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00875，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杂志2019年刊登的一组“译介学”对“译文学”的批评商榷文章，打破了近年来翻译理论论争相对岑寂的局面，引人注目。“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学界的相关论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翻译理论事业的发展。笔者作为一名比较文学基本理论与文艺学的学习者，在学习研读耿强副教授的《范式创新与本体论话语——对译文学的一个批评》(以下简称《批评》)一文之后，认为该文章颇有独到之处，有些论断也很鲜明，但同时也似有再商榷的必要。

1 “对着讲”与“接着讲”

所谓“对着讲”，是《批评》一文在解读冯友兰的“照着讲”和“接着讲”之后使用的说法，认为“译文学”的出现是最近几年学术研究中“对着讲”的代表。诚然，正如《批评》所言，“作为译文学概念的提出者，王向远教授针对译介学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归属等问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主张、观点和批评”，并且“译文学”在有关文章中也曾提及它与“译介学”的“相对而言”。但如果对“译文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及其真实意图进行充分考察，当知“相对而言”并非“对着讲”。在王向远教授的《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这一专著出版之前，作为先行成果，作者共发表了十八篇专论，其中直接与“译介学”相对的只不过两三篇。“译文学”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而非有意与“译介学”“对着讲”。事实上，与其说“译文学”与“译介学”是“对着讲”的关系，不如说是“接着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