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遥

1

关于英雄，大部分离得很远，我身边却有一个，他叫李育民。

李育民曾经是我们家邻居，住在一个大院里的邻居。

那时我在明月寺读小学四年级。

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也比现在黑，一立冬，大风就呼呼刮起来，路两边的木头电线杆整天呻吟着，像有人用皮鞭抽它们。

学校有好几进院，最里面那进院子的西南角有棵不知道哪个年头的大槐树，树冠足能荫住半个院子。树顶上挂着一个古钟，也不知道哪个年头的。每天早上五点五十分，学校做饭的大师傅准时敲钟，据说钟的声音能传五里远。听到钟声，学生们就赶忙起床，赶到学校上早自习。

我爱听鬼故事，每天朦朦胧胧中被钟声惊醒，穿衣服时昨天听到的鬼就开始在脑子里作祟。一出门黑乎乎的大门洞里像潜藏着无数令人恐惧的东西，风的声音这时也不正常起来，咿咿呀呀的像故事中的鬼在争论，回头看，家里的灯已经熄灭了。学校不能不去，还得赶紧去。硬着头皮拔腿跑，寒风从裤管钻进去，一晚上攒下的热气马上没了。这时巷子里猛蹿出的狗，人们屋檐下垛着的柴和炭，都让我胆战心惊。甚至路上有同学喊我名字都不敢回头，因为老人们告诫夜里听到别人喊你的名字，千万不能回头，一回头，鬼就会把魂摄走。

期中考试后的一天，我出了门，看见半开的大门口黑乎乎地站着个推自行车的人，正要惊呼，那个人喊：“赵小海。”

一听声音，是李育民。李育民称呼人喜欢连名带姓，每次看到我，都这样叫。

我知道李育民每天早上要去八十里远的平原市电杆厂上班，但很少碰到他。

李育民仿佛专门在等我，在黑暗中，我模糊地看见他张开嘴，露出了牙齿。

等我走近，他说：“你小子，不错呀！”

我猜他肯定是在说期中考试的事情，但装作不在乎地问：“啥？”

他说：“赵小海，了不起，门门一百分，第一名。”

听到他夸我，心里高兴，但还是扭捏着说：“没啥呀！”

“呵呵，第一名，门门一百！我也上过学，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最好一次考过第二名。”李育民有些略带惆怅地夸奖我。

李育民仿佛知道我害怕，出了大门，推着自行车，一直陪我往村子西头的学校走去。路上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个科学家，坐上宇宙飞船飞到天上去。我问他想做什么呢？他说，英雄！

到了校门口，李育民朝我挥挥手，骑上自行车往平原赶去。

那时，我不知道骑自行车跑八十里远是什么概念，而且李育民每天一个往返。

从那之后，李育民天天早上等着我，只要一出门，李育民肯定推着自行车站在半开的黑乎乎的大门口。路上我给他讲谁挨老师教鞭啦，哪个老师一节课说了五十六个“是哇”……无论我讲什么，他都朝我这边微微侧着身子耐心听着。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他一直在微笑。每当我讲起文天祥、岳飞这些人时，李育民开始插话，他说他要是他们，为了名声和气节，也会去死！我说我也会！我们俩更投机了。有李育民在旁边，那些鬼啊，狗啊，我都不怕了。

李育民长得锤子一样，又黑又壮，喜欢打抱不平，看到不公的事情，就瞪大眼睛，咬着牙，腮帮子鼓鼓的，嗓门特别高。在我周围的人中间，他最像包公。

那时，经常有小商贩推着平车来我们村里卖东西，有些贪小便宜的人便蒙哄人家，或者趁人不备，顺人家的东西。李育民看见，总是大声呵斥，甚至过去阻拦。

最让李育民出名是去年暑假抓逃犯的那件事情。

那时县里有个杀人嫌疑犯越狱了，据说跑到了我们村北边的大山里面。县里来了好多警察，还带着警犬，发动村里的民兵和年轻人一起抓捕。

村里好久没有发生过这样热闹的事情，年轻人一听都去了，许多老人、小孩、女人也跟在屁股后面去看热闹，我也去了。大家口袋里装着瓜子和糖，有的人还吃着雪糕，兴高采烈得像过年，完全忘记了炎热的天气。

警犬冲在最前面，警察们跟着警犬，民兵和村里的年轻人跟在警察后面，老人、女人、小孩们在最后面。大家悄悄议论杀人犯会不会有枪，最起码肯定有把刀子，人既想看热闹，又怕引火烧身，尾巴一样远远吊着。李育民那时因为闹胃病请了假，也去了，他和那些警察紧紧跟着警犬，走在最前面。

爬山上坡下沟，很快看热闹的人就跟不动了，像被太阳蒸发的水珠不见了。民兵们也跑得越来越慢，跟在后面稀稀拉拉的。只有李育民和那些警察一直跑在最前面。

最后发现犯人时，他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疯子似的胡乱挥舞。

李育民丝毫没有害怕，跟着两个警察和警犬一起冲了上去，两个警察抓住犯人胳膊时，李育民揪住了犯人的领口。也许犯人痛恨没有穿警服的李育民狗逮耗子，恨恨踹了他一脚，正好踹到肚子下面。李育民当场被踹得跪到地上。

因为这次抓捕，李育民立了功，公安局送了他一面錦旗，他还成为我们村的民兵连长。

李育民去平原市，每次回来都是晚上八九点钟。听到自行车头别开虚掩着的大门，车轮声粼粼作响，就是李育民回来了。他习惯一进大门就喊：“娘，娘！”这声音，估计不光我们前院，后院的邻居也能听到。

冬日的这个时候，人们都待在屋子里，夏日的晚上，八九点钟天光还大亮，天空中总是铺着绯红的云彩，照得屋顶上、树枝上都是红彤彤的。我们写完作业，在院子里凿杏核、弹玻璃球，李育民的脚步声在门洞里嗡嗡响着，还有回音。他一进门就端起瓢，从瓮里舀起半瓢水，咕咚咕咚喝下去，用袖子抹一下嘴，然后端一盆水在门口洗头。

那时我们几天才洗一次头，李育民天天洗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站在一旁悄悄看。

李育民总是用他家画有牡丹戏鲤鱼的那个搪瓷脸盆。他把脑袋埋在水里面，水面上浮的都是洗衣粉泡沫，他的头发乌黑发亮，像拧成一团的铁丝。李育民粗大的手指插进这些铁丝里，仔细揉搓，最后抬起脑袋一甩，水珠乱飞。没有等脑袋上的泡沫完全迸裂，李育民已经换了水，把头继续埋进去。李育民要一连换几次水，最后能清晰地看到脸盆里的鲤鱼一动一动，好像要去吃牡丹。

我问：“你每天洗头不嫌麻烦？”

李育民回答：“我有佳癖。”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洁癖”，以为佳癖就是指好的爱好，把它当做一句时髦话，在与伙伴们玩耍时，我动不动就说：“我有佳癖。”

