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菲，刘昌黎

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不仅是体育外交史上一次伟大的成功，更是在世界外交史上添上了浓重一笔。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不仅缓和了中美两国紧张的关系，而且对当时世界格局的稳定，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国际间仍有用乒乓球传达友谊，促进两国关系的事例：2018年的世乒赛“朝韩联队”；同年，中乒院在巴布内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建立了第二所海外分院。因此，采用文献资料法与历史研究法，对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进行深入的解读，探寻其成功的主要因素，为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如何能够很好服务于国家建设提出理性建议。

1 乒乓外交始末

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最终的结果应该是指向中美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不仅仅是中国允许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因此，中美乒乓外交的始末可分为4个阶段：

1.1 中美两国高层间的“赛前准备”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美两国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两国内部发展需求，两国领导人就改善两国关系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1］。中美高层多次通过间接的形式释放友好信息，毛泽东通过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与其会谈时说道：“欢迎尼克松来中国”。尼克松则在庆祝联合国25周年的会议上，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尔·汗会面，告知“美国开启与中国的磋商是至关重要的”，并请其转告中国领导人。但均不是中美两国高层或代表团的直接对话，如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成为中美两国领导急需解决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转机，第31届乒乓球世乒赛在日本举行，日本主席后藤钾二认为本届世乒赛只有将中国邀请参赛（特殊时期，中国乒乓球队未参加29、30届世乒赛，是否参加第31届世乒赛决定权在国家）才名副其实。后藤钾二与周恩来总理接触以后，周总理上报毛主席得以批示，在1971年的《人民日报》上报道，将参加31届世乒赛，该决定是国家领导人经过斟酌得出的结果。确定参赛后，同年3月份，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告诉队员，他们的参赛是一种“政治斗争”，并在第二次接见时再次重申。同时，在一次外交部和体育界官员参与的会议上，就关于中国乒乓球队与日本、美国队碰面的事做出评论，他说：“作为团体，我们总要和他们接触。如果美国进步，可以请他们来比赛。”紧接着：“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的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2］。”应该说，在第31届世乒赛未开赛之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思想层面已经做好缓和两国关系的准备，但通过何种方式缓和，不得而知。

1.2 斯廷霍文的主动与庄则栋和科恩的推动

庄则栋作为中美乒乓外交成功的关键人物之一，已被传为佳话。其实，在中国达到日本以后，美国记者，包括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和拉福德·哈里森对我国保持友好态度，并询问中国乒乓球队是否愿意邀请美国队访问他们；在乒乓球联合会结束以后，斯廷霍文曾使用“肯尼迪半美元”试探过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宋中，足以表明美国乒乓球队曾主动联系过中国队，表达过美国乒乓球队想要访问中国的请求。1971年的4月4日，发生美国球手科恩上错车，庄则栋与其交谈并送其织锦的事，科恩回赠庄则栋一件T恤。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结束以后想要访问中国的意愿，事实也正是如此。虽无史料证实美国乒乓球队的行为是官方之举，但从其态度，一定程度也能表明美国高层有意改善中美关系。

1.3 转变

对于美国乒乓球队提出在31届乒乓球世乒赛结束以后访问中国的申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处理时相当谨慎，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最初两人均未同意美国乒乓球队的申请。但在1971年4月6日，毛泽东对美国乒乓球队的申请发生转变，同意其申请，并催促其工作人员抓紧与外交部联系（世乒赛在4月7日结束，如不抓紧很有可能错过），同意美国乒乓球队的申请，这才促成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转变，也转变了中美多年以来的关系。

同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到达中国，17日离开。他们的到达是划时代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支官方认可的美国代表团。抵达以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与安排美国乒乓球队的行程安排，欣然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给予美国客人足够高的重视与尊重，给美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对后来美国的回请，乃至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1.4 美国回请

