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文

（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人民法院，江苏 扬州 225600）

2020年陈某某、王某某、苟某等人的身份被他人盗用、冒用，而无法获得正常的入学、就业事件曝光后引发社会广泛热议，与1990年曝光的齐某某案相比，后者开启了宪法司法化的进程，但对于冒名顶替身份入学的问题，难以直接援引宪法的相关规范作为救济依据［1］。在陈某某、王某某、苟某等人被冒名顶替的案件处理上，仅仅采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的方式，难以彰显司法的正义。

一、冒名顶替入刑的必要性

（一）冒名顶替的行为缺乏刑法的评价

对于冒名顶替行为，难以从《刑法》的角度予以全面、准确的评价。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中提及，人的行为受目的所支配，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的行为系手段，目的是获得期待性的利益，如入学资格、就业资格。与诈骗等冒用、盗用身份信息的行为相比，冒名顶替的行为性质更为恶劣，其不仅侵害公民的身份信息权，甚至改变受害人的命运。冒名顶替行为中，盗用与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属于手段，其目的在于获得一定的资格与待遇，而当前的《刑法》关于盗用、冒用个人身份信息的评价上缺乏取得资格与待遇之目的描述，冒名顶替入刑具有必要性［2］。

（二）冒名顶替行为侵犯的法益具有保护价值

冒名顶替行为入刑也曾产生一定的争议，关于罪名与形态，有学者认为可以设置妨碍高等教育录取公平罪，有学者认为可以设立冒名顶替上大学罪，也有学者认为应设立妨碍公民受教育罪，也有学者认为应设立冒用身份罪……从学者的争议上看，焦点集中在：冒名顶替行为的罪名、罪状设置问题，即冒名顶替的行为是限定在高等教育考试领域，还是可以拓展在社会的其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