受到海潮导致的盐害之苦，北宋中期才得以迅速开发。②[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2页。庆历七年（1047）在余姚县沿岸修筑了海塘，鄞县令王安石于庆历年间在定海县城东面海边，修筑了王公塘、穿山碶。③洪锡范：民国《镇海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23页、第446页。余姚海堤，绵亘八乡，其袤百四十里。嘉泰《会稽志》言：“深惟厥终，俾民蠲役，经营海涂，开垦旷土。总之，得田千六百亩有奇，乃建置海堤庄，用其租入，随时补苴，力不困下，而堤益固。”④（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1878页。淳熙十六年（1189），县令唐叔翰等人在定海县城西北海岸修建了定海石塘。⑤（清）方观承纂修：《两浙海塘通志》卷3《历代兴修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页。海塘的普遍修筑，使得浙江地区不仅避免了咸潮径流带来的危害，而且近海涂地也得到了开发。随着海塘的修建，其内侧之地被改造为盐田和耕地。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温瑞平原因宋代修筑的海塘等工程，围成江南海涂10万余亩。⑥余锡平：《浙江沿海及海岛综合开发战略研究》（滩涂海岛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上述情形表明，沿海民众通过海塘将海涂田与大海相隔，在盐分被冲洗掉之后成为圩区内的稻区。从技术上讲，“围田”是护堤环绕的区域，一年中其高度有时会低于周围的水位。在长江下游的南岸，这种开垦方式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江南地区。总的来看，新的沿海农田形成后，确因保护和维系而占用了其他资源，但它也带来了很多的经济利益。⑦[英]伊懋可著，梅雪琴、毛利霞、王玉山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27页。

浙江沿海居民上述改善海涂田土壤、保护海涂田的各项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数量颇巨的海涂田已经具备了耕种条件。再者，浙江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大部分地区没有显著的冬季，降水丰沛，因此几乎全年均为生长季，非常利于双季稻和亚热带经济作物、果木的生长。⑧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页。正是受惠于浙江这种优越的水热条件，海涂田被沿海细民广泛的耕种，农业由此获得长足的发展，民众主要种植稻、粟、麦、黍、菽、柑橘等作物。

实际上，沿海盐碱地试种水稻在唐代已经开始，盐碱地的治理与引水灌溉紧密相连，引水灌溉可利用流水对濒海地区的盐渍地进行冲洗，从而降低土壤盐分含量。古人已经认识到水稻是一种比较耐盐碱的作物，因此在盐碱地种植水稻。因此之故，濒海地区形成兴水利—治盐碱—种水稻的三位一体关系。⑨王利华：《中古华北灌溉水利—水稻种植—盐碱治理关系探讨》，载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4-358页。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占城稻已被引入两浙地区，“江、淮、两浙旱，给占城稻种，教民种之”。⑩（元）脱脱等：《宋史》卷8《真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1页。嘉定《赤城志》对此记载更详，占城稻“自占城国至，剡籼自剡至。大中样符五年（1012）以淮浙徽旱，使于福建取种三万斛，分给种之，至今土俗谓之百日黄”。⑪[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2页。（宋）陈耆卿著，张全镇、吴茂云点校：嘉定《赤城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81页。占城稻“粒小而谷无芒，不问肥瘠皆可种……得米多，价廉，自中产以下皆食之”。①（宋）舒璘：《舒文靖集》卷下《与陈仓论常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0页。（宋）祝穆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9《瑞安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9页。不仅如此，占城稻生长期短，耐寒耐旱，适合沿海易旱地区种植。②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页。自占城稻引入浙江沿海地区后，各区民人不断对其进行改良，由此形成了多个新品种。物初大观曰：“高田低田涨黄埃，早稻晚稻如束莎。”③许红霞：《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8页。浙江沿海平原土壤适合水稻生长，加上水利工程的进步、技术的改良，宋代出现以中稻为主，包括早稻、占稻、晚稻在内的14 个改良品种。④[日]周藤吉之：《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第149页。由于占城稻生长周期短，时人据此而培育出生长期为八十日、一百日、一百二十日等多个早熟品种。⑤（宋）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3页。明州水稻分作早禾、中禾、晚禾，“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暑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⑥（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174-3175页。