李育民把头发洗干净，喜欢先用劲甩一甩，再擦。他甩头发的动作帅极了，一次次让我想起《动物世界》里面的雄狮。

2

十二岁那年，我家双喜临门，我考上了县城的重点初中，我家申请了块新的屋基地。

见李育民的时候渐渐少了，听说他娘给他介绍对象，见了几个，都没有成。有人说他那次被逃犯一脚踢坏了，没有了男人那个能力。

我每个周末傍晚骑上自行车回家，二十里路，累得气喘吁吁，这时常常想起李育民骑上自行车去八十里外的平原每天一次往返。

我去县里读高中之后，李育民不去电杆厂了。有人说他本来就是临时工，和厂长吵架被开除了，也有人说电杆厂倒闭了。

我记得问过李育民在电杆厂干什么，那时我们村的木头电线杆已经全部换成了水泥电线杆。他说生产电线杆。边说还边指着路旁的电线杆说：“这就是我们厂生产的，你记得以前的电线杆是木头的吧？现在这些水泥电线杆都是我们厂生产的。”

木头电线杆我当然记得，它们上面总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一到秋天，电线杆上会有一些头顶发白的马蜂，我们叫“白头”，不蜇人，小孩儿们用竿子打下来玩。自从村里换成水泥电线杆，上面的“白头”少了。

李育民不去电杆厂之后，边种地，边打零工，有时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在煤台上装卸煤，有时去县城的建材市场装卸瓷砖，啥活儿都干。

周末回村路上，我偶尔能碰到李育民，大多数时候他刚装卸完瓷砖，我们遇到便一起走。

李育民总是说：“赵小海你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不要像我这样。”

那时他也就三十多岁，说话的语气竟有些颓唐。但能理解，三十多岁的李育民还没有结婚，在农村里绝对算大龄青年，而且他上了几年班，好像也没攒下多少钱，因为我们大院的人家已经一户户有了新房子搬出去，他家还住在又黑又窄逼的旧房子里。

李育民每次见我都这样说，被叮咛得太多，正处于叛逆期的我虽然知道他说得对，但实在听厌了，便不大愿意和他一起回家了。我有时从学校出来，在建材市场门口看到他，故意走慢些，有几次为了避开他，还故意拐到其它巷子里。

一次我回旧院取东西，看到李育民在院子里洗头。他用的还是那个鲤鱼戏牡丹的搪瓷盆，脸盆有几块地方的瓷磕掉了，露出伤口一样的疤痕，那大红的鲤鱼和鲜艳的牡丹经历这些年的岁月，完全没有了光泽。他用的还是洗衣粉，我在学校已经用上了“力士”香皂，偶尔还买袋“潘婷”或“飘柔”，看着李育民头上的泡沫一个个崩裂，我像看到李育民被定在了以前那段时光。

有天上完课后，刮起大风，风中卷着很重的土腥味儿，像要下雨。我急匆匆收拾完东西，想在雨下来之前赶回家。没想到在校门口遇到了李育民，他似乎已经等了有会儿。

他一看见我就喊，“赵小海。”

李育民穿着迷彩服，乱蓬蓬的头发，在一堆穿着校服的人群中很显眼。我怕下雨，想有啥话不能回去说，就说：“赶紧走。”李育民却不走，蹬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向我贴过来，他一过来，浓浓的汗味儿就扑过来，那么重的土腥味儿都盖不住。我扭头朝四周看了看，我们班最漂亮的张玲玲正出来。

她说：“小海，回家。”

我不想让张玲玲看到我和李育民在一起，更怕她过来闻到李育民身上的汗腥味儿，慌乱地回答，“快下雨了，我得赶紧回。”没等她回应，就赶紧蹬自行车。

李育民看见我走了，跟在我后面，也用劲儿蹬自行车。我们俩像两只箭鱼，穿梭在自行车流中。驶出人群后，我没有给李育民机会，还是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可是没等出了县城，雨下起来。

我只好躲到屋檐下避雨。李育民气喘吁吁骑到我身边说：“赵小海。”听到他的喘气声，我吃了一惊，这么短的路，李育民怎么会喘气呢？我惊讶自己比他骑得快。

李育民脸上带着我很久以前常见的那种微笑说：“赵小海，我请你吃饭吧，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我纳闷为啥李育民请我吃饭，想起他还在用洗衣粉洗头，摇了摇头回答：“时间还早，回了家吃吧。”

李育民大概没有想到我会拒绝他，继续带着笑容说：“我揽下个好活儿，咱们点两个菜，雨一停就回。”

看着李育民的笑容，我想起以前他陪我上学的早上，不忍心再拒绝，也想听听他到底揽下了什么好活儿。

我们进了一家连招牌也没有的小饭馆，要了一盘虾酱豆腐，一盘过油肉。

李育民說：“赵小海，下雨，天气冷，咱就不点凉菜了，要瓶酒，暖暖身子。”

没等我说不喝酒，李育民已经要了瓶二两装的高粱白。

李育民给自己倒了一杯说：“赵小海，你是学生，不用喝。”他举起杯子，端在嘴边说：“我们以前电杆厂的领导没有忘记我，给了我个工程。”说着喝了一口酒，马上呛得咳嗽起来，而且脸一下就红了。

望着门外哗哗的雨，我感觉有些凉。

李育民所谓的工程原来是村里的水泥电线杆要全部推倒，所有的电线要埋入地下，电杆厂有个领导认识县里某个人，给李育民打了招呼，把那些推倒的电线杆里的钢筋都给了李育民。

我以为是个多大的惊喜，没想到就几根破电线杆里的钢筋，但不愿意让李育民失望，便附和着他说：“真不错，铁一斤还能卖几毛钱，钢筋肯定更贵！”

李育民又端起杯酒，喝了一小半说：“我弄到这些钢筋不卖，把它们攒起来盖房子用。”

我说：“盖房子也好啊，可以省不少钱。”

李育民说：“电杆里的钢筋和民用钢筋不一样，它们质量好。我在电杆厂干过，知道。平时的民用钢筋型号是……而电杆里的钢筋型号是……”

李育民准确地说了几个数字，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

慢慢地李育民喝高了，脸涨得通红，连脖子也红了，舌头大起来，原来他不怎么能喝酒。我不让他再继续喝下去，李育民说：“没，没事儿，我今天开心。”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我想起关于李育民的传说，他要是能成个家就好了。

雨停了之后，那二两酒被李育民一滴不剩地喝完了，菜也吃得干干净净。出门一迎风，李育民哇哇吐了起来，吐完之后，他清醒了许多，望着我重重地说：“赵小海，你要好好学习！”

几天之后，果然来了电业局的人，带上推土机把电线杆一一推倒，四轮车把那些断成几截的电线杆运到西门外的垃圾坡上。

周末回到家里，爸爸说：“李育民为了那些烂钢筋差点和人打起来？”

我忙问：“怎么回事？”

爸爸告诉我，“旧电线杆运到西门外，别的拾垃圾的也去弄钢筋，李育民不让。”

“那怎样了？”

“吵闹了半天，李育民找来电业局的人给他作证，还开了个说明。李育民现在家也不回，在西门外搭了个瓜庵。”

