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志贤 编辑/韩英彤

面对跨境融资政策调整，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应该提高站位、开拓视野，从政策调整本身出发，因势利导，深入挖掘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围绕政策导向，跳出政策看政策，补齐短板，努力抓住新政带来的业务机会。

跨境业务是中资银行利用在岸离岸两个市场、多种资源服务“双循环”大局的重要手段，也是中资银行海外机构（下称“海外机构”）构建并巩固本土业务优势的重要抓手。其场景内容丰富，涉及多类银行产品。长期以来，跨境融资相关政策（如货币政策、外汇管理政策、银行监督管理政策等），一直是影响海外机构跨境业务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从历史经验看，跨境融资政策的调整，甚至关系着特定跨境产品的“生命力”。

2020年以来，鉴于国内外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相关监管主体出台了一系列跨境融资相关政策。总体看，政策对跨境业务的影响呈现不均衡特征：一方面扩大了部分跨境融资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业务来源，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部分跨境融资相关产品的发展带来了压力。因此，海外机构在努力把握政策性机遇的同时，也依旧面临若干挑战。

新的业务机会

一是国内对跨境融资需求显著增加。广义信贷增速是银行宏观审慎评估考核（MPA）中的重要内容。该指标取决于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目标增速，而M2又与央行货币政策与调控措施高度相关。近期，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连续回笼资金，M2增速因此同比已开始持续下降。央行指出“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将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主要导向。从部分国内银行业实际运营情况看，约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一些国内银行信贷规模有明显收紧迹象，相当部分国内银行在2021年年初信贷投放“开门红”，更是加大了信贷规模管理的压力。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通过主动资产负债管理来更好地满足目标客户需求并提高信贷资产收益率，成为部分银行思考的一个问题。一些银行将目光转向海外，如某些银行选择将表内信贷资产通过跨境融资转让到境外，还有些银行以“表外业务+跨境融资”模式代替自有资金贷款。这些都为海外机构拓展表内信贷资产跨境买入、内外联动型贸易融资（如风险参与）、协议融资等业务提供了更多机会。根据笔者对国内银行间市场的观察，约自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国内跨境融资需求大幅增加，总体报价和成交价格亦有所上升。

二是金融开放稳步推进，跨境业务渠道更加畅通。自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推出11条金融对外开放措施以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之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力度明显加大，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具体开放政策，如试点并推广人民币计价信贷资产跨境转让、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在全国推广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等等。这些政策对于吸引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在这些政策的助力下，离岸和在岸两个市场更加畅通，部分中资银行也结合新政推广相关跨境业务，如推进海外机构加大力度营销驻在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及相关业务，还有部分银行的境内机构与海外机构联手，发展基于自由贸易账户的跨境信贷、基于自由贸易区的信贷资产跨境转让等业务。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跨境人民币业务迎来新契机。据央行数据，2020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已达28.4万亿元，跨境人民币场景下跨境业务未来可期。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明确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2021年年初，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银发〔2020〕330号），对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管理做了进一步优化，为人民币跨境融资提供了更好的政策保障。此外，最新的政策没有改变人民币NRA（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存款和人民币拆借均属于全口径豁免项目的性质，也为相关人民币跨境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是对外投资政策继续放宽，“走出去”相关跨境业务空间扩大。总体看，近期跨境融资相关政策有一定鼓励流出的导向。自2020年9月以来，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额度数次扩容。2021年1月，21家机构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共获批90.2亿美元额度，使QDII总审批额度达到1257.19亿美元，较2020年9月底增加了183.76亿美元。此外，2021年1月，人民银行、外汇局决定将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由0.3上调至0.5，以更好满足企业“走出去”的资金需求。新政以及政策的导向，均反映出我国鼓励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开放态度。这为海外机构重新运用、再次开发相关金融服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与更多的机会。

五是外汇衍生品交易政策有所调整，部分结构性跨境融资有望松绑。搭载有外汇交易结构的跨境融资，曾是跨境业务的重要业务种类之一。该业务受政策影响比较明显。2020年10月，人民银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为0；另外，根据外汇局发布的信息，“建设开放多元、功能健全的外汇市场，支持金融机构推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外汇衍生品”将是其2021年的重要工作。近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加了境内外向型企业汇率避险的需求，预计新的政策和导向将有利于海外机构的结构性跨境融资业务、外汇衍生交易等业务的发展。

挑战与应对

跨境融资政策相关业务涉及面广，既包括表内业务，也包括表外业务，既涵盖流入方向，也涵盖流出方向，因而，部分业务领域在出现新的机遇的同时，另一部分领域的压力可能也在增大。此外，海外机构还会受到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要想完全抓住发展机遇并非易事。

从压力增大领域的角度看，2020年12月，监管部门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随后的2021年1月，监管部门将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也由1.25下调至1。分析政策意图，可能是监管希望通过逆周期措施，引导控制外债流入，以应对人民币升值过快。而这对部分基于银行和企业外债额度办理的跨境业务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再如，最新的外债额度豁免实践将部分原来不需占用外债额度的外币业务也纳入外债额度管理，使得部分境内的银行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趋严管理自己与外债额度相关的业务。这可能会增加部分占用全口径额度跨境业务的压力。

