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新春

一、教育教材语言的“语言世界”

(一)“语言世界”定义

教育教材语言的“语言世界”，指的是教育教材所呈现出来的语言实际应用状况。包括语言整体面貌，以及其内部的语言要素、语言结构，乃至各语言要素的分布、关系、使用状态等。以教育教材语言的语言面貌、语言结构、语言要素为研究对象的，都属于教育教材语言“语言世界”范畴的研究。

教育教材语言的“语言世界”，就“语言”本身来说，起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

1.语言面貌

教育教材语言面貌，指教育教材语言呈现什么样的状况；语言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具有怎样的分布特点；教材特有的性质与功能，必定会给教育教材语言的数量与质量带来种种影响，这些影响有多大，以什么方式施加影响，以及语言在数量和质量受影响后以怎样的状况来呈现，等等，都在语言面貌研究的范围之列。教育教材语言是社会语言的一个分支范畴，但是，当把所有对社会语言的认知投射到教育教材语言上来，就会发现，在对普遍意义上的语言的所有认知之外，多出了许多叠加着教育的、心理的、青少年的种种知识、学理、行为，这就使得教育教材语言的“语言面貌”研究，在对象与内容、考虑因素与要达到的目标等方面呈现出诸多复杂内容。

2.语言功能

语言学有着延续了20世纪一百年的描写传统，它追求静态、共时、纯粹的语言结构与系统的认知。描写语言学对语言功能的认知可以不管，起码在20世纪上半叶是可以不管的，但在教育教材语言领域，不管语言功能是做不到的。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教育教材语言之所以有其名，之所以成其为领域，首先缘于其功能，正是因为有了种种的语言功能，方才成其为教育教材语言领域。这个功能有语言最基本的表达功能、交际功能，更有加进了诸如上述种种因素后的知识传授功能、思想教育功能、文化熏陶功能，以及因人因事因时因要求因目标因等级的种种不同而在种种不同的语言功能实现上表现出的种种差异。

3.语言使用

这里讲的语言使用不是指广义的“语言交际”，而是指社会用语领域之一的学校教育领域的语言使用。学校教育是社会用语的四大传统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领域。学校教育领域的语言使用，最关注的是正确、规范与标准，衡量尺度是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当然，比这个尺度宽些的还有普通语用层面的语言使用，这就是传统教育教材语言研究最关注的语用效果的问题，追求的是简洁、明白、准确、雅正、优美。这些都是学校教育领域语言使用的研究对象。

4.语言资源

本来，语言资源与前面三者是不同的：前面的三者指的是语言的三种呈现状态，而语言资源是不管何种语言状态的，集合成众即可为资源。当语言材料达到一定规模，并通过有序方式加以排编与组织，便于查询、挖掘、开发、利用，也都成其为语言资源了。之所以这里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语言资源在我们的研究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研究条件，所有有关语言的研究工作都要基于语言资源库(如语料库)来进行；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语言资源本身也是研究的对象，因为语言资源库所拥有语言材料、承载的语言信息数量与质量、展现的语言面貌、反映的语言特质和规律等，都是散在的单一的语言材料所不可比拟的。

(二)“语言世界”研究特点

上面对教育教材语言的“语言世界”的简要说明，已经展示了其丰富而多样的内涵，既有语言的普遍性，又有领域语言的特殊性；既有语言结构的静态性，又有语言使用的动态性；既有语言的符号性，又有语言功能的多样性；既有语言存在的具体性，又有语言资源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为了充分认识“语言世界”的特点，还有必要认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功能与使命，尤其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以下简称“教育教材语言中心”)的宗旨与任务。在2005年6月19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与厦门大学签署的《共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教育教材)”协议书》(以下简称“共建协议书”)中有这样几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国家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科学选择，而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又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如果语言文字没有信息化，那么教育资源乃至国家资源将无法实现共享。甲乙双方经认真研究，一致认为：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知识更新换代频繁，有必要对语言生活进行较大规模调查，实施动态监测与发布。并在此基础上对语言信息进行研究，为相关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制定提供量化的依据。

——中心的意义：语言作为一种国家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教育教材中的语言状况是整个社会语言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对整个民族的母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乃至所有的知识教育体系，都会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教育教材)的成立，标志着可以对教育教材的语言现象进行实时的动态监测、分析和研究，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地了解语言现象的动态变化，为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等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更积极有效地促进和引导社会语言生活健康发展。