我好奇，吃完饭过去看，远远就听到咣咣的声音，然后在偌大的垃圾堆上，看到一个用木棍搭的棚子，月光下，李育民弓起身子在用力地砸电线杆，我没有再往前走。

李育民家窗底的钢筋越堆越高，已经超过了半人高的窗台。

王梅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3

那会儿，想来我们村落户的人很多，尤其是山里人。主要是因为我们村交通便利，所处平原不说，还紧挨108和208国道的交叉口，离县城也很近，镇政府就设在我们村。

王梅来，是想把户口下到我们村，不光是她，还要把她妹妹王菊的户口带到我们村。她们家住在李育民当年抓犯人的那个地方。

王梅的样子怎样说呢，猛一看，除了个子矮，一点儿也不丑，脸还特别白，但仔细端详，她白皙的脸上带着些和她这个年龄不相称的小女孩的那种稚气，还特别喜欢咬手指头。

一个二十岁的女人，长成这副样子，还有这种习惯，多少有点儿问题。

她的妹妹王菊倒不错，个子又细又高，脸也特别白，也带着点儿稚气，但她年轻，带点儿稚气显得更加清纯，而且她爱笑，一笑起来整张脸像盈盈荡漾的水波，不光稚气没了，眼角、眉梢都生动得很，还有两个酒窝，甜极了。她走路喜欢扭屁股，看起来特别带劲儿。

人们说，谁要是能娶上王菊不錯。可是她们家的人说了，王菊还年轻，再等几年，先嫁王梅。

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媒人一介绍，李育民和王梅就成了，王菊的户口也落到了我们村。

这时李育民砸钢筋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李育民推着自行车和王梅去西门坡时，高高大大的李育民常常侧着身子弯着腰和王梅说话，王梅则手指头含在嘴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没想到的是，王梅和李育民结婚后两个月，王菊就嫁给了在银行当临时工的小田。

人们觉得李育民亏了，要是再等等。

我们村的女孩们普遍认为小田肯定要找有工作的对象，毕竟他在银行，没想到找上了王菊。但很快大家觉得他们挺般配，小田虽然在银行，毕竟是临时工，谁知道哪一天才能转正？有工作的恐怕不好找。王菊虽然没工作，又是山里人，但人长得漂亮，还洋气。

这时，王梅和李育民开始吵架，他们不光在自己家吵，在街上，在地头，在什么地方都吵。有时两人一起去地里，说着话，王梅就甩脸回家。关于李育民被踢坏了的事情又被人们议论起来。人们说，要是李育民娶上王菊，可能一天也搁套不住。

王菊嫁给小田后，在银行旁边租了间门面房，开了家小饭店，叫“菊香”。

王梅对李育民说：“妹妹开了家饭店。”

李育民说：“切，村子这么小，谁会下饭店？吃一顿怕在家里能吃十顿。”

王梅气得不理他了。

小田爱玩，打扑克、推牌九、打麻将，样样精通。王菊开饭店不久他弄了个卡拉OK，摆在饭店门口，这是我们村的第一家卡拉OK。小田的嗓子好极了，每天银行下了班，天还没黑，他就把卡拉OK摆出来，自己先唱。他一唱，人们就围过去。小田不仅会唱中文歌，还会咬着舌头唱粤语歌。听着他的歌，看着那些五彩斑斓的画面，人们感觉好像去了大海边、草原上、雪山上。小田唱上两首，看见周围围上人了，就把话筒交给王菊。王菊本来长得就漂亮，声音又好听，甜甜的，有几分杨钰莹的味道。她唱开后，周围叫好声不断。很快大家就抢着唱，你一曲，我一曲。唱一曲，一块钱，一晚上能收好几十块钱。

很快，小田和王菊那儿成了我们村最热闹的地方。用小田的话讲，他给村里带来了夜生活。

小田还买了张台球案子，这家伙大家以前只在电视里见到过，县城里也是刚有。搬回来那天，围观的人里三圈外三圈，许多人摸着深绿色的绒面惊奇不已。有人用手按按，爬上去躺着说：“真舒服！在家里弄个这家伙，比躺炕上舒服。”但马上被赶了下来。

打台球也是一局一块钱。开始的时候，人们打不进那些小洞去，球在桌面上乱跑，有时撞进去还会蹦出来。还是小田，没人的时候，他慢慢练，不到十天，小田一个洞打十次能打进五六次了。好多人喜欢上打台球，他们不光玩，还赌，一局赌一包香烟，赌几块钱，或者一顿饭。

菊香饭店因为卡拉OK和台球案子热闹起来，许多打台球的人一玩就是整个通宵，半夜饿了在饭店吃夜宵。王菊熬不过来，把王梅请去帮忙。

那一两年，我回了村子，菊香饭店门口总是挺热闹。政府、派出所、银行、学校、电业局等凡是在镇上上班的人，都喜欢去菊香饭店。村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也养成了下馆子的毛病，他们即使没钱，也经常坐到那里，要上两壶散酒，大声喊：“菊，来盘豆腐，来个过油肉。”吃完后，大声喊：“给咱记上。”他们学会了那些公职人员的派头。

后来，位于村街上的银行搬到108国道上了。小田没有跟着银行一起走，他贷了些款，把银行原来的地方盘了下来，临街的几间房都改作门店，租给各种做生意的。自己在院子里开了个粮食收购点，玉米、瓜子、辣椒、红芸豆，啥都收，收上卖给南方的工厂，据说还卖到了“正大饲料”“洽洽瓜子”这些大企业。

李育民终于有了块新屋基地。有了屋基地的李育民没有钱，不能像別的人家一下子起几间瓦房，而只是盖了两间矮小的南房。他把砸电线杆弄下的那些钢筋搬到新院里，上面苫着塑料布，还是长满了斑斑锈迹。

小田看李育民日子过得紧巴，让他到自己收购点儿装卸粮食。

我考上大学，请几位小学同学在菊香饭店吃饭。在这里见到了我们镇的镇长、派出所所长这些传说中的大人物。他们在雅间里吃，王菊亲自招呼他们，小田还进去敬了几杯酒。王梅在外边端盘子，带着个孩子。我以为这是她和李育民的孩子，同学们告诉我，这是王菊的，王梅和李育民一直没有孩子。

李育民在院子里和几个工人装玉米，中午十二点多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李育民扛着麻袋，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整个人好像被晾在岸上的鱼。

我想起下雨天的那次吃饭，邀他进来喝杯酒。

李育民说：“活儿还没干完，忙完去给你祝贺。”

小田正好看见我叫李育民，趁着李育民转身扛麻袋的时候，指着脑袋说：“这儿不清楚。”我知道他说李育民，心里有些生气，想李育民凭力气吃饭，他小田有什么资格说李育民呢？

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雅间里那些人出来了，他们每个人脸蛋红扑扑的，打着酒嗝，轮流抱了抱王菊。那是我第一次见异性拥抱。王菊很配合的让他们抱住，仿佛已经习惯了。那些人走了之后，王菊脸色酡红，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学生，祝贺你！”端起一杯酒。说话时，她嘴里一股酒气。敬完我，她摇晃着脑袋冲王梅说：“姐，我喝多了，进去躺会儿。”

