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 张文铖

一、引 言

随着数字经济悄然兴起，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并逐渐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数字经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安排。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提出了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重大发展战略。2018年，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2020年，在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清单管理机制，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发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

随着数字化技术不断普及和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高达31.3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8%，名义增速20.9%；数字产业化总量为6.4万亿元，占GDP的7.1%；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4.9万亿元，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3.1%，占GDP的27.6%；在数字经济领域，存在1.91亿个就业岗位，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24.6%，增速为11.5%，远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同时我国数字化治理已逐渐形成多方共治格局，依法治理、协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第1-3页。。

在此背景下，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源于1996年Tapscott的《数字经济》，兴起于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和Castells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后逐渐被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所重视和熟悉，并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现有大部分文献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是由信息通信技术或数字技术带来的一种新经济形态，一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均属于数字经济，其由基础载体投入部分、媒介部分和数字经济产出部分组成。

就载体部分而言，构成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是那些处理信息的物理装置与机械设备，如集成电路、半导体、通信网络设备、计算机等，这些信息基础设施是用来支撑经济主体进行数字化经济活动的物理基础；就媒介部分而言，数字经济包括以互联网为媒介和平台进行的一切电子网络业务活动；就产出部分而言，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产品与服务销售的电子商务活动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Mesenbourg, T. L.,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1, pp.5-6.。在此基础上，社会各界对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本质逐渐形成了共识，不同学者和组织机构对数字经济概念的界定大同小异。何枭吟认为数字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由数字技术推动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制造生产、管理和流通领域均以数字化形式存在(3)何枭吟：《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内涵比较》，《时代金融》2011年第29期。。逄健指出数字经济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的交流、交易及合作的数字化(4)逄健、朱欣民：《国外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第8期。。2016年《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具体明确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第1页。。

(二)数字经济的测度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关于数字经济规模及贡献的测度越来越受到不同组织、政府部门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虽然现有研究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关于数字经济测度的方法、内容及结论目前尚未形成广泛一致的意见。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生产率悖论”：从数据上看大部分国家的生产率并没有因计算机信息数字技术的带动而呈现出预期中的增长(6)Van, A. B.,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of The New Digit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 31, 2016, p.3.。这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低估数字经济贡献所导致的(7)Brynjolfsson, E., Collis, A. and Eggers F., “Using Massive Online Choice Experiments to Measure Changes in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15), 2019, pp.7250-7255.，数字经济对传统的国民经济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8)Groshen, E. L, Moyer, B. C. and Aizcorbe, A M., “How Government Statistics Adjust for Potential Biases from Quality Change and New Goods in An Ag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 View from The Trench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2), 2017, pp.187-210.。由于数字经济产生了大量新兴的价值创造者、新的经济模式业态和资产、新的产品和产业(9)Coyle, D., “Do-It-Yourself Digital: The Production Boundary, The Productivity Puzzle and Economic Welfare”, Economica, 86(334), 2019, pp.750-774.，而现有的统计体系无法将这些经济活动纳入统计核算框架之中，造成了GDP的漏统(10)张美慧：《国际新经济测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借鉴》，《经济学家》2017年第11期。。

针对传统核算统计方法在数字经济测度方面的不足，不同研究机构和学者通过采用不同的统计核算思路和构建不同测算体系重新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测度。经合组织2015年通过编制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了一个含有38个具有可比较性指标的数字经济测算体系，运用大量数据、图表对指标进行了全面对比分析。欧盟统计局2016年编制和测算了刻画欧盟数字经济进程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该指数涵盖宽带接入、人力资本、互联网应用、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公共服务程度5个方面，设计了30个二级指标。美国经济分析局2019年在界定数字经济范围的基础上，利用供给使用表对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等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国内学者也在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对中国的数字经济进行了测算或提出新的测算方法：康铁祥通过借鉴Machlup-Porat方法，测算了中国2002-2005年数字经济规模(11)康铁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当代财经》2008年第3期。；蔡跃洲基于技术经济学与统计核算等理论方法，提出以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及贡献度测算框架(12)蔡跃洲：《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及贡献度测算:历史沿革、理论基础与方法框架》，《求是学刊》2018年第5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对我国数字经济进行了测度；许宪春和张美慧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界定数字经济核算范围，确定数字经济产品，筛选数字经济产业，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并与美国、澳大利亚进行比较(13)许宪春、张美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