——中心的任务：1.对教育教材语言资源的收集、建库、整理和加工；2.对教育教材语言资源的应用情况进行监测和客观的描述；3.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咨询，为制定标准和规范提供依据和参考。

基于以上教育教材语言的“语言世界”观及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的宗旨与任务，教育教材语言的研究理念与方式方法必然呈现出若干鲜明的特点。

1.致力于对教材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了解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也称语言绿皮书)是一部反映中国语言文字生活状况的年度报告。它具有语言“皮书”重现状、重实况的特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发布平台，每卷本(一年一卷)刊载的成果多，又成系列发表，这一研究团队还因此获得了“语言生活派”的称号，[1-2]甚至还因这部书的封皮颜色而称为“绿皮书派”。《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以领域语言生活为纲来研究和编制的，“教育教材语言领域”是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领域。对“领域语言”状况的了解，是解决领域语言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故教育教材语言研究首先就把研究重心放在教育教材语言的“现状”和“实态”上。所有列入考察对象的教材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分布状况、层级状况、关系状况、变化状况、不同学科教材之间的异同状况等，都被研究者所关注。正是有了这样扎实的语言调查，后来所有的专题研究、开拓延展式的深入研究、融汇贯穿式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也就具有了扎实的基础，而且，为社会关注度更高的语文知识与语言能力关系的研究，为全社会辐射面最广的语言学习与知识学习之间的转换及其效率的研究，为在语文教育界长期缠绕纠葛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关系研究，为关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与民族文化传播问题的研究，都创造了语言材料与语言感知的准备，并最终在理论上从单一的语言世界升华出涵盖知识世界、观念世界的“三个世界”说创造了条件。这是学术研究指导思想不断开拓的必然，也是教育教材语言本身所包蕴着的丰富内涵使然。在“三个世界”观的研究中，“语言世界”是主要的，也是最基础的。

2.坚持语言规范观，以落实贯彻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为己任

这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学术研究工作最初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心最直接的任务。这时对教育教材语言实际状况的了解，不是为了纯语言本体的研究，也不是基于语言使用规律的语用式研究，而是为了落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该法规定了应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行政机关、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行业、信息处理等主要领域，“学校教育”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具体领域，因为学校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关乎公民个人正确掌握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程度，不仅是上述几个主要领域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保证，也关乎未来全民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水平。部校共建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如平面媒体语言中心(2004，教育部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有声媒体语言中心(2005，教育部与中国传媒大学共建)、网络媒体中心(2005，教育部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建)，教育教材语言中心(2005，教育部与厦门大学共建)、海外华语研究中心(2005，教育部与暨南大学共建)、少数民族语言中心(2008，教育部与中央民族大学共建)，都是基于某一领域而设立，其功能之一就是为了调查社会上贯彻实施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情况。教育教材语言中心自然承担有这样的任务，即对社会语言应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教育教材领域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实时调查研究，以更好地辅助完成国家对社会语言文字的管理任务，助力语言文字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但在持续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教育教材语言所具有的独特的领域语言特点。全社会通用的语言规划理论须立足于领域语言的特殊事实，特殊的领域语言须为全社会的语言使用规律与规范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材料。

