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香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730070，兰州)

近年，翻译的文化研究(文化翻译)盛行，“创造性叛逆”这一译介学关键词随之被反复言说并被用于翻译研究的实践，但其原意却往往被忽视，并带来了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问题。为此，王向远教授发表了题为《“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并论“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挪用与转换》[1](以下简称“王文”)的论文，认为“创造性叛逆”是谢天振教授对埃斯卡皮(以下简称“埃氏”)理论的转换和挪用，它原本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译介学因为对其缺乏学理界定而造成了学界理解上的混乱，需要纠正。对于这一观点，201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学术批评专栏刊出了四篇文章与王向远教授商榷。学术争论是学术进步的标志，概念会在辩论中得到更科学的界定，这四篇文章当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也有再商讨的必要，因为其中对“译文学”的评价时有不够客观的表现。其中，刘小刚副教授的《创造性叛逆：挪用还是生发？——与王向远教授商榷》[2](以下简称“刘文”)就颇有再“商榷”的必要。译介学的“创造性叛逆”和埃氏的“创造性背叛”之关联到底是“挪用、转换”还是“生发”？这并不是王文的重点，之所以要搬出埃氏这个原初的论断，是因为王文要用它警示学人，“创造性叛逆”并非对翻译研究具有普适性。王文重点要说明的问题是“创造性叛逆”已然在给学界带来新颖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混乱。刘文却不顾这一现实，将问题转移为对“创造性叛逆”概念源流的追溯，而且试图用自以为正确的对埃氏原意的解读，来否定王文对“创造性叛逆”的客观理解，进而否定“译文学”的学术价值。为了纠正这一对“译文学”的误读，我们还是必须首先从埃氏“创造性背叛”的原意谈起。

1 “译文学”对埃氏“创造性背叛”原意的追溯并非“误读”

“创造性叛逆”作为“译介学”的核心概念，是对作为中介的文学翻译的研究，是在评价翻译的影响、社会作用等问题时可借用的概念。而在“译文学”中，“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评价的概念，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这是需要强调说明的。这次论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译介学”和“译文学”中所用的“创造性叛逆”都牵扯对埃氏“创造性背叛”的理解。论争双方因为各有立场，所以都有合理的地方。只有弄清了双方之所指才能使讨论深入进行，刘小刚的论文集中了“译介学”角度对“译文学”角度“创造性叛逆”的误解，因而现就此文予以澄清。

从论文题目可以看出，刘文不同意“创造性叛逆”是对埃氏论断的挪用一说，认为是生发。其实不论是挪用还是生发，都是学术创新方法使然。事实是“创造性叛逆”已然成为“译介学”的关键词而为人所熟知，王文也没有说学术创新上不能挪用而只能生发，所以这个问题讨论的价值不大。但对刘而言似乎这讨论非常有必要，因为他认为这牵扯到对译介学的评价，而“生发”比“挪用”要高级一些，所以他主张“创造性叛逆”是对埃氏观点的生发。但事实上王文的“挪用”更符合事实。因为“生发”是滋生、发展的意思，本意多指植物的生长，是在原基础上的扩充，强调的是新增的那部分生命。“生发”出来的事物离不开原基础，它现阶段虽是新鲜的，但很难独立，一旦脱离原基础便会枯竭。而“挪用”是“拿来主义”的，它强调的是将同一物件放于不同的环境，使它发挥不同的功用，“挪用”来的东西是可以独立的。埃氏“创造性背叛”的原意是“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这里强调的是不同的参照体系，译介学正是比照这个原意把“创造性背叛”从文学社会学的语境放置到译介学的语境，转换成了“创造性叛逆”，显然“挪用”一词更适合描述这一承继关系。

接着，从“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谈起，刘文认为王文对埃氏的理解是误读。同时基于埃氏论断与创造性叛逆对“创造性背叛”的“挪用”关系，刘文认为王文对“创造性叛逆”的理解也不对。双方讨论的话题围绕埃氏下面这段话：

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3]

