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嘉

【摘要】 基于韩民族独有的“恨”文化土壤，部分创作者将“恨”的文化情绪熔铸于电影文本，并据此创作出一批极具本土特色的犯罪类型电影。韩国犯罪片中所蕴含的无意识的“恨”情绪，体现在影像上便以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表达、极端的人物形象刻画以及奇观性的暴力行为呈现。《大叔》和《母亲》均以社会问题作为切入点，并融入韩民族所具有的“恨”情绪，通过影像与叙事的表达，呈现出极端、暴力的总体特征。

【关键词】 《大叔》;《母親》;“恨”文化;韩国犯罪片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3-0096-02

从《杀人回忆》到《寄生虫》，韩国犯罪片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并收获大批赞誉。从学习借鉴美、日创作经验，到实现本土化创作，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仔细探寻韩国犯罪片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的“恨”文化印记。“恨”文化所蕴含的悔恨、遗憾、痛苦等复合情绪，伴随着民族遭受的屈辱历史以及现代频繁的政权更迭，在民众心头潜滋暗长。民众淹没于时代洪流，“恨”情绪在心中无法消解，于是，部分创作者将难以排解的“恨”情绪熔铸于电影文本，而犯罪片所携带的黑暗气质与“恨”情绪的表达不谋而合。《大叔》与《母亲》作为经典的韩式犯罪片，其中对黑帮团体残忍行为的揭露，对“英雄”与“母亲”两个经典形象的颠覆性塑造以及所呈现出的血腥的暴力行为，均是“恨”文化在韩国犯罪类型片中的体现。

一、“恨”情绪与社会问题的结合

“恨”文化与充斥着人性恶、社会体制缺陷等负面内容的犯罪片类型一拍即合。在汲取美、日犯罪片中注重感官刺激、精密推理特点的基础上，韩国犯罪片实现了本土化创作，多从现实的社会环境取材，以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作为切入点，实现了“恨”情绪与社会问题的有效结合。如《大叔》中对社会阴暗面的展现，以及《母亲》中所表现的一对弱势母子的生存状态。

（一）“恨”情绪与韩国犯罪片。从反日、反美到被迫遭受民族分离，手足难相见之苦，韩民族一直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发展至现代，仍然遭受着政权频繁地更迭与一系列离奇的政治事件，使得“恨”情绪深深植根于韩国的文化土壤，而“恨”是指“悲哀、痛苦、怨恨、悔恨、自责等多种情感要素长期在心灵深处累积而形成的一种郁结、凝固的状态。”[1]作为一种民族情绪，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电影当中。“恨”情绪中的悲哀、痛苦又与韩国犯罪片所呈现出的扭曲、暴力的成分十分契合，加之一批在“恨”文化历史中成长的创作者，更易从熟悉的历史中挖掘素材，创作出具有“恨”文化特质的韩国犯罪电影。

（二）社会问题的直露表达。日本犯罪悬疑电影多以优质文本为引导，而韩国则多从现实时空取材，以直观地对社会阴暗面的描绘，对社会问题的直露表达，体现出创作者对社会隐痛的思考与“恨”情绪的疏泄。

《大叔》全景式呈现了黑帮社会杀人越货、滥杀无辜等各种违法交易，在暴力肆虐的环境中去映射韩国社会的隐痛。如：人被金钱意识掌控，丧失人性，因为小米母亲偷走毒品造成损失，贩毒兄弟直接卖掉她全身器官;因为小孩不易被警方关注，于是将他们作为制毒贩毒的工具，将挖掉孩童的眼球作为威胁的赌注。创作者用一系列血腥残酷的举动与所构建的黑暗环境，以夸张化的手法，寓言式的空间建构控诉着韩国充斥着暗杀、财阀斗争的丑陋社会。在《母亲》中闭塞的小村庄内，律师想要通过收受贿赂，钻法律的漏洞办案，并为此沾沾自喜;不负责的警察，最终抓住的也是错误的凶手;作为“受害者”的母亲，惠子只能以潜入他人房间、通过贿赂小孩获取信息等一系列粗鄙的手段追凶。创作者通过二者的行为对比，将韩国民众对于公共权力的不信任、弱势群体受歧视、不被重视的生存现状和冷漠的人际关系披露出来，借以对韩国历史的“恨与憾”发起质问，同时也通过惠子杀人的举动，传递着民众心中的“恨”情绪。