3.“语言资源”观指导下的研究活动

“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又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语言是国家资源，教育教材语言资源是语言资源中的一种极具价值与特点的类型，这是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极有收益的一种体会。在当代语言生活派的崛起中，语言资源观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语言资源观是语言生活派在那个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零散、散在的语言材料称不上语言资源，语言资源须成规模，并经有组织的编排整理。语言资源的价值就在于成规模成系列，在于反映了整体面貌，可探究出规律与特点。语言资源不是天然形成的，它要靠发现、调查、整理。语言资源的价值更是要靠挖掘、利用、评价、保护、开发。语言资源的获得，语言资源的成形，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成果，有了它，才可能有后续的种种研究行为，有了后续的种种研究行为，语言资源才获得了价值的最大化。一批重要学者如张普、陈章太、李宇明、孙宏开、黄行、徐大明等都在语言资源观的形成中作出过重要论述。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语语信司司长的李宇明2003年在全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就对“语言也是国家资源”作出了深刻论述：“语言也是信息产业资源和网络资源”，“国家要努力开发语言资源，建立国家级的语料库，以及语言文字知识库等；要保护濒危语言，制定语言的国际传播战略，既要使语言文字规范，又要使语言文字具有活力”。[3]前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语言生活派资深导师陈章太先生论述道：“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从2005年起相继建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及多个分中心，对我国语言资源进行监测和研究，先后发表了多部重要翔实的监测研究报告，取得了很好的绩效。……我国学界讨论的‘语言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本体及其社会、文化等价值；狭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信息处理用的各种语料库和一个又一个数据库，以及各种语言词典等。随着我国现代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社会对语言实际需求的加大，以及语言功能的变化，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视语言为问题逐渐转向将语言看作资源，进而发出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的呼吁，这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字工作将产生积极影响。”[4]语言资源观形成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语料库建设。“从90年代开始，国际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其特征之一就是转向对大规模真实文本的研究和处理，以大规模真实文本为基础的语料库及其语言研究和知识自动获取受到高度重视 ，并且越来越走向深入和实用。1993年清华大学黄昌宁发表《关于处理大规模真实文本的谈话》，指出国际计算语言学界已经把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处理确定为未来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给语言文字研究带来的巨大影响之一就是语料库语言学的崛起。”[5]中文信息处理成为我国承接世界计算机学界大规模语料库研究思潮的最早接口学科。李宇明在2000年担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后，有意识地将语言学界、中文信息处理界、各级语委会本来联络不多的三方人员经常拢在一起交流研讨，大大推动了“语言资源”观在语言学界特别是在语言生活派中的影响。“语言资源”观成为在当代语言生活研究中发挥着巨大引领作用的基础理论，也深深影响着教育教材语言中心这一时期的研究活动。这时语言生活派对“语言资源”观的倡导与践行，带来更重要的影响是建立了一批数量众多、规模可观、主题多样、特色鲜明的语料库与资源库。如年度语言资源库，从2005年开始建设，每年对一批10亿字规模的语料进行字与词的加工，形成了以年为单位的年度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汇集10多年年度语料库资源的当代语料库，既可研究当代汉语的变化与特色，又可研究当代汉语的稳态与常态。如有声语言数据，以方言与民族语言为特色，以音像保存为特色，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语言资源观的指导下，教育教材语言研究坚持语言资源先行，所有的专题研究都必须建设专题语料库，做到有多少个研究专题就建有多少个专题语料库。理论源于对语言资源的考察、分析和归纳，语言资源库建设成为教育教材语言中心这个团队最大的研究特色之一。

4.计量化的研究手段

语言资源观是认识，语言资源库是研究基础，要对大规模的语言材料进行“收集、建库、整理和加工”，必须也只有依赖于计量的手段。通过大规模调查、整理建立起各种专题教材语言语料库后，对其进行分析、统计，计量研究手段成为必不可少，否则语言资源库仍只是材料的堆砌而已，显不出它的价值。定量而不是定性，统计而不是举例，数据化而不只是文字描述，计量化的研究手段运用远远不止于语料的收集、整理、加工，还必将成为发现规律与特点、提炼观点与理论的依据，并成为成果的有效呈现方式。

二、教育教材语言的“知识世界”

(一)“知识世界”的定义

教育教材语言的“知识世界”，指的是在教育教材语言所蕴含着的各种知识内容。既包括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百科知识，也包括语言文字本身成体系的理性知识。

要了解教育教材语言的“知识世界”，就要了解语文活动中的“由文(语)及义”，这里的“义”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表面之义，更是通过语言文字所传递的内在的知识之义。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言文字记录、凝固下来的。知识有时与语言文字密不可分，有时却是遥不可及。字可认，语可识，义不可知，这就是语言文字之义与知识之义的不同不通之处。

在语文教材语言背后，也有“知识”之义。语文教材的语言文字使用与语文教材的语言知识传递处于一个更加微妙而紧密的关系之中。它既要从语言运用中学到语言知识，还要从语言知识的学习中提升语言运用能力。

(二)“知识世界”探索

在教育教材语言中心的共建协议书中还有一段话，有着更为深而广的意义：“教育教材中的语言状况是整个社会语言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对整个民族的母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乃至所有的知识教育体系，都会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段话中的前半段，“是整个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说的是教育教材语言应用是社会语言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其重要性显然；对“母语教育”“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亦很好理解。但对所有的知识教育体系都会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该如何理解？