王向远教授从这段话里解读出了四个问题，刘文则对此进行了逐一反驳。

第一，王文认为“创造性的背叛”是埃斯卡皮对翻译做出的一个非概念化的判断。刘文认为此“非概念化”的判断有失公允，他搬出了埃氏的《作为文学关键的创造性背叛》证明埃氏曾“多次”阐释“创造性背叛”。这本可以成为刘文反驳王文的重要材料，但他却一笔带过。说明刘要不没有看过埃氏的这篇论文，只是从题目来看能够引证自己的论点便拿来用了，要不便是作者自己也对此“力证”没有自信，觉得它不足以攻破王教授的论点(顺便说一下，据笔者所知，埃氏的这篇文章恰恰会证明刘文的观点不成立)。而且，刘文也说了，埃氏只是在注释中提到那篇论文，故而不能因此将“创造性背叛”提升为埃氏理论的关键词，或是否认这一术语在埃氏理论中的非概念化地位。刘文既已承认埃氏对“创造性背叛”阐释不多，“未能深入研究”，那又岂能否定王文的结论？

对于埃氏“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背叛”的第三层理解，王文认为这里的“翻译”原意是针对作为翻译行为之最终结果的翻译书籍而言的，埃氏没有论及译者及翻译行为的过程、翻译美学等问题。刘文对此的反驳逻辑是：翻译文学的接受及流传形式即翻译书籍，如果依照王文对埃氏的理解的话是“创造性叛逆”，可翻译书籍是商品，商品不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他断言王文的说法不成立。这个理解撇开了埃氏言论的语境，对王文的“翻译书籍”进行了断章取义的绝对化阐释。王文所说的“作为物质化、可交换的商品”是指“翻译书籍”，这是在埃氏言说的语境，即文本的销售问题框架下的理解，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也是要用商品的属性来与译者的属性形成对比，从而凸显埃氏原意，这没有任何纰漏。

王文的第二层和第四层解读认为在“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中，“背叛”是一个形容词，“翻译”过来后应该可以用“转换”替代。刘文则认为这是王文对埃氏的曲解，“背叛”不可以置换为“转换”。刘则认为“两个表述其实差距很大，‘转换’在语义上更为宽泛，是指作品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在能指和所指方面的变化，而‘背叛’强调的是译作与原作在文本的形式、内容、接受等方面的差距和背离”。其实，无论是从埃氏对翻译概念的理解来看还是从埃氏对“背叛”的解释来看，用“转换”一词替换“背叛”是恰切的。埃氏之所以说翻译是“背叛”的，是因为“它(翻译)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简言之，埃氏认为翻译即是语言间的转换。而刘文认为的“背叛”——译作与原作在文本的形式、内容、接受等方面的差距和背离(暂不论其是否符合埃氏原意)，指的是译者对原作所作的艺术转换，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能使译作符合读者的接受习惯等，这也只能用“转换”来解释。事实上，刘文的理解与埃氏对“背叛”的理解显然是“背离”的。因为刘文所谓的“文本的形式、内容、接受等”是针对译者的译案而言的，就是说译者在选择怎样的翻译方案时需要考虑众多因素，他不但得结合原作，还要结合读者的阅读接受心理和自身的翻译特长等，最终依据译案翻译的作品会改变原作的形式，也可能会在内容上做删减等，这就是译作对原作的“背叛”。这是从译者角度对埃氏“背叛”的理解。然而，埃氏“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中的“背叛”是针对翻译能否原封不动地再现原文这一疑问的探讨，如王文所言埃氏的这个结论是从读者的视角得出的对翻译的看法，对此埃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不可再现，只能无限接近，所以翻译才总是“叛逆的”。

刘文对埃氏原意和王文的误读，不只体现在此，还体现在对埃氏下面这段话的分析上：

翻译和背叛并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对某种必不可少的现实性的证明。凡翻译都是背叛，不过当这种背叛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意义时，它就有可能是创造性的。再说，凡脱离写作背景的阅读——当作品被只是社团以外的人们阅读时，大多数作品都处于这一状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翻译。[4]