王菊走了之后，王梅端着一杯水坐在旁边空座位上看电视。李育民这时拿着一瓶酒进来了，他大概刚装完那车玉米，脸上、身上带着玉米须和灰。王梅一看见李育民和我们坐下就火了，大声嚷：“喝，喝死你！”拉着王菊的孩子说：“咱们走，让你那个不要脸的姨夫喝。”说着竟然真的拉着孩子走了。

李育民的脸被太阳晒得那么黑，王梅这样一说，竟立马红了，那红色透过黑色，像熟透的浆果随时要崩裂。

我夺过他手中的瓶子说：“不开这瓶了，我们这边瓶子里还有。”

李育民争着说：“打开，我请你的。”

门帘猛地被掀开了，王梅拖着孩子送到李育民跟前说：“人忙了一天，又当服务员，又带孩子，饭还没吃，你竟然有心思喝酒？”

李育民咬着牙站起来。

我赶忙把那瓶酒塞到王梅手里说：“我们不喝酒了，每人要碗面，吃完面就走。”

王梅换了口气说：“不是针对你们。”拿着那瓶酒要面去了。

我拉李育民坐下。

李育民坐下后，把那个小孩儿抱自己怀里，讪讪地说：“我不饿。”

我说：“不饿也得吃饭，已经快下午了。”

李育民不好意思地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肉，嚼了嚼，喂给了那个小孩儿。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县城，在原来的母校当了高中老师。慢慢地，变得现实起来，文天祥和岳飞都成了遥不可及的人物。

几年时间，以前流行的种种东西像风一样，很快过去了。卡拉OK人们不稀罕了，村里每户人家有了VCD，后来又换成DVD，待在家里就能看电影。多年之后，许多人家家里买了电脑，下载软件，配上话筒，在家里就能唱歌，村里的年轻人们还通过微信成立了唱歌群。

台球早没人打了，小田的台球案子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皲裂的绒布台面皱巴巴的已看不出当初的颜色，六条腿还折了一只。

他的粮食生意却越做越大，在108国道上买了块十几亩大的地方，盖了漂亮的厂房，购置了比二层楼都高的机器，发粮食专门用火车皮。

李育民却回到了以前的那种状态，又到处打零工。据说小田在新粮食里掺旧粮食，李育民嚷了出来，小田不敢用他了。也有人说李育民发现小田掺旧粮食，不给他干了。

在城里的建筑市场上，我几次看到李育民装卸瓷砖，他见了我还是热情地打招呼，嗓门很大。我问他活儿多不多？他说：“还不错，这几年盖房子的人多。”望着他黑乎乎脸上那真挚的笑脸，我颇受感染，觉得他在这里干活儿比在小田家装卸粮食时状态好。

王梅还在给王菊帮忙。几年时间，她不仅没有老，而且长开了。脸上稚气的表情已经褪去，学了些她妹妹狐媚的样子。还学会了化妆打扮，去美容店把眉毛绞得又细又长，脸上刮了腻子一样白，嘴上涂着鲜艳的口红，不再啃手指头了。

王梅肚子大起来是小田那儿来了一个收粮的五十多岁的南方老板之后。那个南方老板又矮又瘦，差不多和王梅一般高，满脸核桃皮，嘴尖得像蚊子，眼窝深陷。

李育民已经四十多岁，早该有个孩子了。可是王梅怀孕后，他本该在家好好伺候，却跟着包工队去内蒙了。

李育民去了内蒙，王梅每天就待在了小田那儿。王菊逢人就说她在照顾姐姐，责怪李育民的意思谁都能听出来。

李育民直到秋收时才回到村里，这时王梅已经生了，是个女孩儿，眼窝深深的，一看就不是北方人。

李育民回到家，看了孩子一眼，就拿了些铺盖搬回原来的旧家去住。

村里人们关于这件事议论纷纷，有人说李育民有骨气，不鸟她们。有人说这样的老婆，一脚踢了吧。有人说李育民可怜，没孩子是没孩子，有了个孩子还不是自己的。

人们无论说什么，李育民一概不搭理，他每天闷头干活儿，收完地里的庄稼，又去装瓷砖、当小工。每天早上自己做好饭，吃一份，带一份，晚上回来再自己吃。

南方老板开始是晚上偷偷找王梅，后来经常白天出现在王梅家里，有时还能在门口看见他抱着那个小孩儿，他和王梅倒像成了一家人。

人们说，已经这样了，离了吧。

李育民不离，也不回家。

我想起李育民多年前说有洁癖，有洁癖怎么能容忍下这样的事情呢？

孩子一歲半了，不会说话，特别爱哭，饿了哭，渴了哭，尿在裤子哭，没事也哭。南方老板陪上王梅去医院里检查，检查完不久，南方老板消失了。

孩子一哭，王梅就烦躁地嘟囔，“死人，哪个也指不上。”

有天晚上，孩子突然肚子疼，王梅给她揉了半天，疼得却越来越厉害。村里的医生说可能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去医院做手术。王梅去找王菊。王菊和小田去省城看郭富城的演唱会去了。王梅抱着孩子边骂边哭，不知不觉走进了自家的旧院。进了这个熟悉的地方，她意识到问题，哭声停止了。这时，孩子用劲蹬了蹬腿，昏过去了。

王梅不管了，大喊：“李育民，李育民，孩子不行了！”

李育民听到喊声，跑出来，阴沉着脸看着王梅。

王梅大概也是急得没办法，把孩子一把塞进他怀里。

李育民被火灼了似的，望着一动不动的孩子发呆。

王梅喊：“找人去医院呀！”

李育民赶忙找个车带上王梅和孩子去县医院。

孩子是肾结石，输了一晚上液，天亮时不疼了。

李育民抱着孩子，王梅拿着东西回了村子。

第二天， 李育民搬回了王梅那儿。以前王梅和南方老板没有给孩子起个正经名字，毛毛、宝宝，乱叫，户口也一直没上。李育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李紫蔷。听到这名字的时候，我反复念叨了几回，“紫蔷”恐怕是“自强”的意思，他希望孩子自强自立。

但李育民怎么能接受这个孩子呢？我不理解。

更让人意外的是，李育民回家后表现得比一般男人对孩子更疼爱，他脾气那么火爆的人，孩子怎样闹都不生气，除了干活儿，走到哪儿领到哪儿。经常见到孩子在哭，他边哄孩子，边耐心地说：“李紫蔷，你怎么不说话，哪里不舒服和爸爸讲……”

孩子两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李育民成为照顾孩子的好手。李紫蔷只要眼睛一转，李育民就知道她想要什么。他经常得意地考王梅，“你知道李紫蔷想干什么？”王梅说：“死人，不说话谁知道她想干啥。”李育民说：“她想要只糖葫芦……”

李紫蔷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级，磕磕绊绊能说几句话了，却结巴，“爸，爸……”一点儿也不像李育民。