为了更好地认识教育教材语言的“知识世界”，就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出教育教材语言的“叙述语言”与“对象语言”。[6]而“知识世界”就是存在于“对象语言”之中的。

1.学科教材语言承载着“百科知识”

学科教材语言映射的知识世界就是百科知识的总汇。学科教材语言中最突出、典型的就是学科术语，术语体系支撑着学科教材的知识体系，学科教材中术语出现的顺序就是知识体系的由浅及深，术语的多少是知识体系的详略厚薄、重点与非重点的分布。因此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对术语的分析都是首当其冲的研究任务。疏理教育教材语言的构成，特别是把叙述语言剥离出来后所得到的对象语言的知识性也就愈加清晰了。我们对历史地理教材用字用词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语文、历史、地理三科的教材词语进行了比较，历史和地理教材中的独用词，其实就是各自学科较为典型的术语词，通过频率差方法筛选出来的三科教材共用词中的各学科特色词，就是兼有通用词性质的学科特色词。《中美小学〈科学〉教材多模态语篇对比研究——以地球科学为例》以中美科学教材中“描述天气”知识点的图文语篇为研究对象，从同一知识点出发，微观分析了中美教材多模态语篇知识展示的异同，探讨了多模态语篇中各种模态的分布、运用和互动对知识表述的影响。[7]这里的“多模态”研究，对“文”，分为“标题文本”“标记文本”“行文文本”，对“图”，分出了“照片”“绘画”“漫画”“模型图”“统计图表”“图标”，在图文关系上，构建出配图文本与图像关系、图像与上下文语篇关系。所有工作都是紧盯着“知识”内容。不同之处只是这里把“知识的形式”放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上。通过这些名为“多模态”的各种形式的描写及相关关系的探讨，得以精确分析出“知识”呈现的分量、比重、角度及深浅。这些“知识”的传统表达形式，就是语言与文字，这些“知识”的传统形式以外的表达形式，就是“多模态”形式，而当把这些传统表达形式与多模态表达形式都舍去，关注的内容和焦点也就是“知识”本身了。共建协议书中有关教育教材语言对“知识教育体系”影响的论述，有着很高的理论预见性，透视到了传统语言文字视野下更深层的东西，为认识教育教材语言背后的“知识世界”带来了启示。

2.语文教材语言承载着语言文字知识

语文教材语言映射的知识世界主要是语言文字知识体系。语文教材是否需要呈现语言文字知识？如果需要，需要多少？呈现方式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是否需要成体系呈现？这在基础教育领域语文教育史上是有过大讨论大反复的。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必要的，少而精的，安排得当的语言文字知识还是需要的，那么需要多少，如何取舍，如何安排妥当，就成为语文教材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对新中国首套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在课本的课文、单元中，都没有语言文字知识的任何安排，但在从初中一年级第2册的每一篇课文后的练习题中，却系统安排了句法知识学习的内容，分别介绍了“复句”“并列复句”“转折复句”“连词”“主从复句”“因果复句”“条件复句”“时间复句”“包孕复句”“名词性子句”“形容词性子句”“句子的语气”“疑问句”“设问句”“肯定句”“委婉句”“祈使句”“感叹句”等知识内容。如果将独立的“课文”视为最为突出的安排，“单元”视为间断式的有重点的安排，那么只出现于“练习”之中的内容，就算是等而下之、隐而晦之的安排了。但这种安排将语言文字知识作为教学中独立内容的用意却是显而易见的。2017年发行的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主编温儒敏先生说，“同时又有另一条线索，即将‘语文素养’的各种基本因素，包括基本的语文知识、必需的语文能力、适当的学习策略和学习习惯，以及写作、口语训练，等等，分成若干个知识或能力训练的‘点’，由浅入深，由易及难，分布并体现在各个单元的课文导引或习题设计之中。”“重视语文核心素养，重建语文知识体系。……在一二十年前，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是比较清楚的，听说读写的能力点、知识点，也都比较成体系。……实施新课程以来，特别是课标的出台，……课程改革几乎一边倒，就是强化人文性。……但又出现另一趋向，就是语文的知识体系被弱化，甚至被拆解了，……‘部编本’语文教材很重要的一点改进，就是让课程内容目标体现的线索清晰，各个学段、年级、单元的教学要点清晰。……‘部编本’语文教材就已经在努力建构适合中小学的语文核心素养体系。但这是‘隐在’的，不是‘显在’的。”[8]这里无论是“点”或是“线”，是“隐在”还是“显在”，都表现为对语言文字知识体系容量的大小、内容的简繁等的考虑。