刘文认为王文为了说明埃氏此处的“翻译”是广义上的，而颠倒了第二句和第三句的次序。其实不然，王教授之所以把第三句放在前边是因为他用这两句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埃氏的“翻译”是广义的，二是埃氏的“创造性”是有条件的，只有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力的翻译才具有“创造性”。王文首先就此处埃氏所言翻译是否广义来论述。而埃氏第二句话的“翻译”其实既可以理解成翻译行为或翻译文学本身，也能够理解成广义的。因为广义的翻译所导致的“背叛”也“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意义”。很明显，埃氏正是考虑到读者可能将他第二句话中的“翻译”理解为狭义的翻译行为，才补充上了第三句，这样他就将读者的接受也纳入了翻译，这也符合他文化研究的初衷。可见，两句话都是围绕翻译范围而言的，第三句因为是对“翻译”所指范围的补充说明，非常契合王文的行文逻辑，所以才被提到前面的。接着王文就第二句中的“创造性”展开论述。因为第二句的“……有可能是创造性的”暗含着埃氏对“创造性”的理解，所以才被王文再次提起，这也是论证逻辑使然，不存在有意颠倒顺序之说，也符合埃氏原意。

接着，刘文还指出了王文对埃氏下面这段话的“误读”，所引原文如下：

……并不是可以对无论什么作品都进行背叛的，同样也不是随便什么背叛都可以硬加在一部作品上的。凡信息文本都可以成为某种误解的对象，但此时信息就被破坏了。只有文学作品，人们可以引入许多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5]

刘文认为，王文对埃氏这段话原意的“南辕北辙”的误解在于：一是将语境强行安放在“阅读理解”中，二是将埃氏的结论转变为“背叛”的限定条件，三是将“信息文本”与文学作品混杂而论。首先，因为埃氏上下文讨论的是文学社会学问题，所以这段话的“语境”无疑是在讲作品脱离作者之后的情况。作品独立于作者之后或者被翻译出版，或者被读者阅读。译者在翻译原作之前必定要阅读原文，这样才能决定需不需要翻译，怎样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也是读者，只不过他先于译入语国读者看到了作品，他的阅读理解对象是原文，而读者阅读理解的对象可能是译作，也可能是原文(如果读者精通原文语言)。这样看来，无论译者的翻译还是读者的接受，与作品接触的方式都是阅读，通过阅读达到理解。刘文也认为“翻译者对原文本的翻译，同样是一种理解”，因而王文的语境设置并不牵强。其次，埃氏此处之所以分“信息文本”与文学作品两种文类，就是因为他要说明有的文类可以背叛，有的文类不可背叛，之所以不可背叛是因为如果背叛了，信息文本的信息便被破坏，而文学作品是可背叛的。他只是用信息文本来反衬文学作品，其意图就是说只有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背叛的”，王文的所谓“混杂而论”是把埃氏的意思讲得更清楚而已。再看对有无限定条件的理解。埃氏原文里的“无论……都……”明显是表示条件的复句，所以王文理解为背叛是有条件的，有何不妥？主要是这也符合埃氏原意，但刘文却对此置之不理，坚称埃氏没有对“背叛”设定条件，称：“在论到文学作品时，埃氏并未给出背叛的限定条件，没有说在引入新的意义时不能破坏原作的同一性，他只是说即便引入新的意义，也不会破坏同一性。”埃氏确实未明言背叛的条件，但王文的解读已经非常明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可以将埃氏话语补充转述如下(补充部分为笔者所写)：

并不是可以对无论什么作品都进行背叛的，同样也不是随便什么背叛都可以硬加在一部作品上的。凡信息文本都可以成为某种误解的对象(即背叛的产生)，但此时信息就被破坏了，(所以不能对信息文本进行背叛)。只有文学作品，(因为)人们可以引入许多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所以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背叛是可以的)。