美国乒乓球队成功访问中国，在美国高层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美国总统尼克松坦承到：“这个消息让我既惊讶又高兴，他从没有料想中国会通过乒乓球来发起行动，表示他会立刻同意其邀请［3］。”同时尼克松也意识到北京的内在意图，并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回应北京，如对华政策上和美国乒乓球队回国以后立即被邀请到白宫做客等。之后，中美两国经过一系列的回应，促成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率先访华，安排尼克松访华时的日程。其实，最值得注意的是由美国主导，美国乒乓球协会落实，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1971年6月25日斯廷霍文以美国乒协主席的身份写信给中国乒协主席宋中，信中重点是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1月6日给予回复：“我们愿意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回访［4］。”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最终在1972年4月份访问美国，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我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成功访美，开启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2 促成中美“乒乓外交”的主要因素

2.1 中美两国领导人对体育的态度与周恩来总理的贡献

毛泽东对体育的重视不言而喻，从其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足可窥见一斑，正是基于对体育的热爱，使其懂得体育在和平年代的重要的外交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同样，美国领导人尼克松自称为“四分卫”，任期内曾多次中断会议观看橄榄球比赛。两国领导人对体育的积极态度，当毛泽东提出两国间举行乒乓球友谊赛时，尼克松欣然同意，并立刻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与重要性。国家领导人对体育的态度，是国家体育外交的方向标。

周恩来总理对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参加第31届世乒赛起着很大作用。从1970年开始制定代表团计划，计划第一步就是安排后藤钾二在1971年访问中国与其会谈，会谈达成日本遵守“政治三原则”，并签订了《会议纪要》，这对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名正言顺、安全参加比赛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亲自安排他们的日常行程，甚至考虑到美国人喜欢什么娱乐节目，周恩来总理细致、热情的接待，给访华的美国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将美国队员的访华后的反应归纳为三大惊讶：意想不到的友好、热情；发现过去对中国的印象是多么的不真实；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现象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获得美国官方的高度认可，基辛格称此行“一件轰动国际的大事：它捕捉了世界的想象力，这与周恩来细致的管理国事息息相关”。周恩来总理这细致的安排，充分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的好客与热情，以及世界独有的中国的文化，改变了西方人对我国的偏见，为后来美国的回请，以及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2 中国乒乓球的强大与中美乒协的推动

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从1953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到参加第31届世乒赛之前，我国在26－28届世乒赛（29、30届未参赛）中共获得14次冠军，是当仁不让的世界强队，涌现出一批好手，如庄则栋、徐寅生等。出于此，后藤钾二认为唯有邀请我国参赛，第31届世乒赛才名副其实。好的球员是基础，组织是关键。“文革”时期，我国体育遭受重创，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加入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寥寥无几，仅保留了在世界乒乓球联合会、亚洲联合会的资格，如没有会员资格，中国政府与中国乒乓球协会将无法选派球员参赛，如无法参赛，或许中美的乒乓外交会延后。

中美乒乓外交实施的另一主体，美国乒乓球协会的作用也是无可替代的，体现在两个方面：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兼领队斯廷霍文多次与中国乒乓球秘书宋中接触，表明想要访问中国的意图，同时，也是其以美国乒协团体的身份提出访华的请求，代表美国想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一种意图；在回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事件上，从邀请中国队访美，到安排日常行程与陪同，美国乒协均为实施的主体。可以说，美国乒协是确保中美乒乓外交实施成功的重要因素。

2.3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美、苏之间的政治博弈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战争的考验，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以及越南战争之后，使得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了中国在亚洲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1970年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升空成功等这一系列国防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事实上，美国自约翰逊政府后期便开始采取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策略，正如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所说：“从长远角度来说，不应将中国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5］。”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最直观的体现，这也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的中、美、苏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期间，美苏争霸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开始下降，北约同盟国不支持美国“越南战争”，使得美国不得不寻求外在因素，制约苏联；同时期，中苏之间也是暗潮涌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苏联增兵中国边境。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紧迫局势下，毛泽东与尼克松一样，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与美国改善关系对中国利大于弊。

3 中美乒乓外交的启示

3.1 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把握体育外交基本方向

在习总书记的带领下，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从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的建设，实现伟大“体育强国梦”可见一斑。体育外交不仅是展现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窗口，吸收国外先进体育经验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建设的重要保障［6］。因此，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我国体育外交的方向标，更是服务好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