(三)数字经济对现有经济系统的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摧毁现有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重新部署新的生产力，赋予劳动以自由，扩大市场产品种类的多样性，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降低搜索、复制、运输、跟踪、核查等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从数字经济对劳资关系的影响看，数字经济改变了劳动方式，加剧了劳资关系的对立(14)乔晓楠、郗艳萍：《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网络奴隶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典型的劳动形式，逐渐成为一种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复杂劳动关系(15)Terranova, T.,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 2000, pp.33-58.。从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影响来看，数字经济通过信息技术的不断渗透以及创造纵向和横向的互补性资产，重置企业创新价值捕获机制(16)Teece, D. J.,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echnologies, Standards, and Licensing Models in the Wireless World”, Research Policy, 47(8)，2018, pp.1367-1387.，使得技术创新活力和动力得到提升，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有利条件(17)Gaziz, S. and Oteshova, A., Prodanova N, et al., “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ecurity & Sustainability Issues, 9(4), 2020, pp.1225-1235.。从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影响来看，数字经济通过产业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18)丁志帆：《信息消费驱动下的传统产业变革：基本内涵与内在机制》，《经济学家》2020年第3期。，对传统产业部门进行信息化改造，扩大了技术创新可能的边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19)郭美晨：《ICT产业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研究——基于灰关联熵模型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9年第4期。。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影响来看，数字经济一方面通过改变宏观(资源配置边界)、中观(市场结构)及微观(企业盈利模式)条件推动了传统经济的升级，以此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20)杨新铭：《数字经济:传统经济深度转型的经济学逻辑》，《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另一方面通过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将经济活动中的各主体高度连通(21)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使得经济系统中的资源渗透、融合、协同能力得到巨大提高(22)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18年第9期。，降低了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成本，引起广泛的资源重组与聚合。

现有研究为理解数字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目前鲜有文献从个体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奥地利学派以个人效用和主观主义为方法论和认识论，主张将经济现象的解释回溯至个体，从人的行动这一基本先验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演来理解经济活动，因此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更具说服力。本文试图通过借鉴奥地利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主观价值、知识分散以及资本生产结构等思想来阐述和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为理解数字经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数字经济中新经济、新技术与价值创造

主观价值和个人企业家精神是奥地利学派的两大基石，个人主观需求的满足是价值存在的根源，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企业家精神是价值持续创造的来源。数字经济中的新消费、新商业模式以及新技术对经济个人效用与企业家精神的凸显，使经济系统中真实有效的财富得以持续增加。