可以看出，刘文以“即便……也……”这样的让步复句置换了埃氏“因为……所以……”的因果复句，导致了误读。

总之，王文对埃氏原意的理解并没有出现刘文所谓的“误读”。“创造性叛逆”是谢天振教授对埃氏“创造性背叛”的挪用与转换，这一点无关乎它在埃氏理论体系中能否成为关键词(它也确实算不上埃氏理论的重点概念)。王文之所以要追溯埃氏论断的原意，是因为他要凭此说明“创造性叛逆”应该有适用范围的界定，否则便会将其绝对化。刘文却避重就轻、勉为其难地将“创造性的背叛”提升为埃氏的核心概念，以此来抬高“创造性叛逆”的身价，这大可不必，因为王文并没有否认这一点。相反，就是因为挪用转换而来的“创造性叛逆”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大，王教授才基于自己的翻译经验与学术研究的敏锐度，觉得有必要从学理上对这一概念进行澄清。固然，对“创造性叛逆”历史脉络的把握需要追溯埃氏原意，但要正确理解其原意就必须联系上下文，在具体的语境中寻找答案。正如范若恩教授所言：“一旦深入阅读埃斯卡皮的论文主体部分，我们将会发现埃斯卡皮早就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富有学理的严格界定和阐述，这也将使译介学和译文学的大部分争论得以迎刃而解，而大家对‘创造性叛逆’概念本身亦会有某种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历史条件的局限使译介学在理论基础建构和推论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而译文学恰恰是其极为有益的补充。”[6]刘文对王文的“误读”正是因为缺少对埃氏“创造性背叛”语境和王文语境的把握。

2 对“创造性叛逆”的批评并非为“译文学”开拓空间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之所以会引起学界的讨论，不光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模糊性，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译介学的核心概念，因此，几位商榷者才从维护译介学权威的立场出发，以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为名试图对“译文学”形成冲击，因为他们误以为王向远教授的批评对象是“译介学”。说“创造性叛逆”存在理论疏漏就是认为译介学不科学；说“创造性叛逆”是对埃氏“创造性的背叛”的挪用和转换就是认为译介学不够“高大上”；说“创造性叛逆”的负面影响就是要批倒“译介学”；说“创造性叛逆”需要有“破坏性叛逆”的相对概念掣肘就是要为“译文学”开拓空间。这反映出他们强烈的学科门户之偏见，偏见必然带来误解。

事实上，王向远教授一贯非常认可谢天振教授在此方面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遗憾的是，刘文缺乏学术上的包容精神，他似乎无法接受王文所言的译介学之“不能”，对此似乎很不理解也不愿理解，固执地、错误地认为王文对创造性叛逆的客观评价是为了构建“译文学”的学术空间。刘文写道：“至此，王教授完成了对于译介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批评，而其对于埃斯卡皮‘创造性的背叛’的原意解读的意图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建构属于自己的‘译文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和新的学术话语。”这是一个不够理性的、很不准确的判断。

首先，从王文的标题便可看出，王教授并没有要据此颠覆译介学，也没有断言译介学上的“创造性叛逆”是误用，只是相关的翻译研究者由于没有意识到它的原出语境，而将“创造性叛逆”的适用范围扩充到了翻译学领域，这有其合理性，但必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惜的是，译介学的提倡者也一直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清晰的界定与论证，这难免让译学界感到担忧。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从源头谈起便是自然。像王文这样有理有据的清晰论述，却有人不予明察而有意曲解，着实令人费解。诚然，学术上的论辩是好事，学理越辩越明，学术争鸣有利于学说的传播，但强词夺理的牵强之说恐怕也难以服众。

其次，王文对“创造性叛逆”的评判是客观的、中肯的。因为：第一，“挪用、转换”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王文并没说“创造性叛逆”是一个失败的学术创新。相反，他曾对其高度评价。第二，王文是评价“创造性叛逆”，而非“批评”。因为王文里找不出一个词来证明王教授是在批评“创造性叛逆”。只是在讨论“创造性叛逆”的适用性及反思部分中，他认为“创造性叛逆”在对埃氏有关概念的挪用与转换过程中，存在对埃氏论述理解上的“生硬与偏误之处”，或“不完整理解乃至误读”，这应该是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偏误”不是“错误”，表明王文并没有用情感取代理性，他对类似的“误读”也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包容，并没有对其一概否定。退一步讲，就算是批评了“创造性叛逆”也不是针对它，不但不是针对它，某种意义上而言他是在宣扬这一理论，因为他为“创造性叛逆”找到了可以依存的对象——“破坏性叛逆”。第三，王文并没有完全否定“创造性叛逆”，而是在充分承认其学术价值的前提下给予的客观评价，是学术关系梳理而非价值判断。