信息社会与网络化的时代，使得普通民众、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和技术官员等均成为体育外交的主体，他们的体育意识是我国外交理念的外在表现，认清实施的主体，制订体育外交政策成为关键。首要的，体育主管部门要明确其不仅是体育外交的实施者，更是体育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作为制订者的身份，应明确体育外交政策的制订要符合国家建设的实际需求，充分展现国家对体育的参与程度，秉承“亲、诚、惠、容”的基本外交理念，以体育为载体扩大交流、增进友谊；其次，作为民众、运动员和教练员等在把握国家基本外交理念的前提下，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正如庄则栋对科恩主动交流的描述，当时想起毛泽东曾在1970年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中国希望与美国政府和人民关系回暖，出于这点，庄则栋通过翻译对科恩说，即使美国政府对中国有敌意，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还是朋友［7］。

3.2 重视国内各项目协会的发展，发挥体育协会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

中美两国能够成功建立外交关系，中、日、美三国的乒乓球协会的作用功不可没。因此，在重视国内各项目协会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各项目协会的对外交流。国内项目协会的发展，以各项目的职业联赛发展为依托，发展好国内市场的同时，将发展的目标定位在世界，通过整个职业联赛的发展提高项目协会在国际的影响力，提升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联赛的发展要重视“造星”，庄则栋在参加31届世乒赛之前，已多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在国际赛场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当其与科恩主动交流并送上织锦时，科恩显得尤为激动，这种身份上的认同，在对外交流中尤为重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肯定了体育在不同国家、民族中强大的文化作用，通过体育交流的形式促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加深友谊，并促进世界体育共同发展；通过体育外交的形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在世界发展中我国的“大国形象”；通过国家间体育协会之间的交流，优势互补、互相借鉴，促进各国体育协同与均衡发展，中国乒乓球学院通过在海外建立分院的形式帮助欧洲国家、中英之间的足球交流与合作、中芬在冬季项目的协作等，通过这种形式，促成单项目协会在国际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帮互助机制。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乒协通过国际乒联向226协会国家提出援助，购买医用防护物质，这种行为已超出体育本有的范畴，赋予其新的含义。同时，协会的对外交流，还体现在参与国际体育治理体系建设中，提升项目协会在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维护本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权益。

3.3 重视媒体宣传作用，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联赛或运动员

正是我国乒乓球的强大，才有了后藤钾二的邀请，不难发现球队或运动员具有较强的竞技能力是对外交流的前提条件。如何形成与扩大我国体育在国际的影响力，需重视与媒体合作。前文提到，正是美国媒体的积极正面的宣传，改善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以往的看法。因此，需要发挥媒体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能够代表中国的形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新时代我国外交理念的职业联赛或运动员。

落到实处，结合国内职业体育发展的实际，做好整体的职业联赛的发展规划：对于部分职业化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如中超、CBA联赛，继续落实与深化联赛改革，将发展目光定向国际市场，主动与国际赛事接轨，学习与借鉴可取之处，通过提升赛事平台的影响力，增加球员在国际社会的曝光度，进而增强其在国际影响力；同时，国内职业联赛逐渐放开外援的限制，吸收国际球员的参与，吸引国外媒体的关注，增加联赛在国际的关注度，借助国际球员的加入，提升联赛的商业价值的同时，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如NBA联赛借助姚明增加在我国的影响力。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如乒乓球，在处理好“奥运争光”与职业化展关系的同时，放开国外球员加入乒超联赛的限制，将世界乒乓球市场纳入联赛的发展规划之中；允许国内乒乓球教练员前往国际赛场，提升国际乒乓球整体水平；通过引进与走出的方式，进一步增强我国乒乓球的国际影响力。对于发展滞后的项目，如冰雪项目，充分认识项目发展的缺陷，与世界的差距，走出去，主动与世界强队交流，借助国外现有的先进训练资源进行发展；做好国内后备人才培养规划，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梯队，逐步增强国内的竞技水平，赶超世界强队。

4 结语

中美乒乓球外交的成功，直接推动了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一成功既是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政治诉求，也是国际社会对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认可。新时代，体育依然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方式，深入学习与落实好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做好体育外交的首要前提；提升项目协会的影响力是对外交流的实力保障；体育外交实施的主体拥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是落实对外交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