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鸫文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言

对于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件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12021年1月修订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尝试在主观方面对行政违法行为加以调整和规范，即以行政相对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作为行政违法的责任要件。其中，第3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学者认为，这一修订是我国行政处罚体制确立以来的重大制度变革，标志着主观归责原则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确立。2

那么，信息披露违法是否当然适用新《行政处罚法》？结合《证券法》的语境，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中关于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条款，对于信息披露违法而言应作何解释？近年来信息披露违法处罚实践中适用主观归责状况如何，对我们能带来哪些启示？基于此，本文将尝试研究以下问题：一是从法律规范、归责理论、信息披露违法主观归责原则之确立机理等角度，归纳信息披露违法行政处罚适用主观归责的必然性；二是对近年来信息披露违法行政处罚案例进行分类考察，进一步检验其在证券监管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归纳主观归责实践中的主要问题；三是针对执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依托行政法、公司法基本理论，提出监管对策和建议。在研究对象上，本文采用广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包含《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中提及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包含证券服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