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为联合国作出日益重要的贡献是联合国的可靠伙伴和国际合作的中流砥柱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活跃在联合国舞台，他们见证着中国与联合国携手前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分享了这样的往事——

在联合国门前高喊“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1971年9月22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幅人群在联合国附近街道游行示威的照片，照片中的人高舉毛泽东像、手牵大幅五星红旗。游行示威发生在1971年9月21日，当天正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大会的主要议题。曾长期担任美国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花俊雄就是参与人之一。当时，他作为总指挥带头喊着“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等口号。花俊雄回忆：

1970年8月12日，美国政府宣布要将我国钓鱼岛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当时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对此事态度暧昧，这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愤慨，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抗争活动，在联合国门前示威是其中之一。

1971年9月21日，联合国的门前示威有700多人参加，大家一路高喊“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等口号。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电视新闻都有在报道，我那会儿在匹兹堡，听说这个决议通过了，欢天喜地地去买披萨、啤酒庆祝。我为自己能够略尽绵薄之力而感到荣幸。

花俊雄记得，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联合国的中文翻译处一直是“冻结”状态。从1972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结束，联合国纽约总部等地通过公开考试吸收了大批海外华人成为中文翻译。花俊雄就是在此过程中进入了联合国的。他于1973年底入职，从此在联合国中文翻译处担任笔译，直到2001年退休。在中文处任职28年期间，所见所闻和所受到的尊重更让花俊雄深感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光荣，“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闪闪的红星》在联合国大礼堂放映

今年90岁高龄的刘实在进入联合国工作之前曾从事新闻工作。1967年，他通过考试进入联合国中文处的缮校室工作，1968年又通过考试成为了联合国的翻译。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时，他就在会场二楼，亲眼看到坦桑尼亚代表与其他几位非洲代表在席位之间的走廊上跳起舞来，看到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走出会场，走入外面的蒙蒙细雨中。

“1973年12月，中文被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在质和量的要求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刘实说。翻译要用简体字，要用白话文，不再文白参半，他曾利用回国之便在北京的新华书店买了120本辞典，回到联合国后便分发一空。

联合国中国书会是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员工组织，成立于1972年，隶属于联合国工作人员文娱理事会，现有100多名会员，绝大多数是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中国员工。刘实是中国书会的创始人兼首任会长。对于创建中国书会的过程，刘实回忆说：

当时刚到纽约的中国代表团提供了一部电影，希望能在联合国礼堂放映。

中文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联合国文娱理事会提出了申请，但答复说任何个人不能申请使用联合国礼堂，只有在文娱理事会登记立案的社团才有此资格。我去文娱理事会一问才知道，所有的语文都建立了书会，只有中文没有书会，我便立即联系了中文处的几位同事，大家一致同意申请成立书会，作为联合国内华人交流的团体，最开始定名为“中文书会”，随后便以联合国中文书会筹备委员的名义申请放映了代表团推荐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放映那天，大礼堂坐满了联合国的华人职员。

“中国声音在联合国越来越有分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后，联合国秘书处为满足联合国对中文口译、笔译人员的需要作了许多工作，并向中国提出了开设语言训练班的建议。从1979年至1994年，译员训练班为联合国和各种组织培养了288名口译、笔译人员。晓华（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她于1983年夏天从译训班毕业，1984年1月正式入职联合国直至2018年退休。

在联合国做了35年口译，晓华对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各种会议参与程度的变化深有体会。她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刚去联合国工作的时候，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发言不踊跃，主要限于阐述政策立场。但现在，联合国所有会议几乎没有中国不参加的，中国代表在各种会议上都十分活跃，踊跃发言，有些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会议，国内还会派相应专家出席。

在晓华看来，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中国正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联合国事务中。她回忆：

刚刚恢复合法席位的时候，中国没有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国家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刚刚恢复合法席位时，中国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仅占联合国预算的1%左右，现在已成为第二大缴费国。很多事务都与我们利益相关，如维和官兵的安全、任务如何达成等，所以相关会议上咱们的参与度就比较高，代表也很活跃。同样，讨论财务、预算的相关会议，我们也非常积极地参与。

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2019年第七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代表们讨论人权问题。当时我刚刚退休不久，又回去帮忙，承担部分联大会议的口译工作。

人权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除了大家熟悉的维护妇女、青年、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权利，还有维护土著的语言、维护白化病人的权利等。这些话题，我们没有一次不发言。在人权方面，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有话说，这也体现了我们对人权的重视。

同时表明，中国声音在联合国越来越有分量。

越来越多中国员工参与到联合国的决策管理中

刘大耕已经是联合国系统的一名“老员工”。他1986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工作，1998年到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任职。2005年1月，他加入粮食计划署缅甸办公室，在金三角地区开展鸦片替代种植发展援助，正式成为联合国国际公务员。

早年间，像刘大耕这样的中国面孔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并不多见。他回忆说：

刚到缅甸时，同事们几乎没有见过中国籍员工。2009年我去粮食计划署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工作三个月，当地人也没有见过中国人在联合国工作，还问我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早期中国员工屈指可数，而且都是以前共事过、都认识的。现在我们系统内中国面孔，尤其是年轻面孔越来越多，除了正式员工，志愿者短期顾问越来越多。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隔几天就冒一个新面孔。

以前联合国系统工作的中国员工大都从事行政事务，侧重于中文翻译方面。最近几年参与的领域越来越广，如发展领域、维和行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都成为了“行家里手”，中国员工在联合国系统中担任中高层职位比例也在逐步上升，更多参与决策管理。

2018年4月，劉大耕被派驻到东帝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东帝汶代表。刘大耕一直利用各个场合积极发声，提醒东帝汶重视国内粮食生产，用自己的过往经验为东帝汶2020年疫后的经济复兴出了不少主意，还成为中国为东帝汶提供紧急人道援助的“桥梁”，“我坚信，做好手中这份工作，既为联合国争光，也为中国人争光”。

2021年6月，中国政府向东帝汶捐赠的10万剂疫苗就是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全球物流网络包机承运。10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将使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支持粮食计划署向东帝汶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水影响的营养不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营养谷物粉，在东帝汶所有13个省区发放。在刘大耕看来，这不仅是为东帝汶民众雪中送炭的义举，更是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202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在北京召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致辞表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为联合国作出日益重要的贡献，是联合国的可靠伙伴和国际合作的中流砥柱。强调联合国将继续做中国的坚定伙伴，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

（责编/黄梦怡 责校/李希萌、陈小婷  来源/《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佚名/文，新华社2021年10月25日;《详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历史细节》，吴建民/文，《环球》2011年第21期;《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战时刻》，隋坤/文，《环球人物》2021年第21期;《著名外交家周南亲历中国重返联合国》，佚名/文，《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38期;《我亲历中国重返联合国》，周南/文，《环球时报》2005年10月26日;《那一天，我代表新中国记者走进联合国》，叶志雄/文，新华社2021年10月25日;《4位亲历者讲述：重返联合国 新中国代表团带去“闪闪的红星”》，董鑫/文，《北京青年报》2021年10月25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