李育民这年被选上村委会主任。

5

那年不是换届年，但村里的上一任书记和主任被告了下来，因为招待费开销太大。其实，招待费只是一个原因，村里人对这两位干部早不满意了。

每年春天地里浇水，我们村和临近的张村、卜村两个村共用一座水库的水，应该三家轮流着先后浇，今年你家先浇，明年我家先浇。可是因为我们村的干部不争，成了人家那两个村轮，今年你家先来，明年他家先来，每年都是其他两个村浇完了，才能轮上我们村。人家已经播种了，我们村才浇地，有的年景天旱，水库里水量小，浇着就没水了。

其他事情也一样。最令大家生气的是学校合并的事情。我们村在镇上，以前初中、小学、幼儿园都很齐全，尤其是初中，曾经还有住宿部，全镇北边九个山区村的学生都在我们村上初中。撤点并校开始后，我们村的中学先被撤掉，并到西边的卜村。后来竟连小学也被撤掉了，并到东边的张村。村里孩子上学，都得去外村，家长还得接送。

两个干部干了二十多年，村里能卖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保温瓶胆厂、奶牛厂、水泥厂……

他们被告下来之后，镇里派了当过副镇长的二线干部张四喜担任支部书记。村主任大家自己选。上一任两个村干部不作为，只为自己捞好处，让村里人受害很深，这次大家想选一个敢说话，有公心，关键时候能给大家做主的干部。

有人想到李育民，一讨论，还真是他最合适。

村里谁平时最爱主持公道？李育民。

村里谁平时最敢说话？李育民，他不光敢说话，而且敢行动，大家又想起他那年的抓逃犯。

李育民还有爱心，他对“绿”他的人的孩子都那么好！再说，李育民以前是民兵连长，也算村干部。

议来议去，李育民就被选上了。

李育民刚当村主任那年，村里修路。

这些年村里没少修过路，先是把街上古时候铺的青石路刨掉，换成水泥路，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心疼。那些石头不知道多少代人走过，每块都磨得光溜溜的，虽然不规整，大的大，小的小，但走上去能让人感觉到历史;下雨天，无论雨多大，雨水都顺着石头缝流走了，地上不聚水。水泥路倒也不错，比青石路平整，人们夏天收了麦子，秋天收了豆子和高粱，都可以铺到上面脱粒，但水泥路看见平整，一下雨水积在路上走不了，而且那些水泥像豆渣，用上两三年，就露出里面的沙子、石子，就得修一次。所以看见似乎年年修路，但走的总是破路。

现在镇里说要开发旅游，又要把水泥路换成仿古的青砖路。

人们说，又要折腾了，修一条路，富一任领导。

李育民听到人们的议论，召集大家开村民大会。以前村里很少开会，什么事都是书记主任碰个头就定了，根本不征求大家的意见。

很长时间不开会，人们都忘怎样开会了，但大家还是很积极地来了。

李育民的会开得很短，短得人们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结束了。李育民表达了几个意思，一是以后村里的大事都要开会，让村民自己给自己做主。二是这次修路不用村里花钱，上面拨钱，村里的人出工挣钱。三是上面给村里修路是为了发展旅游，这是好事情，村里一定要配合把路修好。

很快热火朝天开工了，在李育民的带领下，各方面进展挺顺利，可是铺路的青砖经常丢失。以往修路，经常有人顺手把堆在自家门口的水泥、沙子等建材拿回家，反正是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从来没有人追究。人们以为这次也会不了了之。

有一天，铺着正好青砖不够了，李育民顿时发起火来，他跑到高音喇叭上呐喊，让拿了青砖的人主动把砖交出来，今天给个脸面，天黑时放到村委会门口。不拿出来的，第二天挨家挨户查，查到就不讲情面了。

很多人从李育民话里听出了要动真格的，趁着天黑，把拿的砖搬了出来，但也有人家存在侥幸心里，觉得自己拿的是公家的东西，李育民太较劲的话就有些傻。

第二天，李育民带领村委会的人开始一家一家挨个查，不管砖在谁家，发现了就让人带回去。

查到二狗家时，二狗老婆堵在门口，说他们家没拿，二狗不在家。

二狗是个吸料面（土制毒品）的人。人一吸料面大家都知道，倾家荡产不说，身体垮了，脸也没了，破罐子破摔，瘾一上来啥也不顾，拿上啥东西都卖，见了谁都想借钱，村里人们躲着他，不愿意和他打交道，更不愿意惹他们。

人们都看着李育民，这个时候他要是绕开二狗家，谁都能理解，毕竟二狗是个“穷途末路”的人。

但是李育民讓人搬来一架梯子，爬上去朝里面看，他看到二狗家一个院子，过道里都铺上了青砖。李育民就带头领人去撬。这时二狗从家里出来，拦住了大家，他拉着李育民的手给他说好话，说铺都铺上了，往起刨误工，一块砖多少钱，他赔钱。

二狗说赔钱不过是做个样子，他哪里有钱？但话说到这个份上，人们以为李育民可能会算了。没想到李育民甩开二狗的手，从旁边人的手里夺过一根撬棍，跑到院子里撬起来。

二狗家的砖被弄走了，人们佩服李育民，觉得邪不压正。从那之后，再没有人往走顺料了，但二狗从此恨上了李育民。

来年到了春天，该浇地的时候，李育民第一次争取到给我们村先浇。

有了李育民，村里很快变了样。有了专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垃圾开始定点堆放。秋天玉米快成熟的时候有人看田。每天孩子们上下学，以前每家家长自己接送，现在统一安排大家轮流接送……人们的心也齐了，大家都觉得选上李育民选对了。可是王梅每次说起李育民，总是撇撇嘴：“死人，能干了个啥！”

确实，李育民当上村主任，他们家并没有多大变化。除了院子里拉了几车石头，准备做地基，还是那两间小南房，苫着塑料布的钢筋这么多年没动，大概沤烂了，黄褐色的渣子掉了一堆。

李育民除了忙村里的事情和去镇政府开会，其余时间还是种地，打零工。打零工还是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去煤台上装卸煤，到县里的装潢市场装卸瓷砖。就是他洗头，也还是用洗衣粉。但李育民还是和以前有点儿不一样，走到哪里，口袋里总装份报纸或者宣传政策的小册子，中央“一号文件”每部分内容熟悉得张口就来，谁要是和他谈论起政策，只要涉及“三农”问题的，他啥都懂。他还总去教育局跑，想把我们村的学校恢复起来。

6

李紫蔷七岁那年，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去张村上了小学。她眼窝很深，颧骨凸起，除了说话结巴，行动特别迟缓，下了课，别的同学已经跑出校门了，她还在盖铅笔盒，就是鞋带开了，弯腰、下蹲、系鞋带也慢吞吞的，费半天劲。她还特别胆小，每次和人说话紧张得不停眨眼睛，路上见到蚂蚁等小虫子都小心翼翼地绕开。