(一)新的消费和商业模式、主观价值与有效供给

财货的价值是主观性的。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行动主体赋予不同的终极目的以不同的重要性，即不同的价值，并利用财货对目的加以实现。因此财货的价值则是个人按照财货能够为终极目的的实现所作出的贡献而估价的，是从其可实现的各种终极目的的主观价值投射出来的(23)[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敖译，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基于此，财货本身并没有任何客观经济价值，价值不是财货本身所具有的属性(24)[奥]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自然价值》，陈国庆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财货之所以对人重要或具有价值，仅仅是因为个体对财货有需求，财货可以帮助个人实现其目的(25)人的需求分为种类需求和具体需求两种类型，前者是按财货对个体福利具有的重要性不同而分级的各种需求，如马斯洛划分的五类需求；后者是按在特定条件下财货对个体需求具体感觉的不同而分级的各种需求。在具体需求分级表中，属于不同种类的需求相互交错。个体对特定经济财货所估价值只与具体需求有关，与种类需求无关。。总而言之，财货的价值不是由劳动成本等客观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个体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即财货的价值是主观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消费模式和新商业模式使财货价值回归于主观性价值本质。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消费活动正步入个性化升级的新消费模式。新消费模式以消费者为核心，以消费者需求为目的，消费者需求反向引导消费品生产。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消费个体逐渐脱离工业化时代标准产品和大众产品的消费，开始追求个性化、满足主观情感需求的消费，追求生活品质。新消费模式的特征是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升级为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消费诉求由基本生理需求消费转变为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消费，追求体验性和服务性消费。这种消费模式正在淘汰工业化时代的以生产者为中心的B2C商业模式，催生出了新的以消费者个性需求为起点、使消费者参与到生产设计环节中、让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实现双向流动的C2B商业模式。在C2B商业新模式下，消费者的需求先产生或提出来，然后企业根据个体的不同需求进行定制化、个性化生产(26)戴国良：《C2B电子商务的概念、商业模型与演进路径》，《商业时代》2013年第17期。。由此可见，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的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越来越注重消费个体的个人主观价值和自我内在需求，使经济主体逐渐认识到财货的价值是来源于个体的主观评值，而不是客观要素成本。

真正的经济增长需要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能够满足个人主观需求、具有主观价值的产品，即提供有效供给而避免无效供给的生产。所有的财货由于可以帮助个体满足欲望或目标的实现，因此具有效用。按照稀缺性，财货分为经济财货和非经济财货。在这两种财货中，只有经济财货才具有价值；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能够提供效用且供给数量小于需求的财货才具有价值(27)[奥]欧根·冯·庞巴维克：《资本与实证论》，陈瑞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7页。。经济财货之所以是稀缺的，是因为在生产它们的要素中至少有一种生产性资源是相对稀缺的。由于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指那些能够真正满足个体主观欲望或需求的经济财货增加，而这又依赖于经济系统中有限的生产性资源；因此真正的经济增长是将这些有限的生产性资源用于生产那些满足个体主观评值表中排名靠前、需求较为紧迫的产品或服务，为个体提供有效的财货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和落后产能，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和错配。

在数字经济中，数字技术为生产者可以更好地按照消费者主观价值需求组织有限资源进行生产，使有限资源在给定条件下实现最优有效供给。首先，互联网技术为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和生产者的生产信息无缝对接提供了平台。发达的互联网集聚了大量的消费者，电子商务平台可以收集、储存和传输海量消费者需求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流的过滤与识别，提取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此与个性化推荐库的案例进行匹配，将个性化需求信息转换为生产信息；最终生产者根据这些需求信息利用有限的资源生产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同时，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电子商务平台还可以允许消费者需求或偏好信息的变化与上游生产者进行交互，快速准确地获得到需求和市场的变化信息，以此修正和调整生产信息。其次，智能化、模块化以及延时性生产技术大大降低了个性化定制与柔性生产的成本。再次，安全便捷高效的支付手段、畅达的物流等完善的中介服务为链接消费者与生产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服务。

(二)新技术、企业家精神与价值创造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学是人的行动学，每个个体都是具有独立意志的行动人(28)[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余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行动人拥有的功能之一是发挥企业家精神，负责审慎计算行动的利润和创造财富(29)[奥]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朱海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在奥地利学派中，企业家精神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和套利型企业家精神(30)[奥]伊斯雷尔·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刘业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73页。。前者是熊彼特主张的企业家精神；后者是米塞斯和柯兹纳所主张的企业家精神。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通过引入新的要素组合，以新的方式生产消费品，利用新技术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凭借暂时的垄断地位获得利润。套利型企业家精神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家能够先于别人警觉地发现同一种物品能够以不同价格在两种市场上出售，利用价格差获得利润，通过纠正资源错配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两种企业家精神都是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源泉。