语言文字的“知识”不仅仅可以通过直接的内容安排进教材，还可以通过对教材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测量、统计而得到。性质不同之处在于“语言状况”“语言使用”是一种自在状态，而“语文文字知识”的提炼、编排是自为状况，是融入了明显的目的、原则、方法的考虑在里面。如对众多小学与初中语文教材的用字用词情况调查发现，每套教材的字量大都在3 200—3 800之间，词种的数量大都在23 000—39 000之间。服务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词表，针对其性质、目的、功能，以及学习规律等，在数量与编排上无不有着周全的考虑。如《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收了15 114条词，不仅从词形、读音、词性的呈现上作了考虑，还把它们在语义系统中的地位，语义的同与近、正与反的关系都作了揭示。这就是语言文字知识的“自为”与语言文字应用状况的“自在”最大区别之所在。

学科教材语言中的“知识世界”和语文教材语言中的“知识世界”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但它们之间有着太多共同的问题需要研究了。叙述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关系如何？前者对后者的表达方式与影响力如何？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如何？处理的手段有哪些？不同手段的表现力如何？不同学科教材叙述语言有什么同与异？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教育教材语言的“观念世界”

(一)“观念世界”定义

教育教材语言的“观念世界”，指的是在教育教材语言面貌和存在状态及使用过程中所蕴含着的各种价值观、意志、立场、态度、情感等观念上的内容。

教材是在有着明确宗旨与培养目标的课程大纲的严格要求下，承载着确定而清楚的教学内容，受到各种成书成篇成章成课原则的限制，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反复推敲打磨提炼而成，并在学校教育体制中的全国所有学校普遍推广，供千百万学生和老师册不离手、细啃慢嚼使用着的读物。如此严谨编成的教材，其内容选取、详略安排、先后顺序，在课文、练习、考试等各个环节的安排，无不是在确定无疑的观念作用下的产物。这里说的“观念世界”有着特殊含义，专指教育教材语言体现出的政治思想及人文观念上的内容。

(二)“观念世界”特点

1.“存而不缺”的普遍存在特点

所有的教材语言都会体现出观念的内容。只是不同学科的教材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多与少、密与稀、系统与零散，以及外在与内含方面会表现出多多少少的差异，但存而不缺，却是毫无例外的。因此，对教材语言的“观念世界”的认识，需要研究它们的共性，就是对“毫无例外”的“存而不缺”的认识。

2.因学科而异的具体或抽象的存现形式

列入学科教材比较的对象愈多，所观察到的共性在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上越具有抽象化、形式化的特点。越具有人文学科特点，其“观念世界”的内容可能越多，越稠密、越外在。2017年开始采用“一纲一本”统编教材首先在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门课程施行，其道理也就在于此。

对教育教材语言的“观念世界”研究，不仅要关心“观念世界”的内容，还要关心“观念世界”的存在与表现方式。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向来有着人文性研究、突出政治思想性的研究，如何处理其与语文课的工具性关系，总是难以定夺，从而导致此起彼伏的反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种“观念世界”的研究，是把目标对准了“内容”。而当人们认识到“观念世界”的存在不仅会在“内容”上，也会在存在与表现方式上，相信其冲突与抵牾会小得多。

3.与“语言世界”“知识世界”的并存、交织、融合关系

“观念世界”与“语言世界”、“知识世界”的关系不是分立、割裂、孤立的，而是并存、交织、融合的。三个世界是一个有机体，互为表里、水乳相溶、“道”“器”兼具。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观念世界”与其他二者的表里、主次、显隐地位的互换，全凭研究者的取舍了，根据他们在什么样的时空条件下，有着怎样的目的，就可以作出主次、表里、明暗的易位处理。教育教材语言的“三个世界”观，真正把“语言世界”“知识世界”“观念世界”打通了。