每次接送孩子的人为了她都得多等半天时间，那些猴急的小孩子们因为她，放了学在校门口兜圈子，不能回家。王梅知道这情况，便不停责骂孩子，“胆子这么小，长大了能干啥？”“干啥都这么慢，不怕狼吃了你？”

有一天，李紫蔷吃过早饭，一本正经地对李育民说：“爸爸，我不想上学了。”

王梅一听就火了，大骂：“这么小，不上学放羊去！”

李紫蔷的脸皱了起来，马上要哭。

李育民忙哄着她问：“为啥不想上学了？”

李紫蔷抽咽着说：“同学们孤立我，不和我玩。”。

李育民来问我。那天我刚上完课，在办公室门口见到了李育民。他看见我老远就露出笑脸，大声嚷：“赵小海，下课了。”听到他的嗓门，周围其他老师都看我。我说：“这是我们村的主任。”领着他进了办公室。

那天李育民并没有聊多长时间，他说一会儿还要回去开会。

我告诉他找学校老师了解下情况，这类孩子往往特别敏感，自尊心特别强，一定不能训斥她，而是要多鼓励，要有意组织她参加集体活动……我给李育民举了海伦·凯勒的例子，告诉对这类孩子有爱心和耐心的话，她们也能成为大人物。

我说的时候，李育民不住地点头，我看见他不光鬓角，头顶也有了白发。

这之后，李育民没有再来找过我，我想情况可能好些了，毕竟孩子们不像大人们那样记仇，只要老师好好引导，不会总去孤立一个孩子。

但是，忽然听说学校的操场被卖了。我心里一愣，想李育民不是还跑教育局想恢复我们村的学校吗，怎么就把操场卖了？再说，我们学校是旧庙改造的，应该属于文物。我想起学校那偌大的操场，小时候上早操，总觉得操场太大了，跑不到头，不清楚老师为什么非让我们跑好几圈。

我把自己的疑虑和父亲说了。

父亲说：“李育民是个好干部，应该不会办出这种糊涂事，是不是有其他人做主？”末了他补充一句，“但人家卖的是操场，操场不是文物吧？”

我问父亲操场是什么时候的？

父亲说不上来。

我内心不愿意，但再一想，释然了，那个学校毕竟没有学生了，凭借现在的生育水平和教育政策，以后也很难恢复，但决定还是回去看看，看它最后一眼。

回去那天是个星期天，一进家，父亲却告诉我开发商要去操场施工，被村里人拦住了。

我好奇怎么被拦住了，忙去看。

远远地看见校门口围着一大群人，一辆黄颜色的推土机螃蟹似的举着大钳子横在人群中。近了，看见二狗站在一帮人前面指手划脚说着什么，对面站着开发商朱庆亮和虎视眈眈拿着铁锹、洋镐的工人，而村干部们一个也不在。

二狗皮笑肉不笑地质问开发商，“凭啥拆我们村的学校？”

朱庆亮说：“我们是有手续的，你们问村干部去。”

有人问：“李主任不是说村里大事都要开会决定吗？卖学校操场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么不知道？”

朱庆亮说：“干部们不同意我敢施工？不光李主任，张书记和会计也都同意。”

他话音刚落，有人喊：“狗日的张四喜，我们也没选他，是上面派来的。”

又有人喊：“这事会计掺和个屁？”

有人说：“把支书、主任、会计都叫来，还说这个班子能给老百姓办事，没想到也是吃货。”

有人说：“李育民去城里装瓷砖去了。”他不叫李育民李主任了。

二狗笑嘻嘻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干部不是为了自己？”他开始借机发挥。

人们七嘴八舌地嚷嚷。

朱庆亮赶紧给张四喜和会计打电话。

张四喜很快过来了。

张四喜不愧当过副镇长，过来之后面对这么多人不慌不忙，等人们吵得没耐心了，张四喜说：“卖学校的操场不是谁胡来，两委班子商量过，学校没学生了，操场那么大地方，空着也是白空着，卖上一百万，村里有了集体资金，可以做些事。”讲到做事时，他底气足了，加重口气说：“这一百万还在村里账上趴着，我们初步想的是学校的房子是文物，这么破了村里却没钱维修，卖了操场的钱正好可以做这事。当然，这钱大家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不修学校，干别的，下一步还得各位贡献意见呢。”

张四喜给大家做工作的时候，会计也来了，刚来的时候低着头不敢看大家，听见张四喜的话底气足了，他附和着说：“书记说得对，我们想拿这钱干点儿事，现在一百万都在村里账上趴着呢！是大家的钱。”

一听到村里账上有一百万，人们瞬间安静了。

几秒钟后，有人低声嘟哝：“学校那么破，学生也没有，修它干啥？”

另外有人马上附和说：“文物应该国家出钱修，不能花咱们的钱。”他把那一百万已经看成了自己的钱。

“还是分了妥当，修学校是瞎花钱，修了也没用，放到账上不知道要好活了谁？”话头隐隐指向上一任支书、主任。

一听有人说把钱分了，很多人高兴起来，说话声音也大起来，他们纷纷附和：“分了吧！”忘了自己来这儿干什么。

朱庆亮和张四喜、会计望着闹哄哄的人群，脸上露出了笑容。

没想到二狗突然往前走了一步，他说：“大家静一静，我来说几句。”他张开两只手向沸腾的人群压下去。

几分钟后，人们安静了。

二狗清了清嗓子说：“我觉得咱们学校这么大的操场可不止值一百万，要卖得找人评估。”

他一说，人们又开始嚷。张四喜给朱庆亮使眼色，朱庆亮带着他的人开上推土机走了。张四喜说这件事大家既然不同意，咱们再议一议。

望着渐渐散去的人群，想到李育民卷进去了，我有些替他担心。

我走进学校，没有了学生，校园里荒凉很多，操场上面长了许多草，还有些老鼠洞。明月寺主殿的台阶上落满了白色的鸟屎，后面院子里那些旧教室门窗都破了，似乎还能听到墙皮簌簌往下掉的声音。进了最里面的那进，四面的房子好像缩回去了，又暗又小，西南角那棵大槐树突兀地矗立在院子中，异常茂盛，房顶上、半空中都是它探出来的枝叶，地上掉满了发黏的槐树角，脚踩上去黏黏糊糊的。

我走到槐树前面，那条拉钟的绳子磨得油光发亮，像蛇似的沿着树干蹿上去淹没在树叶中。我不由自主拉了几下，以前我们在学校时根本不能碰这条绳子，只有做饭的大师傅定点拉它们。悠扬的钟声传了出来，几只喜鹊从树叶间飞出来，盘旋了几圈，落在主殿的琉璃瓦上。我感觉一阵寂寥，离开了学校。

7

晚上，我在家里看电视，李育民来了，提着一箱奶，还带着李紫蔷。我让他们坐下，赶紧倒茶，剥糖。李紫蔷坐在沙发上，两只手紧紧插在腿中间，整个人缩成一团。我削了只苹果给她，她直摇头，两只大眼睛在眼眶里晃来晃去，让我想起药盒子里放干了的药丸。

李育民带着无奈的表情说：“她不吃。”