数字经济中，信息通讯技术的突破为企业家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提供了先决条件，激发了个体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由于在均衡状态下的经济系统不存在任何利润，因此企业家为了获得利润而以新的生产方法将生产资料重新组合起来生产产品，即打破均衡实施创新。创新方式分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新原料以及新组织五种类型。创新活动提高了处于原有经济循环中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创新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从这角度来说，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导致市场由均衡状态向不均衡状态移动的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正处于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所说的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阶段，信息通讯技术的突破为生产者引入新生产方式、实施新组合提供了巨大空间，激发了个体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首先，信息通讯技术为新的产品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例如4G与5G手机、电子导航产品、共享单车、网约车、微信与支付宝等；其次，信息通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不断涌现，例如，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大数据、物联网等；再次，信息通讯技术催生了新的市场和扩大了市场规模，例如，淘宝、天猫、京东、闲鱼、美团、58同城、去哪网等；再次，信息通讯技术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即数字化信息要素；最后，信息通讯技术改变了传统中心化组织形式，新的扁平化自组织形式开始出现。

数字经济中，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够提高企业家警觉，发现利润机会，激发个体的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个体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广泛存在的无知表征了一个非均衡的市场状态，即经济均衡状态是不存在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中的常态。而非均衡状态的存在意味着纯利润机会存在，因此信息不完全和无知状态的结果就是无数机会的流失。但是，这种市场不均衡状态不会永久持续下去，没有被挖掘的利润机会最终会被发现。其原因是以纯利润形式表现出来的激励使个体企业家精神的发现受到刺激和激发，由此可见套利型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推动市场由不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移动的力量(31)[奥]彼得·克莱因：《资本家与企业家》，谷兴志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8-95页。。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方面能够破除由物理时空造成的市场分割，扩大市场规模，在使市场信息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市场不均衡和利润机会涌现出来；另一方面，使更多的个体能够快速、低成本的获得市场信息，纠正以前自身的无知，激发企业家的警觉，发现和抓住不断出现的市场利润机会。

四、数字经济中网络平台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系统是由分散的、具有差异性的个体组成，每个个体都因拥有排他性的知识而具有比较优势，且享有平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分散的个体由市场进行协调和组织，并形成社会化生产分工网络，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生产效率是最优的。数字经济中网络平台和去中心化特征使市场能够更好地协调分散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实现知识分工的深化，以竞争中性为原则让每个经济个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促进市场运行更富有效率。

(一)数字经济中的现代信息网络、知识分散与分工

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市场经济系统的运行必须依赖于大量各种具体的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不是特指技术类的知识(关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知识)，而是属于个人所掌握的、关于具体时空条件和不同情况的、用于决策的“隐性知识”(32)[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无数个体，因此这些知识和信息具有极强的分散性，不完全、部分地被掌握于市场中各自独立的个人手中，且无法以完整的形式被集中在一起。

分散的知识信息是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分工的前提是个体多样性所形成的比较优势(33)[奥]穆雷·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董子云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从本质上讲，个体多样性即是分散在个体之间的、为个体所独特拥有的排他性“隐形知识”的多样性。因此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或目的之间达到最优配置，而是如何充分利用分散于个人身上的知识形成协调一致的分工网络。虽然分散的知识信息构成了分工的基础，但是分散知识横向的传播和纵向的积累决定了分工的形成与分工的程度(34)[奥]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朱海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53页。。