能否打通与贯通，取决于研究的目标与研究者的思考。三者之间的易位与变化往往就在一步之遥，一指之力，一纸之隔。当同样的语言事实放在前面，换个角度思考，或再往深处探究，往往能带入到另一个崭新世界。如语文教材选文，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海峡两岸的初中语文教材的选文，二者都表现出我国教材编写看重阅读数量的传统，“大陆的精读课和台湾香港地区的讲读课本质上是相近的”。即使是各有特点，也是表现在技术层面，如“台湾教材和香港教材对议论文的选文比例比大陆教材高出许多”。但在对选文的时代性、来源地、互选内容与互选率的比较中，却发现台湾地区对大陆作品的选取在时代上有明显的重古轻今略今倾向，在题材上有明显的重自然轻人文的特点。[9]又如有关外国题材的课文，从课文数量、年级分布等视角出发，观察到的东西“语言”些“技术”些，而当把考察的目光放在这些课文的题材、主人翁身份、思想态度、主题时，就会发现不同时代的教材，反映出的立场差异着实非常突出。如民国时期教材中的外国题材课文关于“品行”的关键词是“正直、不畏强暴、救死扶伤、正义、反抗压迫、吃苦耐劳、坚持坚守、成才”，有关“爱国”的关键词最突出的是“反抗”与“复兴”，主人翁大都是卑者、弱者、女性、孩童，代表着小国反抗大国、弱者反抗强者、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被侵略者反抗侵略者。[10]新中国首套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外国题材的课文，材料主要来源于苏联及相关的东欧各国，其中材料源自苏联的课文占了国外题材课文的近80%。[11]

语文教材在“观念世界”的研究中有着特别的意义。语文课关乎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培养，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是青少年需要掌握的核心能力。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课还承担着青少年社会知识学习、人文情怀熏陶、道德价值观养成的任务。“文以载道”、“器以盈气”，后者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在语文课中，“文”与“道”、“器”与“气”是怎样的关系？谁起主要作用？如何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习与成人社会的作品学习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不一样是如何呈现的？细究下去，不同年级的语文课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凡此种种，都会影响到课程性质的确定与课程功能的体现。

在有关中小学语文课性质与定位的讨论中，一直就有语文课是工具课还是思想政治课、人文素质课的两大观点。在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材在教学实践应用过程中，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确是不应该分出彼此的。但在教育教材语言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对教育教材语言的“语言世界”“知识世界”进行了分离式的研究之后，再提出“观念世界”的理论，就会使我们更好地看清楚语文教材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不应该再是混沌、杂芜、笼统的认知。教育教材语言研究的离析与统合，正是为了教育教材语言研究的科学化。从语文教材中把教材语言离析出来，加以层次化、序列化，让它变得可分解、可量化、可统计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文”与“道”、“器”与“气”中，前者才应是语文课最重要的内容，是语文课文最重要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也就无所谓载荷之物。更何况，这个载体本身也是有“体”“用”之分的。“体”就是语言文字知识，“用”就是语言文字功能。学习的关键就是如何将语言文字知识有效、迅速地转化为人的语言文字能力。当然，在学习、转化过程中，必定会受到社会政治、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的影响，可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会来得更重要。只要看一个事实就清楚了，就是语文学习古来有之，文字的“蒙求”，辞藻的“华达”，音韵的“抑扬顿挫”，文章的“起承转合”，从来里面都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文道文气同样也是不可缺少的，可具体内容却代代有变，从君君臣臣到唯民为大，再到中国梦的实现。前之“恒”，恒的是其文其器，其本其体；后之“异”，异的是其道其气，其功其用。语文课追求的是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素质基本能力，政治课品德课思想课坚持的是随时异世异而异、适时适世的知世治世之观。如此看来，从庞杂又有限的语文课中分离出那些语言文字的知识、本体、功能，对于受教育者语言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此复杂的关系，纳入方兴未艾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话语体系来加以统筹研究，将会显得熔铸一炉，更容易贯通解决。

当把教育教材语言的“观念世界”研究放在国家2017年在教材建设上同时推出的三大举措背景上来看，更容易看到这一研究具有的当下意义与价值。这三大举措就是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设立国家教材局，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门课程全国使用统编教材。[12]

统编本语文教材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做了重新定位与设计，采取“语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两条线相结合的方式编排教材内容，以发挥语文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知识内容、教学原则，都做出了颇具创意的改变。主要有：