再者，所谓的圈抢空间之说纯属刘文的主观误读。他认为王文不认可“创造性叛逆”是对埃氏“创造性的背叛”的“生发”，这就等于说“埃氏未深入研究的话题，(其他人)就不能在学理的基础上挖掘其内涵，扩大其外延”。如前所述，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不过这也正好证明了刘本人存在学术空间私有化的想法。因为只有有这样的想法，才会从王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王教授充分肯定了译介学对埃氏理论引证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因为谢天振先生对‘译介学’的基本界定总体上还是‘文学社会学’的，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译介学’与‘文化翻译’的思路与立场是高度一致的，属于‘文化翻译’的范畴”。[7]也就是说，王文认为译介学不是不能挪用埃氏理论，只是认为在转换挪用的过程中需要对埃氏理论的语境做出相应的界定。译介学这方面的疏忽使“创造性叛逆”经常被误解和误用，谢天振教授也不得不一遍遍地澄清。正如刘文所说：“毋庸置疑的是，《译介学》出版之后，影响日益扩大，部分对于创造性叛逆的后续研究背离了这个术语的本意，谢天振教授本人也曾撰文对部分研究加以批驳。”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王向远教授显然正是看到了“创造性叛逆”在学界引起的混乱，才欲从学理的角度予以理清概念，在此过程中他意识到了“创造性叛逆”需要“破坏性叛逆”来规制。[8]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怎么能说是圈抢空间？

再说了，任何学说都有局限性，有“可能”与“不可能”，“创造性叛逆”同样难以统摄翻译研究的万象，确实具有讨论的必要。比如对“叛逆”的主体的认识如果不明了而将其理解为译者的话，便有可能把“叛逆”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价值追求，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此，王文认为译介学“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译者，刘文认为是除译者外，还包括读者和接受环境等。由于谢天振教授曾明确将“创造性叛逆”界定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9]，那问题就又折回到何为“文学翻译”了。王向远教授在《翻译文学导论》中对此有明确界定：“‘文学翻译’指的是将一种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它是一种行为过程，也是一种中介或媒介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概念”[10]，这与谢天振教授当时的理解高度一致，“将一种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的行为主体不就是译者吗？况且，如果将其理解为包括读者和接受环境的话，那就反证了埃氏“创造性的背叛”所指的是广义上的翻译，佐证了王教授的观点——“‘创造性叛逆’只能用来描述既成的译文，用来评价译文，而不能用来暗示乃至引导文学的翻译行为过程即‘文学翻译’。”[11]因为只有既成的译文才同时具备读者和接受环境等要素。

据此，王文认为：“‘创造性叛逆’论实际上只适合于对作为中介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只适合于对翻译的传播、影响、社会作用等问题的外部研究，这是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它的合理性之所在。”刘文对此反驳说“创造性叛逆”“是一个描述性的、中性的概念，是对翻译文学背离原文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描写了文学翻译流传的一般规律，揭示了不同的文学、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抵制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创造性的背叛”被挪用到译介学后，有可能是中文语境等因素的影响，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联想。范若恩即认为“创造性叛逆”一词的翻译本身未能很好地体现埃斯卡皮的原意。[12]译者中也有人以“创造性叛逆”为幌子为误译找借口，翻译研究者对“创造性叛逆”扰乱翻译标准无计可施，这已经是既成事实。毕竟用“创造性”这样的正面评价词汇描述翻译对原文的背离现象太过笼统、绝对了。尽管谢天振先生曾声明过“创造性叛逆”不代表一种价值观，他自己也不提倡翻译中不顾原文的胡译、乱译，倡导尊重原文，可再三的声明还是让人误解，这不能不说“创造性叛逆”有需要改进之处，亟需一个不易让人误解的相对的概念来与之共同支撑翻译研究。理论是一种科学形态，它对严密性科学性的要求很高。一个需要不断声明和解释仍难让人彻底明白的理论核心概念，不能算是完美的理论创新，只能说明它的表述缺乏精确性。“创造性叛逆”一词便是如此。它不但有误导翻译价值观的可能，也存在着误导翻译方法和途径探索的危险。既然这样，我们何不加以更为清楚、科学的界定呢？这便是王教授主张“译文学”的初衷。真正的学问也应该经得起学人的质疑，近几年翻译学界就有对于“创造性叛逆”的质疑和声讨，只不过都没有提出解决的途径，王向远教授对此提出用“译文学”之“破坏性叛逆”来补救译介学之疏漏，怎么能说其目的是为“译文学”开辟学术空间呢？