数字经济能够较好地促进分散知识信息的横向扩散和纵向积累，持续深化社会化生产分工网络，不断提高经济系统的生产效率。具体而言：

首先，在数字经济中，现代信息网络加速了分散知识信息的传播和扩散，为更专业化的分工网络形成提供了条件。处于孤立或分割状态中的分散信息是无用武之地，是无法形成大规模生产力的。只有当拥有不同知识的个体进行信息交流之后，个体才能通过了解和比较自身与其他个体之间所拥有的知识，形成对自身比较优势的认识和判断，然后根据其比较优势参与到生产分工中，由此社会化生产分工网络才能形成。因此分工的形成需要知识信息在经济个体之间进行交流和传播。在数字经济中，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媒介，信息网络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信息传播方式。相比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信息传播媒介，信息网络具有高速度、多功能、多途径、大容量、低成本及可互动等特点。基于这些优点，信息网络为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渠道，可以使个体以更快的速度获得市场经济中各种相关信息，加速经济主体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定位，促使自身参与到生产分工网络中，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在数字经济中，信息网络提高了价格机制的灵活性，增强了价格机制对分散信息的协调和组织能力。社会化生产过程包含了规模巨大的分散隐形知识，并需要这些知识作为指导。如果这些具体的知识逐一从个体间进行传播并指导经济主体的生产活动，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不可能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成本最低且最高效的信息传播机制(35)[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97页。。得益于价格对分散知识的协调和组织，生产分工网络才得以形成。分散的知识信息通过价格体系在经济系统中进行交流和传播，并以价格信号指导和组织经济个体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社会的生产分工。由于价格承载着整个社会生产所需要的分散知识，因此价格机制需要高度的灵活性，才能指导社会生产活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中，信息网络传播速度和范围使得价格体系对分散知识的协调能力不断增强。随着现代网络信息的不断发展，经济个体间的竞争增强，时间和空间对价格信息传递的阻碍不断减少，菜单成本逐渐下降，价格的粘性或刚性减弱。换句话说，信息网络能够使得价格机制更加灵活、更具有时效性和弹性，使得价格体系对分散知识的协调能力大大增强。

最后，在数字经济中，信息网络将加速分散知识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进而不断深化社会生产分工程度。分工深化需要知识信息总量规模的增加。在数字经济中，知识借助于信息网络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这为社会化生产分工奠定了知识信息量的基础。一方面，信息网络降低了时空和行政的隔离和限制，打破了原有市场的分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统一市场。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增加了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口数量，为更大数量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创造提供了头脑数量的支撑，而且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反作用于经济主体专注于某个方面的知识的创造，使知识分工更加专业化，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认为知识信息是由企业家创造的，而信息网络由于能够激发企业家的创造性和警觉性，唤起更多的企业家精神，从而有更多新的市场知识信息被创造出来并通过企业家活动进行传播，形成更加细化的分工网络。

(二)数字经济中的去行政化、自由竞争与繁荣

行政性垄断是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垄断类型分为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前者是经济主体在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自发形成的垄断，是市场力量所致；后者是经济主体在行政干预和保护下形成的垄断。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性垄断是市场主体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进行创新，取得暂时性的垄断地位，以此获取暂时性的高额垄断利润，该类型垄断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36)[奥]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郭武军等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而行政性垄断则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发展的动力(37)[奥]穆雷·罗斯巴德：《权利与市场》，刘云鹏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在所有行政性垄断中，最具争议的两种垄断类型是货币的行政垄断、行业与市场的行政垄断。就前者而言，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的行政垄断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抑制企业家精神，信用的扩张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效率，进而阻碍了经济的增长(38)[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海南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115页。；就后者而言，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利用政府赋予的特权通过损害潜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无谓损失。