二、“恨”情绪与极端人物

一批在“恨”文化历史中成长的创作者，无意识的将包含着悲愤、遗憾、痛苦、自责等复合情绪融入电影文本，在韩国犯罪片中，“恨”情绪具象化为人物，创作者通过对边缘人或底层人生存状态的极端化描写，展现出浓烈的悲情意味与“恨”情绪。

（一）从英雄到“反英雄”。“恨”文化的特点不是关注矛盾的解决，而是仅满足于恨的情感诉说。[2]《大叔》通过刻画具有极端行为的“反英雄”形象泰锡，实现了对“恨”的情感疏泄，同样，人们也可从泰锡的人物行动探寻“恨”情绪的根源。

《大叔》表面讲述一个特工拯救孩童的“英雄”故事，但主角被赋予反叛的色彩，成了具有争议性的“反英雄”。“反英雄”兼具反派的缺点与英雄的优点，行动多违背传统的价值观念，且多具有悲剧性的经历，如催折信念的打击。泰锡有从毒贩手中解救小米母女的正面行动。同时，他也因遭受丧妻的致命打击，自我放逐，行尸走肉般混迹于社会底层，但为救小米，他可以代做毒贩交易，将疯狂地杀戮作为宣泄情绪与复仇的手段。创作者通过塑造以极端地杀戮作为复仇手段的“反英雄”形象，实现了“恨”的情感疏泄。

作为“反英雄”的泰锡，其人物行动具有“恨”情绪的根源。泰锡作为战功赫赫的国家特工，却遭人蓄意报复，一场车祸让他同时经历丧妻与丧子之痛，家庭的悲剧激发了他内心潜藏的 “恨”意，“恨”演变为泰锡的避世，独居在阴冷潮湿的当铺，拒绝与人交往，直到小米的出现才唤醒了他善的一面。可伴随着小米的失踪，“恨”情绪难以得到有效的压制却又无法找到宣泄口，直到误以为小米被挖去双眼，他心中的恨意倾泻而出，并通过疯狂地杀戮表现出来。“恨”情绪成为泰锡人物行动的根源，其中的“恨”既有对美满家庭破裂之后的悲情与伤感，又有对贩毒兄弟残忍手段的愤怒与怨恨，创作者通过赋予主角以反叛色彩，并用极端化的描写与血腥的复仇手段，实现了“恨”情绪的具象化表达。

（二）“悲情化”的底层人物。《母亲》解构了传统的母亲形象，以惠子为护儿子周全不惜杀人灭口的人物行动，塑造了具有悲情意味的极端母亲形象。

“悲情所蕴含的伤感美学是‘恨’的内在本质，它是最为浓烈的恨。”[3]挣扎于社会底层的惠子，负担着沉重的生活压力，本想一死了之，却将孩子害为残障，终身背负着对自我的“恨”，警察的严刑逼供、律师的贪得无厌，以及拿钱办事的冷漠人情关系让惠子心中充斥着无意识的“恨”，伴随着最终真相的揭晓，将这位母亲彻底击垮，“恨”的情绪倾泻而出，柔弱的母亲用扳手将拾荒老人砸死。惠子与杜俊在冷漠的社会中挣扎，却徒劳一场，看似温顺的杜俊确为杀人犯，但促使他犯罪的原因，是因为被辱骂产生的愤怒，可悲的是，儿子的痴傻和导致他杀人的观念——“如果有人打你，就双倍奉还”等报复说辞，全都来自惠子。绝望的母亲只能扎下遗忘之穴，试图在黄昏的舞蹈中寻找解脱。创作者对极端化的悲情母亲形象的塑造，是对残酷社会现实的质问，也是最为浓烈的“恨”情绪宣泄。