最后，学术空间的存在与否是客观的，谁能获得在该领域的发言权取决于是否具备独到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创新能力。“创造性叛逆”如果百密而无一疏的话，则不存在后学之人对其诟病的可能，正因为它不够缜密才需要完善，需要更新，这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之所在。王教授发现了“创造性叛逆”的不可能，既理清了“创造性叛逆”的学理脉络，又给学界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我们应该欢迎才对，怎么能一味地对其横加指责呢？何况在“译文学”的概念体系中，并不只有“创造性叛逆”及其相对的“破坏性叛逆”这一对概念，这对概念只是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程度的评价概念，“译文学”还有关于“译文生成”与“译文评价”的整套概念体系。以刘文的逻辑，王文把“创造性叛逆”批倒后所得到的学术空间也仅仅是“破坏性叛逆”这一处而已，就算王文能凭此把译介学也给推翻了，那也不能获得译文生成的理论空间。所以，“译文学”的空间不是建立在推倒已有概念的基础之上，它是对“创造性叛逆”的矫枉和补正。

3 “译文学”没有否定“译介学”，而是富有创新的深化与发展

刘文的问题还表现在存在着明显的门户之见，认定王文批评“创造性叛逆”使用中的问题，那就等于是在否定“译介学”，就是对译介学的挑战。其实这种想法有失公允。实际上，王文的意思是不能以“创造性叛逆”这样全是正面的评价来指导翻译实践或是来评价译文，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不能统摄“译文”的审美评价，这要在“译文学”观念体系下进行。对此王向远教授在《宽泛的学科界定难有精细的术语辨析——从译文学看译介学的范畴界定并答谢天振先生》[13]一文中已经重申过了，本文在此针对刘文的疑虑对“译文学”存在的学术空间做一评述。

通观王文及《译文学》全书，我们就会发现“译文学”并没有否定“译介学”。关于“创造性叛逆”，王文通篇并没有对译介学做出“误读”的判断。对于“误读”“误解”和“改动、挪用、转换”的词义差别，刘文的作者似乎也是从事语言与翻译研究的，应该能够体会得到。但是不知为何，他偏偏认为王文的意思是：“译介学”所讲的“创造性叛逆”是对埃氏的误读和误用。“误读”这个字眼太武断了！殊不知王文只是指出“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对埃氏理论的改动、挪用和转换的结果，若不加以说明的话会给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带来问题和困惑。当然，在挪用和转换的过程中，难免有对埃氏原意的部分的曲解甚至误读，这都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14]王文所谓的“误读”是针对“创造性叛逆”的产生及运用的过程而言的，批评的对象并不是“译介学”，而是学界特别是翻译学中的有关研究实践，是指出在“译介学研究的一些文章的引用”中，很多人以“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为由，无视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伦理要求。所以，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刘文在这个问题上对王文的读解才是真正的“误读”，

王文认为“创造性叛逆”研究的是“文学翻译集中反映的不同文化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这“不是增值，是变异、变形”。王文在这里只是个客观描述，并不是价值判断。而刘文理解为王文这是在褒奖埃氏而贬低译介学。因为在他看来，“增值”是褒义的，“变异”则是贬义的。实际上，“增殖”与“变异”“变形”本是中性词，王文用“增值”来描述埃氏所说的作品的“第二生命”，因为相对于原作而言这部分显然是原作所没有的东西，是对原作意义的增扩。相比较而言，王文用“变异”“变形”来概括译介学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对原作文学形象等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产生的变化。如果说“变异、变形”是贬义词的话，那“变异学”岂不太不雅了？可见，王向远教授对“译介学”的评判是在学理层面上的学术史梳理，他厘清了“译文学”与“译介学”的学科界限，还原了“译介学”之可能与不可能，这本是学术研究中再正常不过的对相关研究现状的客观评价，刘文怎能断定这是在否定译介学呢？