在数字经济中，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有利于遏制法币因行政垄断所带来的过度通货膨胀，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优势，通过利用数据加密、分布式共识等手段实现点对点交易与协调。该技术持续发展在信用领域中引发了革命性变革，推动了数字货币、通证经济的出现，是人类信用史上继血缘信用、金属信用、法币信用之后的又一里程碑(39)袁勇、王飞跃：《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自动化学报》2016年第4期。。数字经济中的区块链技术可以抑制法币因过度发行而带来的通货膨胀，进而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首先，区块链技术通过抑制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减少经济波动。由于货币的行政垄断往往会导致没有储蓄增长支持的信用扩张，信用扩张导致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而低利率将诱使生产者对生产周期长且在自然利率下亏损的项目进行投资；随着生产的向前推进，生产者最终发现经济系统中并没有足够的储蓄支撑新项目的投资，企业被迫收缩生产规模，利润被压缩，危机最终爆发(40)[奥]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秦传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272页。。区块链技术所催生的数字化货币能够通过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而抑制经济危机，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其次，区块链技术保护了私有财产，激发了个体企业家创造精神。通货膨胀是对个体征收的“铸币税”，政府的投资替代了个人的经济决策。但是政府从个体手中获得的收入往往用于现有生产规模的数量扩张，而不是像个体一样投资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创新上。所以区块链技术有效地保护了企业家财产，有利于激发个体利用分散知识的优势和企业家精神，将节约下来的财富投资于更有效率的创新上(41)冯兴元、毛寿龙：《产权、市场与竞争的基本理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在数字经济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加速破除了行业和市场的行政垄断壁垒，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益水平。行业与市场的行政垄断会对潜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巨大损失。就潜在生产者损失而言，行政垄断导致潜在生产者被迫在效率较低、利润较少的行业与区域中从事经济活动，接受较低的回报。就消费者损失而言，行业与市场的行政垄断使消费者不能从潜在生产者那里获得替代品，需求曲线变得缺乏弹性，垄断企业乘机设立垄断价格，消费者被迫接受产量少且价格高的产品；即使垄断者不设立垄断价格，消费者也同样遭受损失，因为不能从效率最高、质量最优的潜在生产者那里购买产品(42)[奥]穆雷·罗斯巴德：《权利与市场》，刘云鹏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大批以互联网企业、现代物流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破除了行业行政垄断的壁垒，以竞争中性原则保证各经济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的自由竞争，如支付宝、微信对银行支付、存款、转账、贷款等业务垄断的冲击；而且打破区域行政垄断所造成的市场分割，利于形成国内、甚至国际统一的大市场，如天猫、京东、亚马逊、eBay。

五、数字经济中数字化信息要素、迂回生产与经济增长

奥地利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一个生产结构不断复杂化、迂回生产过程持续被延长的过程，即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数字经济中数字化信息要素的形成通过推动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深化了资本生产结构，延长了迂回生产过程。

消费财货能够满足人的欲望、改善不适的状态，而消费财货的生产形式一般分为直接生产和间接生产两种模式(43)[奥]欧根·冯·庞巴维克：《资本与实证论》，陈瑞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7页。。前者是一种劳动与自然资源结合直接生产消费品、无需时间等待的生产方式；后者是一种需要牺牲时间的迂回生产方式，劳动先与生产消费品的远因相结合制造出中间品(奥地利学派将迂回生产过程产生的中间产品一并概括为资本)，然后利用资本品生产消费财货。根据实际生产经验，迂回生产方式不仅要比直接生产方式的生产效率高，而且是获取某些消费财货的唯一方式。资本在迂回生产中的作用体现为三方面：第一，资本是效率更高的迂回生产的外在表现和特征，即资本是迂回生产的承载体；第二，资本是保证完成迂回生产的间接原因，是协助劳动这一根本生产力生产消费品的工具；第三，资本有利于其他各种迂回生产方法的产生，即资本存货越多，为当前消费所花费的生产力越少，进而使得节省下来的生产力投资于其他迂回过程的生产(44)[奥]欧根·冯·庞巴维克：《资本与实证论》，陈瑞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17页。。

数字化的信息要素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本品。在数字经济中，数字化知识信息被视为是一种区别且独立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全新要素，能够生产出新的产品或服务。但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系统中最原始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和土地，而资本是一种高阶产品，依赖于劳动、自然资源以及时间且是三者的结果(45)[奥]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郭武军等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鉴于此，虽然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以一种新的形态参与新的消费品或服务的生产，但是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也是由劳动和其他更高阶的资本共同生产出来，最后再与劳动相结合生产出满足个人主观欲望的财货，即数字化的知识信息要素也是中间品，即资本品。所以数字化信息要素与其说是一种新的要素，倒不如说是资本品的一种新形态。

资本程度越高，迂回生产过程越长，生产效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奥地利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迂回式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就是资本化程度或迂回化程度。一个发达经济体比一个落后经济体更富裕的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拥有比后者更多的资本品可以支配和使用，而且前者的资本品质量也要更高。换句话说，资本深化程度越高，迂回生产过程越长，生产的阶段更多、更复杂，生产力效率就越高。资本深化或迂回生产延长具体表现为原有生产结构的横向拓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的生产阶段增加导致的生产结构的垂直延长(新产业形成)。