难得的是，地方志记载了杭、越、明三州民众改良而出的水稻新品种名称。杭州民众改良而来的水稻品种有早占城，早熟；红莲，中熟；雪里盆，晚熟；礌泥乌；赤稻；黄秈；金钗；社；光头；蛮。⑦（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越州民户种植的水稻品种有，紫珠、便粮、禾畾散、黄籼、粳贯、乌黏粳贯、早白稻、乌黏早白、宣州早、早占城、白婢、红婢暴、八十日、八月白、红禾畾、红莲子、上秆青、赤壳、大张九、小张九、红黏白稻、泰州红、黄岩硬秆白、软秆白、午内青、丝青虾、便撩撒、禾畾泥乌、冷水乌、下路乌、红占城、叶里藏、寒占城、见霜稻、狗蜱稻、九里香、长黏糯、师姑糯、黄籼糯、高脚糯、海漂来糯、仙公糯、旱糯、光头糯、光头白稻糯、红黏糯、自知糯、定陈糯、晚糯、紫珠糯、赤壳糯、金钗糯等。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2038-2039页。明州水稻品种较越州为少，有早黄、晚青、矮白、大白、细白、大赤、占城、金城、禾畾糤、赤糤、乌糤、九里香、赤转稻、冷水红、早糯、黄糯、白糯、丁香糯、赤糯、鼠牙糯、虎皮糯、麻糯、杭州糯、九日糯、青秆糯诸品。⑨（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175页。需要注意的是，南宋前期，台州双季稻得到推广。⑩（宋）朱熹著，曾抗美、徐德明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8《奏历台州奉行事件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14页。经过各地人民的改良，适宜于不同土壤条件的水稻品种被不断培育出来，这无疑增加了水稻的亩产量。

浙江海涂田始辟之后，盐碱度较高，“不宜粟麦而稻足”。⑪（宋）舒璘：《舒文靖集》卷下《与陈仓论常平》，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0页。（宋）祝穆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9《瑞安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9页。《方舆胜览》描述秀州种稻之情形为，“惟秀介二大府，旁接三江，擅湖海鱼盐之利，号泽国秔稻之乡，土膏沃饶”，台州“海深山复，素称鱼稻之乡”。⑫（宋）祝穆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9页、第145页。这种情况随着水稻的广泛种植而发生很大的改变，有效降低了浙江海涂田的盐碱度，其地逐渐适宜于小麦地种植。开庆《四明续志》记载明州民赵万二，“种麦四片三亩二角，其地系官涂草荡”。⑬（宋）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679页。更为重要的是，宋廷已令两浙官员劝民种麦，并借民种粮助其耕种，“是岁连雨。下田被浸，诏两浙诸州军与常平司措置，再借种粮与下户播种，毋致失时。……凡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几农民得以续食”。①（元）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76页、第4179页。在官府推动之下，浙江海涂田小麦种植得到快速发展。嘉熙年间（1237—1240）温州垦殖情形为，“海滨广斥，其耕泽泽，无不耕之田矣。向也涂泥之地，宜植粳稻，罕种麰麦，今则弥川布垄，其苗幪幪，无不种之麦矣”。②（宋）吴泳：《鹤林集》卷39《温州劝农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2页。文献记载位于慈溪县西北八十里海滨处的向头山涨涂，“今尽为渔盐之地，已成畎亩者，禾黍菽麦弥望”。③（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460页。这说明浙江沿海之地，不仅小麦得到广泛种植，而且粟、黍、菽亦被普遍种植。值得一提的是，涂田是与拦海堤堰相辅相成的土地利用方式，沿海涂田地带普遍掌握了稻麦两熟水旱轮作技术。④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4-115页。

浙江民众还大规模地种植柑橘。文献记载浙江斥卤之地盛产柑橘，温州所产柑橘更是号为天下之冠，其品种有真柑、生枝柑、海红柑、洞庭柑、朱柑、金柑、木柑、甜柑、橙子、黄橘、塌橘、包橘、绵橘、沙橘、荔枝橘、软条穿橘、油橘、绿橘、乳橘、金橘、自然橘、早黄橘、冻橘、朱乐、香圆、枸橘诸种。温州所属四县皆有产出，并大量行销于临安府诸地。⑤（宋）韩彦直：《橘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1-137页。

需要注意的是，自然条件对宋代浙江民众田土收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浙江之中，浙西土壤相对丰腴，水旱对其影响亦甚大。文献记载：“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共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见今米斗九十足钱，小民方冬已有饥者。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来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5《哲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494页。这种情况也导致浙西常拖欠中央政府赋税。《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淮南东、西诸郡累岁灾伤，近者十年，远者十五六年。今来夏田一熟，民于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监司争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气，必复致水旱。欲望圣慈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于不可救之后也。臣（苏轼）敢昧死请内降手诏云：‘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凶丰，应淮南东、西，浙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3《哲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97页。

随着浙江民人不断改良海涂田土壤、筑塘堤卫护农田、发展多个水稻品种、农业多种经营等项活动开展，又与浙江地区民人素善精耕细作相结合，海涂田的产量因此而得到增加。《耻堂存稿》详尽载述了浙江民户精耕细作之情，“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点，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⑧（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9页。所谓上田系指位于河流、湖泊近处的圩田而言，海涂田的产量难以与其比肩。但是，经过浙江人户的精耕之后的海涂田，其产量得到了提高。朱熹记载淳熙八年（1181），绍兴府除余姚、上虞外，其他县每亩出米二石。①（宋）朱熹著，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63页。（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175页。宋代浙江兴修水利，也是浙江海涂田能够多产的一个重要原因。《舆地纪胜》称越州“东渐于海，有陂湖灌溉之利，故时多顺成”。②（宋）王象之著，李勇先点校：《舆地纪胜》，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2-603页。浙江海涂田多仰湖水浇灌，“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其西七乡之田，水之注者，则此湖也”。③（宋）祝穆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2页。