我拍了拍小女孩的肩膀，她刺猬一样把身子拱了起来，我只好把苹果放在她前面的盘子里。

李育民说：“赵小海，咱们能不能……”他的眼睛睃了睃旁边的房间。

李育民和我进了书房，望着书柜中满满当当的书，惊讶地说：“这么多书！”然后他问：“赵小海，你知道咱们村学校操场的事吧？”

我点了点头。

李育民后悔地说：“怪我糊涂。”

我說：“为啥怪你，不是支书、会计也都同意？”

李育民脸上现出深深的悔意，端起我给他倒的水。

我提醒说：“烫！”

李育民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似的，大口喝了起来，一口气把一杯水喝完了，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我感觉这件事对李育民影响挺大，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李育民下意识地又把杯子端起来。

客厅里忽然传来盘子掉在地上的声音。李育民喊：“紫蔷！”

听到他喊“紫蔷”，我瞬间被某种柔软的东西击中了，认识李育民这么久，第一次听到他称呼人不带姓。

我跟在他后面赶紧跑出去。李紫蔷正跪在地上，用手捡碎瓷片。

怕她划破手，我大声说：“别动！”

李紫蔷马上就像木头人那样不动了，脸色刷白。

李育民抱起她。

我拿出扫帚和簸箕把碎瓷片扫进去，摸了摸女孩的脸蛋说：“没事情。”

她的脸冰块一样凉，嘴唇嚅动了半天，结结巴巴说：“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握着她的手说：“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没事情，你看电视吧，想看哪个台自己换。”我把遥控器放到她手里。

李育民和我再次进了书房的时候，我听见电视上还是在演他们刚来时我看的《动物世界》栏目。

李育民端起刚才那杯水，又咕咚喝下去，目光游移不定地说：“紫蔷胆子太小了。”

我安慰李育民说：“孩子还小，大点儿就会好一些。”

李育民居然问：“真的？”说完舔了舔嘴唇，好像又渴了。

我赶忙又给他倒了杯水。

李育民拿起水杯，这次没有喝，在手里转了一圈说：“这孩子一点儿也没有像我。”

我想起村子里的传说，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

忽然，客厅里又传来了李紫蔷的尖叫。李育民赶紧跑出去，我跟着出去。李紫蔷指着电视簌簌发抖。电视上一条眼镜蛇正在吞吃另一条绿色的蛇，那条蛇在用劲挣扎，露在外面的尾巴尖像狂风中的旗帜那样晃动。

我赶忙接过遥控器，连续换了几个台，找到动画片频道。李育民把孩子抱起来，她手中的糖掉地上，哇地哭了，而且怎样也哄不住，哭得背过了气。

李育民脸色黯然地说：“赵小海，我先走了，以后有空再来找你。”

我知道李育民还有话没说完，但看到孩子这样，只能让他们走。李育民抱着孩子走到门口，我拿起他放下的那箱奶说：“你把这箱奶带回去给孩子喝。”

李育民慌乱地摇着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走了。下楼前，孩子的衣服蹭到墙上，李育民小心地给她把脏东西拍掉。

我想起李育民说他是个有洁癖的人。

第二天中午，我刚回家，李育民又来了。这次他一个人。仅仅隔了一夜，人好像瘦了一圈，嗓子哑了，嘴唇上都是泡。

我问：“孩子没事吧？”

李育民说：“胆子太小了，啥都怕。”

我带上李育民去门口的小馆子。到了小饭馆，由于刚放学，吃饭的人不少，但还是有座位。我们挑了靠墙角的地方。

点菜时，李育民不断地说：“少点点儿，点多了吃不了浪费。”

点好菜，我要了半斤装的一瓶酒。

李育民用手捂住杯子说：“我只能喝半杯，不敢多喝。”

这么多年，又当了主任，李育民的酒量竟没有长进。

李育民吃了两口菜，就放下筷子说：“昨天晚上朱庆亮找我了。”

“昨天晚上？你回去很晚了吧？”

李育民点点头：“我带上紫蔷回去不久，朱庆亮就来了。王梅说此前他还来过一次，见我不在，说过会儿再来。”

“他？”

“他让我想办法让村里人不再闹！”

我迟疑了一下问：“这比较麻烦吧，为啥让你想办法，不是你的主意吧？”

李育民摇摇头说：“我是村里的法人代表，我没在法人那儿签字。说好弄也好弄，我琢磨过了，那些闹事的人没有几个真正关心村里的事情，像二狗，是为了想给自己闹点儿好处，但关键是我不能做这件事。”

“你？”我意识到问题的症结。

李育民重重点了点头反问道：“学校没了操场还是学校吗？万一将来学校能恢复，学生们去哪里跑操、上体育呢？再说，一百万肯定少，那么大一块地方！听说县城可能要西迁！”

关于县城西迁的事情人们说过很久了，我们县是历史文化名城，城内文物古迹众多，可是这些年开发毁坏了不少。有些有识之士建议把县城西迁，让老县城空出来，搞文化旅游。而西迁的地址，就选在了我们村，可是动议了几次，都没有定下来。

我说：“要是县城西迁，那一定要恢复学校，地价也会涨，但县城会西迁吗？”我在县城当老师，也有些在政府工作的同学，没有听到过消息。

李育民神秘地笑了笑，岔开话题说：“小田说他把孩子送到省城的私立学校了，他说咱们县的学校越办越不行了。赵小海是这样吗？我只知道镇上的学校办得不咋样，张村教一二年级的老师都是民办转正的，文化底子薄，年龄也大了。城里的学校怎样？小田说县里有办法的人都把孩子们送出去读书了，领导们的，老板们的，都从一年级就把孩子送出去了，连老师们的孩子也不放心在县里读，都送出去了。他家的还是送出去得有点儿迟了，但也比在县里待的好许多。赵小海是吗？”李育民焦虑地问我。

我叹口气回答说：“确实这样，有点儿办法的人都把孩子送出去读书了。没有优质生源，老师们再努力，也教不出成绩，教不出成绩，就吸引不来优质生源，形成恶性循环了。”

我举起杯子，第一次感觉酒又苦又辣。

李育民皱着眉头问：“那没钱的孩子就完蛋了？”

我怕李育民失望，赶忙说：“也不一定，每年省里市里的学校来咱们县招生，成绩好的他们免学费。留在县里的孩子也有考上大學的，咱们是国家级贫困县，能享受五十分的专项生政策，也就是说同样的大学，咱们县的孩子可以比省里其他县的孩子少五十分就能上，包括清华、北大。”

“真的？”李育民的眼睛冒出光来。

我硬着头皮说：“每年都有，只要孩子学习好。”我说的话是真的，但能被那些学校看上的孩子凤毛麟角。

李育民的胃口好了些，和我谈起了紫蔷，说她胆子小、动作慢，但是特别善良，从来不欺负人，给她买下好吃的，总要让他这个做爸的一起吃;给她零花钱，从来舍不得花。

望着李育民充满溺爱的眼神，我想这个孩子要是他亲生的多好。

我们吃完饭，李育民回的时候，我给孩子买了两只玩具，一只真猫大小的仿真猫，一只布偶白雪公主。

李育民乐得合不住嘴，他说：“紫蔷看到这两个玩具不知道会高兴成啥？”