三、“恨”情绪的暴力宣泄

不同于美国经典犯罪片的高潮迭起，与日本充斥着东方理性的严密推理，韩国犯罪片以暴力、血腥、尺度大等特点，在同类型影片中独树一帜，并通过“以暴制暴”的血腥手段，传递着“恨”情绪。从《大叔》中挖眼球、贩卖器官等具有奇观性的暴力画面，与《母亲》中扳手砸人的血腥场面，都可从中追寻到韩民族对于社会隐痛的愤恨。

（一）奇观性的暴力表达。韩国犯罪片充斥着大量对暴力的正面描写，创作者凭借奇观性的暴力表达，扭曲、夸张的血腥场面重现，反而可以让观众意识到此为“想象的灾祸”①，从而把握好心理的距离，以客观的角度去看待暴力行为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去感知创作者所传递出的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仇视。《大叔》中出现的小米母亲被挖空器官后血腥、斑驳的身躯、牵连着神经的眼球等一系列画面，将制毒贩毒、拐卖儿童、血腥报复、贩卖器官等肮脏不堪的交易全景式地展现出来，借此让观众思考暴力背后存在的，对社会残酷现实与丑恶人性的批判。观众可以在思考之际感受电影文本中的“恨”情绪，也可以通过观看血肉横飞的影像，将心中隐匿的“恨”情绪发泄出来。

（二）消解“恨”意的无奈之举。韩国犯罪片中的暴力行为，除却施暴的快感，还成为处在绝境中的人消解“恨”的无奈之举。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具有独特的原始驱动力，使个体携带有与生俱来的趋向自我毁灭和侵略的冲动。”[4]这种内心本能外化为具体的行为，最直接的形式就是血腥的暴力攻击。在韩国犯罪复仇题材中，暴力的施加者往往是正义难以得到声张，所以跨越法律红线、采用极端非道德手段的复仇者。在《大叔》中，当黑社会残忍的虐杀一次次上演，绝望与无力感将泰锡内心潜藏的黑暗心理激发出来，使得无理性、易冲动的意识占据上风，“死本能”便通过极端血腥的杀戮行为表现出来。在《母亲》中，母子二人被歧视谩骂、负担着沉重的生活压力，甚至是正常伦理范围内反抗侮辱与歧视的行为，却成了杀人的助推力，同样处在绝境中的惠子，其内心的不道德感、具有攻击性的本能便呈现出来，外化为惠子砸死拾荒者并放火烧尸的暴力行为。泰锡与惠子杀人的血腥举动，是二者无法宣泄对丑恶社会“恨”情绪的绝望之举，而原始的暴力，便是其本能中潜藏的嗜血心理的直接體现，更成为处在绝境中人消解“恨”情绪的无奈之举。

四、总结

坎坷的历史给韩民族印刻下“恨”的文化基因，《大叔》与《母亲》作为经典的韩式犯罪片，均以社会问题为触点，以塑造极端人物形象拷问历史、以暴力行为疏泄情绪，构建了两个残酷又真实的空间，在沉重的叙事与血肉横飞的影像展现着韩民族独有的“恨”文化，在书写人物的苦痛中寓于悲悯，体现出对时代、社会的深邃思考。

注释：

①朱光潜：《文艺心理学》 第十六章，悲剧的喜感“实在的灾祸苦恼往往使人不快，想象的灾祸才有时引起喜感”。

参考文献：

[1]朴钟锦.从词语的基本含义看中韩两国的“恨”之同异[J].北京第二学院外国语学报，2006，（10）.

[2]姚睿.“痛感” 叙事、极端人物与社会问题意识——韩国犯罪片的叙事与文化思索[J].当代电影，2017，（06）.

[3]夏颖.“恨”文化视域下的韩国电影研究——以奉俊昊电影为例[D].南昌大学，2019

[4]王婕.精神分析美学视域下的托纳多雷电影[J].电影文学，20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