其一，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古诗文数量大幅增加。与原有人教版教材相比，古诗文增幅达80%左右。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古诗文，6个学年12册教材共选录古诗文124篇，平均每学年20篇左右，占到课文总数的近30%；初中的古诗文选录情况：3个学年6册教材也选录古诗文124篇，占到了全部课文的51.7%！古诗文体裁多样，以古诗词为主，如《木兰诗》《悯农》《游子吟》《出塞》《过零丁洋》《示儿》，还有古诗词以外其他体裁的文言文，如《愚公移山》《〈论语〉十二章》《〈孟子〉二章》《出师表》《少年中国说(节选)》；增设专题栏目，安排了楹联、成语、谚语、歇后语、蒙学读物等传统文化内容，使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二，注重强化革命传统教育，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目，如《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清贫》《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黄河颂》《我爱这土地》等文章。

其三，教材更强调小学不同阶段知识学习的自然过渡；强化小学的汉字学习；增加语文学习的多样性，课文数量减少，但课文文体类型、教学的课型变丰富了。如一年级拼音学习延后了，强化了汉字学习的衔接。人教版教材一年级上册原来是41课时，部编本教材现在减少为32课时；人教版教材一年级下册原来是39课时，现也减少为29课时。

其四，更加重视自主阅读、课后阅读、自由阅度、快乐阅读，让语文学习真正回归对文本的观照，对文本的整体感知，而不在于肢解式的精细阅读。

主编温儒敏对统编本语文教材作了详细阐述。[13]《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19)》刊载的《部编语文教材》对近年来对统编本教材的研究作了全面总结，概括为：“部编本教材具有四大特色：一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整体规划，有机渗透’；二是接地气，满足一线需要，对教学弊病起纠偏作用；三是加强了教材编写的科学性；四是贴近当代学生生活，体现时代性。另外还有七个创新点：(1)选文强调四个标准(经典性、文质兼美、适宜教学、时代性)；(2)更加灵活的单元结构体例；(3)重视语文核心素养，重建语文知识体系；(4)阅读教学实施‘三位一体’(‘教读—自读—课外阅读’三种课型)；(5)把课外阅读纳入教材体制；(6)识字写字教学更加讲究科学性；(7)提高写作教学的效果。”[14]从上面的概括来看，统编本语文教材已经把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做到水乳相融，难分浓淡表里了。

2017年为强化教材建设而推出的三大举措体现了党中央与国务院对教育教材的高度重视。《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三位专家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对此作了详细介绍：学校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它的核心内容是课程教材。教育思想和理念、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内容等，都集中体现在课程教材中。一个国家实施什么课程、使用什么教材，反映并决定了这个国家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代人和能够培养一代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关系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按：指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上明确了教材建设这一国家事权。[15]“教材体现了国家的意识”，成为这一轮理论阐述中最集中、经典的概括。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对教材建设的意义作了高度概括：“加强教材研究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材建设意见的重要举措；二是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三是完善教材专业化建设，提升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保障。”[16]朱之文对加强教材研究提出了的几点建议：“第一，教材研究必须要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第二，教材研究必须要牢牢把握教育规律，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第三，教材研究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第四，教材研究必须要有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16]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重视，对教材中承载的思想教化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社会主流思想传播的功能、国家意识体现的功能重视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材代表国家意志”的主张能在这个时期一响而众应，一推而天下行，还在于在“一纲多本”日益市场化的时期，思想杂芜、立场动摇、价值观紊乱的情况日趋严重。[17]

教育教材语言研究中“观念世界”的提出，为深入、辩证地认识语文教材的政治性与知识性，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分析工具。

从研究过程来看，从“语言世界”进到“知识世界”，再进到“观念世界”，是教育教材语言领域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不断探索前行、不断深入挖掘的“自为”过程。从研究对象来看，“语言世界”“知识世界”“观念世界”是教育教材语言世界向人们充分“展示”其内在奥秘的过程，三种研究成为教育教材语言研究的三种类型。无论是研究活动的“自为”过程，还是研究对象的“展示”过程和研究类型，它都必然更加自觉地引领人们更深入地进入到教育教材语言这个广阔而深奥、复杂而丰富的语言世界，更好地认识它、把握它，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教材在教书育人中对学习者的语言习得、知识获取、观念确立上的全面施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