综上，再结合自身内外部环境看，海外机构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资金筹措方面的挑战

海外机构提供给境内的跨境表内融资业务，资金价格是一个关键的成交因素。尽管当前需求增长，但海外机构持续的优势资金供给却普遍面临一定压力。以人民币为例，离岸市场暂没有形成有足够规模的人民币资金池，海外机构无法长期稳定地利用离岸人民币资金支持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信贷业务。尽管部分海外机构可以使用账户融资支持业务，但是账户融资总额度是有控制的，一旦额度用满，业务持续的难度将增加。

对此，海外机构一方面要立足于筹资本身，提高负债管理能力，通过多种手段筹措资金，在满足流动性监管指标的同时，根据自身资产、收益目标开拓跨境融资业务，如扩大筹资渠道，避免依赖单一筹资方式，通过对拆协议、掉期交易、账户融资等多种手段筹措资金，努力降低综合负债成本。以某海外机构为例，2020年年末以来，国内信用证项下福费廷跨境转让需求猛增，其利用账户融资和离岸衍生品市场， 把握筹资时点，较好地抓住了业务机会。

另一方面，跨境融资政策调整涉及多个方面，既与个人跨境业务相关，也与企业金融业务相关，既涉及表内业务，也涉及表外业务。鉴此，海外机构不能仅盯着表内融资业务，要从新政及其导向出发，根据自身已有牌照和业务能力，发掘咨询、托管、理财、汇兑等业务的发展空间，研发新的中收业务品类。

信贷管理方面的挑战

跨境融资对海外机构而言多属于异地贷款，海外机构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等环节会面临诸多困难，往往蕴含着潜在风险，如何提高信贷审查和信贷管理质量以有效控制跨境融资信贷风险，是拓展跨境融资过程中不得不前置思考的问题。海外机构应该在母行的统一指导下，与集团内机构加强合作，确保融资用途按照既定方案进行，加强对还款来源的监测，确保还款来源的稳定性。如部分海外机构通过与借款人所在地同一集团分支机构合作，采取联合进行贷后管理、风险参贷等措施来控制信贷风险。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跨境融资业务包含的细分贷款产品种类多，不同的产品种类之间风险程度差别较大，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中资银行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综合风险控制能力，因地制宜，根据实质风险对不同产品进行分类管理，严格管理异地贷款的业务种类和业务范围；对风险程度较高的异地贷款业务，应该加以严格限制， 避免风险的扩大。

合规管理方面的挑战

2021年2月，人民银行、外汇局发布《银行跨境业务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指引（试行）》，对银行跨境业务提出一系列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的要求，在此之前，尽管反洗钱反恐融资本就是跨境外汇相关业务的重点之一，但相对更侧重背景真实性调查。此次将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重要性高度进一步提升，与国际监管形势接轨，预计会增加跨境业务在系统建设、业务审查等方面的压力。

另外，部分国家对于辖内中资行离岸信贷资产规模过大、占资产比过高一直较为关注，如部分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明确要求辖内中资金融机构限制离岸资产规模，重点发展本地业务。这也是海外机构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作为中资银行在境外的延伸，海外机构不仅要考虑满足中国的监管规定，也要符合驻在国的合规要求。在跨境业务中，要运用穿透式审查理念，加强反洗钱和和合规管理的系统建设，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对最终受益所有人、贸易背景、运输工具等进行严格审查，在合规与发展间寻找好平衡点。

统筹管理方面的挑战

跨境融资相关政策既与海外机构驻在国本地公司金融、零售等业务息息相关，也与驻在国企业“走出去”和中资企业“走进来”业务高度相关，且往往存在业务交叉，会涉及海外机构个人金融、信贷管理、合规管理、公司金融、金融市场等多个业务条线。因此，资源有限的海外机构，要全面理解、把握业务机遇实属不易。对此，需要海外机构能具有“借力思维”“转换思维”“整合思维”。

“借力思维”是指借力母行或借力同一集团下的其他机构。如部分海外机构依托集团一体化运营优势，在驻在国或驻在区域推动全球资金管理中心建设，推广中资企业债券发行、国际银团贷款等业务，借力国内自贸区机构特色账户管理机制，发展资金汇兑、现金管理、资金池、贸易融资等业务。

“转换思维”是指避免视野局限在政策调整本身，而要紧随政策导向，跳出政策看政策，探寻源于政策调整及符合政策导向的业务思路，将跨境融资政策调整与日常经营逻辑、与“本地化”有机结合。如把握住支持“走出去”导向，发展中资企业境外并购融资、项目贷款、上市顾问等业务；再如把握住金融开放政策，推动驻在国或驻在区域本土企业和金融机构来中国投资，并提供托管、结算、清算等相关金融服务。

“整合思维”是指面对跨境融资政策调整和对跨条线管理的要求，要勇于打破“部门墙”，如使用柔性团队、临时业务组等方式，全面提高对现有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业务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因反应迟缓、决策执行不力等问题，无法抓住有利时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