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数字化知识信息的形成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从横向上拓宽了原有资本生产结构和从纵向上延长了资本生产结构，进而深化了迂回生产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首先，在数字经济中，产业信息化是数字化信息资本对原有生产结构的横向拓宽。产业信息化是指利用数字化的信息及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在传统产业的设计、生产、管理及销售等各个环节广泛采用数字化信息要素，一方面，对传统产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使传统产业生产结构更加复杂；另一方面，通过加快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传统的生产要素趋于智能化，扩大和延伸劳动者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使传统产业生产结构所含的知识与技术更加密集。数字化信息资本通过这两方面拓宽了传统产业的生产结构，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其次，在数字经济中，信息产业化是数字化信息资本对生产结构的纵向垂直延长。信息产业化是指依托工业化基础，数字化信息及信息技术的开发、生产实现产业化，为消费者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单独的生产序列，信息产业化增加了在自然资源到最终消费品过程中的中间生产环节，导致生产结构的阶数增加，使生产结构垂直延长，为消费者带来更高效用的产品。

六、结 论

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个体层面分析。奥地利学派主张从人的行动这一公理出发，将经济现象还原至个体行为进行解释，这为认识和理解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利用奥地利经济学分析框架，借鉴主观价值、企业家精神、知识分散、资本生产结构等思想，对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数字经济中，新消费模式和新商业模式使财货价值回归于主观价值，促进经济系统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有效供给的生产；新技术的突破与利用激发了经济个体的创新型和套利型企业家精神，新的价值不断被创造出来。其次，数字经济的网络平台与去行政化，一方面使市场能够更好地协调每个因拥有排他性的隐形知识而具有不同比较优势个体的经济活动，形成社会化生产大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另一方面能够以竞争中性的原则保障每个经济个体平等地参与到市场自由竞争中，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最后，数字经济中的数字化信息资本深化了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延长了迂回生产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综上所述，数字经济通过以上三种作用机制提高了经济系统中的产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基于此，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要以人为本，尊重消费者个人的消费偏好，让市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满足人们需求最为紧迫的财货。解决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是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要途径之一，因此需要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尽可能多地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在数字经济时代，应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整合现代信息技术资源，实现海量信息的共享，降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息壁垒，使供求信息无缝对接，让分散化闲置资源充分发挥其自身价值，满足市场中多样化消费需求。

第二，支持互联网平台健康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对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分散个体经济活动的协调作用，形成更加深化的社会生产分工网络。互联网平台是当今数字经济时代下新的市场组织形式，是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有利于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不同领域融合发展、深化分工网络体系。因此需要快速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提高信息网络服务水平，加强基础网络双向化、宽带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先进的无线宽带网络建设。

第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保护和激发个人的企业家精神，鼓励新价值的持续创造。在传统经济中，个人通过冒险、承担未来不确定性实现其企业家精神的代价极其巨大；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存在大量的可用资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可以更好地找到细分市场做出新的价值，使企业家精神的实现成本降至最低，因此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激发个人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尤其是为普通人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基于此，应鼓励有警觉性的个体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挖掘其企业家精神，利用互联网创造更多新的市场价值。

第四，要减少行政手段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干预，避免对数字经济市场调节机制的扭曲。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特点，科学合理研究制定审查规范政策体系，从源头上杜绝因行政不当干预造成的数字领域资源低效率配置，有效防止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行政权力对公平竞争的不当干预；与此同时，应注重数字经济重点领域中专项制度建设，按照具体的商业模式和行业特点，完善相应的适用性法律规范，降低在监管过程中产生不确定性。

第五，鼓励对数字化信息要素的持续开发，促进数字要素资本的不断深化。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一样，数据正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因此需要持续培育数据要素，做好数据资源保护、数据开放共享，挖掘数据利用价值，提升数据要素的流通效率和市场活力，使数据要素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