现在学者的研究，同样认为南宋时期明州（庆元府）的平均亩产量为2石。④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据《梦溪笔谈》：“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⑤（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5页。则2石为185斤。因此，浙江海涂田种植稻、粟、麦等的平均产量为185斤。另一条史料印证了浙江海涂田产量不高。文献记载地处浙西的秀州（嘉兴府）在浙江沿海地区之中，所拥有的平地面积居于前列，其地“负海控江，土为上腴，其鱼盐之饶，版图之盛，视他邑之不若也”。即便如此，秀州仍是“邑境滨海，土瘠民贫”。⑥（元）单庆、徐硕修纂，嘉兴地方志办公室编校：至元《嘉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第205-206页。

究其产量不高的原因，乃是沿海平原不仅面积相对较少，在其形成之后完成脱离盐碱状态至少需要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成为肥沃的土壤所费时间更长。由于缺乏纵深容易遭受强潮袭击，脱离盐碱化的时间自然会延长，一些淡化后受咸潮冲击的耕地往往还需要再次脱离盐碱化。⑦吴松弟：《宋元以后温州山麓平原的生存环境与地域观念》，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宋史》记载浙江向朝廷交纳米的数量，“两浙、江、湖岁当发米四百六十九万斛，两浙一百五十万，江东九十三万，江西百二十六万，湖南六十五万，湖北三十五万。至是，欠百万斛有奇。乃诏临安、平江府及淮东西、湖广三计司，岁籴米百二十万斛：浙西凡籴十六万五千，湖广、淮东皆十五万。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万斛折钱，诸路纲米及籴场岁收四百五十二万斛”。⑧（元）脱脱等：《宋史》卷175《食货上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49页。这段引文说明浙江属于宋朝重要米粮产地，其中杭州、秀州又属主要的粮食供应之地。浙西自宋朝一统后一直属于全国重要粮食供应之地，“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今江、浙之米，硕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者，比于当时，其贵十倍，民不得不困，国不得不虚矣”。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仁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40页。两浙提举司亦言：“浙西民户富有物力，自浙以东多以田产营生。”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5《神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183页。

浙江沿海地区由于斥卤较多而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种植，故粮食难以自给，这种现象在浙东濒海地区尤为突出。明州“一岁之入，非不足赡一邦之民也，而大家多闭籴，小民仰米浙东、浙西。歉则上下皇皇，劝分之令不行，州郡至取米于广以救荒”。⑪（宋）朱熹著，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63页。（宋）罗濬：宝庆《四明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175页。昌国县“田之近山者多旱干，近海者多斥卤，粳与糯咸不宜焉，则平土能有几何。故岁得上熟，仅可供州民数月之食，全藉浙右客艘之米济焉”。①（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4767页。然而，浙东沿海民众所食粮食严重依赖区外输入的局面，自南宋中期开始发生改变。宁宗庆元（1195—1200）前后，温州开始向福建输出粮食。②（宋）朱熹著，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7《与林择之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87页。由于黄岩县出谷最多，以致台州四县皆仰其所给，甚至其米陆运至新昌、嵊县贩卖。③（宋）朱熹著，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8《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14页。台、温二州对外输出粮食，标志着浙东沿海平原已基本得到治理。④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页。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粮食基本可满足明州本地的消费，但是由于贫富分化加剧，富户囤积居奇和投机贩卖，小农和平民的日常粮食消费仍然不足，尚需从浙东、浙西甚至更加遥远的广南运输粮食以补给。⑤[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0页。

结 语

综上所述，经过两宋300余年的垦殖，浙江沿海民众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水利系统，沿海滩涂被辟为能够耕种的田地，该地区农业因此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浙江沿海民众的这种垦殖活动对宋廷、当地官府与民众均有着重要影响：浙江沿海民众滩涂围垦活动，属于当地官府控制下的土地垦殖行为，因而宋廷据此增加了纳税土地，宋朝税赋由此获得了增多。对当地从事围垦活动的民众来讲，其生产生活空间得到拓展，生存压力因此而得以减轻。

整体来看，沿海滩涂作为一种资源被当地民众开发出来，不仅扩大了沿海滩涂的利用水平，而且加强了濒海人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浙江官民的沿海滩涂垦殖，既促进了浙江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又缓解了当地人地之间的矛盾。尚需注意的是，随着海涂田逐渐向海洋推进，浙江沿海民众遭遇台风、海溢等海洋灾害的频次亦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