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涛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虚构了一个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人”,他看不到自己双脚站在法国大革命的广场上,只有“自我意识关注于它的独立和自由。”[1]这样的“人”是与生命分离的,因为生命的热情和活力已被阻隔在绝对精神之外。马克思谈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但人的思维还是让“抽象概念和理论被视为比具体事物更根本的存在”[3],被抽象概念和理论包裹起来的人双脚漂浮在大地上,他已习惯于把这种异化的生存状态当作“正常”。

当体育与全球政治关系日益密切,体育被过多的政治与经济目的所关注和包裹起来时,体育异化的现象也随之出现[4]。体育异化是当今世界体育发展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典型的体育异化现象有“锦标至上”“种族主义”“赛场暴力”“过度消费”“兴奋剂滥用”和“社会结构型肥胖”等,这些现象几乎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中都能遇见。马克思曾言:“异化劳动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2]基于这一观点,自20 世纪晚期,我国学者运用不少理论对体育异化展开了探讨。期间,相关学者虽注意到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对解释体育异化问题的意义,但鲜有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视角来专门探讨体育异化的研究,更少有研究深入到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解释体育异化根源和纾解的哲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