其次，任何学科都有局限，没有局限的学科不叫学科。“译介学”也不例外，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这也属正常。“译介学”只是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无法全面、彻底地观照译文，这才产生了“译文学”。而刘文却牵强地要将“译文”归入“译介学”中。他认为“译介学”“不对译文做‘高低优劣’的评价，不意味着不能对译文进行审美研究，不对译文进行审美研究，也不意味着不能进入翻译文本的研究”。这话让人有些费解。对译文的审美研究不就是要对译文进行“高低优劣”的评价吗？“不对译文做‘高低优劣’的评价”的研究还是译文的审美研究吗？王教授之所以认为译介学不关注译文翻译质量，是因为谢天振先生曾明确宣称译介学“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15]诚然，“译介学”是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它不光研究文学翻译的过程，也研究文学翻译之结果的翻译文学，其中不可能不牵扯译文。谢天振先生也明确表示过“译介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译本。但是，正如王文所说：“既然以‘译本’(译文)为对象，既然是对‘翻译文学’(而非‘文学翻译’)的研究，却又主张从‘译介学’的价值观出发，不对译文做‘高低优劣’的美学判断，那实际上只能对译文做外部的传播影响轨迹的描述了。然而，不做译文分析，不做译文批评，不对译文做美学判断的研究，就不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译本研究或译文研究。不对译文做‘高低优劣’的美学判断，那又如何能够进入翻译文学本身、如何能深入译文的内在肌理呢？”[16]这些年的研究实践也充分证明，“译介学”研究范式只能就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功能展开讨论，此过程中虽然可能会涉及到译文的审美等“译文学”论题，但绝不是重心，也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正如王教授所言：“由于‘译介学’从一开始就对其学科范畴界定不够严密和严格，使‘译介学’勉为其难地包含了‘译文学’，没有明确说明它与‘译文学’的界限与区别，与‘译文学’对蹠的意识缺乏，这就为后来的一些论者肆无忌惮的叛逆式的越界提供了口实与可能。”[17]可见，由于缺乏相关的概念范畴，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法论的指导，译文研究势必难以有效深入地进行，这就是“译文学”产生的必然。

解读出王文“否定”译介学的意图后，刘文也找到了否定“译文学”的理论依据。刘文以阐释学循环原理说明文本的意义流动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据此他认为：“在译介学的文本接受与传播接受中，文本本身是一个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机体，只有对文本进行语言学、美学、文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方能检视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并进而探究其背后的意义流转与发生。从这个角度而言，将文本本身独立出来，试图与译介学鼎足而立的译文学就隔断了阐释循环，其学术价值也大可怀疑。”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没有问题，后半部分则过于武断。“译文学”是对译文的研究，但并非要将译文看作一个封闭的阐释对象。对此王向远教授写道：“‘译文学’把语言分析作为一个切入口，同时重视译文本身的审美价值，吸收文艺学派的文本批评与美学判断的方法，但也不重蹈文艺学派忽略语言分析的旧路。‘译文学’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如今仍在盛行的‘文化翻译’、文化学派及‘译介学’的研究模式，不忽视对翻译的‘中介’‘媒介’性的研究，而是要在扎扎实实地对‘译文’本身进行研究与批评的基础上，再旁及翻译文化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在忽略乃至无视译文的基础上，进行大而无当的翻译文化的描述性研究。”[18]具体而言，“译文学”不光要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价，而且也会涉及译文文化学评价机制和译者主体性评价体系。所以“译文学”并没有隔断文本的阐释循环体系，而是以“译文之学”的形式建立更完备的翻译文本阐释研究体系，这也是译文学与译介学相关联之处。相比之下，如刘文所说，译介学视域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在“文本接受与传播接受中”存在的，其目的是“检视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并进而探究其背后的意义流转与发生”，“文本接受与传播接受中”说明译介学针对的是译文的外部，所谓“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不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的背离吗？因而，刘文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译文学”与“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各有角度，他想要说明的是“译介学”也对译文进行评价，但他所说的评价正好反证了“译介学”不侧重于译文，而侧重于“文本接受与传播接受中”的“意义流转”，实际上这基本不能算是审美评价，而译文的审美评价正是“译文学”的研究内容。

总之，“译文学”对“创造性叛逆”的概念辨析，绝不像刘文所认为的是对“译介学”的否定或颠覆，“译文学”与“译介学”各有畛域，又相互关联。正如王教授所言，“‘译介学’与‘译文学’虽各有畛域、各有侧重，但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是需要相互借重的”。[19]“译文学”在新世纪开始后另辟蹊径，是中国翻译研究深入化、精致化的必然产物。“译文学”的研究范型出现，“译介学”的研究模式依然有效，两者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动我国的学术研究及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