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天逸，李启迪

（1.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2.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1 研究缘起

青少年体育学习自由度是学校体育课程教学不能回避的问题。“自由度”原为统计学概念，指在计算某一统计量时取值不受限制的变量个数。本文涉及的青少年体育学习“自由度”指青少年在体育课堂中学习的“自由”程度。

笔者查阅前人相关研究文献[1-5］，梳理其观点后发现，前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两方面不足：①研究视角存在逻辑问题。较多的文献主要从“自由”与“强制”的矛盾视角探讨青少年体育学习自由问题。但笔者认为，“自由”与“强制”并非矛盾关系。首先，关于“矛盾”，毛泽东[6］认为：“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因此，矛盾的主体应具有同一性，而“自由”的主体是青少年，“强制”的主体是教师，主体不同，无法构成矛盾关系。其次，“自由”是过程（或结果），“强制”是手段，“自由”与“强制（或放任）”是过程（或结果）与手段的关系。虽然“自由”与“强制”并非矛盾关系，但因“强制体育”而间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同样令人关注。针对课外体育的“强制”行为，不同主体的态度可能截然不同。在青少年层面，对运动“打卡”考勤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