8

过了几天，接到父亲的电话，告诉我张四喜和会计给村里人做工作，谁要是不再阻拦开发，就能拿一千块钱。我问找他去没有？父亲说人家只找那些闹事的，他没去闹。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羡慕和遗憾。

我问：“李育民没去给人们做工作？

父亲说：“这倒没听说。”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问：“有人叫我下次施工时也去拦，他们说狗日的朱庆亮他们太瞧不起人了！你说我去吗？”

我说：“你千万别去，应该说学校操场的事就是咱自己的事，但咱不能为了一千块钱去干这事情，再说，里面还有个李育民。”

“嗯。”父亲悻悻地挂了电话。

几天之后，父亲又打来电话，我一接通，他就兴高采烈地说：“朱庆亮他们去施工，又被拦住了！”

我问：“被谁拦住了？他们不是做工作了吗？”

“还是二狗带头的，人们说他放话了，要想开发，得给他一套楼！还有上次叫我的那些人，人家说人善被人欺，现在骑到头上拉屎来了，再不拦，下一步还保不准卖啥呢？”

父亲的声音突然低下来，他神秘地说：“好像李育民不同意卖。”

我问：“李育民出面没有，他咋说的？”

父亲说：“李育民出门去了，说是考察怎样养羊，这段时间村里除了卖操场这事没别的事。”

我想李育民是不是借故躲出去了？让朱庆亮看到开发不成，死了心。

终于，听到了县城西迁的风声，我想李育民不愧是村主任。

再次见到李育民已经快过中秋节，村里人们正忙着收玉米。我在汽车站门口买月饼和水果，看见李育民从包头来的大巴车上下来，一段时间没见，李育民胖了些。他一只手拎着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一只手拿着只风筝，东张西望寻找回村的车。

我喊：“李主任。”

李育民看到我笑了，挥着手大步走过来，他有力的步伐让我仿佛看到当年的李育民回来了。我拿出几个水果，另外装袋子里递给他。李育民接过去，打开挎包，从里面翻出两袋奶片给我。

我说：“一点儿水果，你这样一弄，咱们像交换。”

李育民说：“奶片也不值钱，但是是内蒙产的纯奶的，很好吃。”

我问：“养羊考察得怎样了？”

李育民笑着说：“咱们这儿真适合养羊，圈养，每个人家的院子大，圈起来喂玉米秆和玉米就行。”

我想李育民看来是真出去考察养羊了，盼望卖操场的事情赶紧过去，李育民买回羊来，带上大家大干，改变村里总是种玉米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

神思恍然中，李育民什么时候离开的我竟然不知道，我给李育民的那些水果他没有带，我手里却拿着他给我的奶片。

中秋节我回到村子里。天氣已经转凉，窗台墙角爬满七星瓢虫，密密麻麻像隆起的坟包。拉玉米的三轮车不时突突驶过，金黄的玉米棒子在车上堆得像一座座小山。街巷中人们拎着肉和菜，好像比往年丰足些。是不是县城要迁的消息让人们对未来多了些期盼，还是朱庆亮买操场给了人们些好处，村里账上的钱也可以分一笔？我对李育民的处境又不乐观起来，尽管现在不卖操场的理由更充足了。

给家里买东西的时候，我顺便去学校看了看。

一辆大别克车停在马路中间，车上的人在路边买肉，后面堵着几辆拉满玉米的三轮车，还有几辆不停按喇叭的摩托车。对面也有几辆车被堵住。

我想这是谁的小车？停在路中间！

原来是小田，他正和卖肉的老板还价。卖肉的说现在肉猪贵，不能再便宜了。小田说：“再会买的也不如会卖的，再便宜你们也不会赔钱卖，买你这么多，一斤少五毛还不行？”小田说话时，露出嘴巴里镶的金牙，抬手时，手指上硕大的金戒指明晃晃的。老板看见街上堵成一堆的车辆，给他少了五块钱。小田翘起兰花指给老板数好钱，坐到车上打开后备箱，老板拎着肉给他放进去。

看着缓缓关上的后备箱，我想这些有钱人，越有钱越抠。

进了学校，操场里野草还是那么高，空地上分开垛着几垛刚收回来的玉米，没剥干净的玉米须被风卷成一团，在地上缓缓滚动。有块空地上晾着些新收回来的黄豆，几只羽毛鲜艳的鸡在里面找虫子。

这就是大家争来争去的操场？我心里突然有些怨气，你李育民不想卖，为啥不理直气壮地把他们拦住？

这时几个人影一闪，传来些慌乱的脚步声。我往里走，几个小孩从墙头上翻出学校。院子里丢着些纸张已经发硬的作业本，像干瘪的尸体。好几个屋檐下都有新鲜的碎玻璃，窗户几乎没有完整的了。

过完中秋节，回到县城，听到村里传来消息，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卖不卖操场，我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此前，听说朱庆亮又带上人马去施工，这次村里没人拦了，准备动工时，包我们村的副镇长张雷却来了，说有人举报卖学校的合同有问题。还听说收粮的那个南方老板又回来了，给李紫蔷带来许多东西，有块瑞士表。

想想李育民这些天的日子，我觉得他的盼头来了，为了支持他，表决那天，我回了村里。

会址定在学校操场，李育民已经提前到了，他看见我，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湿漉漉的，手心里都是汗。我担忧地望着他，盼望这次会议能把事情平息下去。

会议进行得异常顺利，张四喜宣布完开会的缘由，李育民发下表，几分钟后人们就把表交回，然后现场统计结果。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票数如此统一，我们村参加会议的403户人，同意卖学校的401户，只有两户反对，我知道一户是父亲。

统计结束后，操场里响起激烈的掌声，有人大声询问啥时分这一百万元？

朱庆亮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合同，请李育民在法人那儿签字。李育民的手抖了好几回，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再和会场的人多说一句话，轻飘飘地离开了学校。身后传来各种喧哗声。我叫他，他没有回头。

我感觉很难受，但这是大家的意愿，谁也不需要承担责任。我去了李育民家。李育民正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洗头发，还是用洗衣粉。这个时节，用自来水洗头发一定有些凉，但李育民好像感觉不到，他把头泡到盆里，他家脸盆上鲤鱼眼睛磕瓷了，像鱼瞎了一只眼睛。大红的牡丹早已黯淡无光。李育民洗完一次，倒掉泛着泡沫的脏水，冲了冲盆子，换上清水，少了一只眼睛的鲤鱼像失去了游泳的能力，被钉在了盆子底，那丛牡丹锈迹斑斑，涂上水泥一样。李育民把头埋进去，半响才抬起来，用毛巾擦过后，用劲儿甩了甩，又换了一盆水。李育民一连洗了好几次，水完全清了，但盆底的花和牡丹好像更肮脏了。我想起李育民说他有洁癖。

跟着李育民进了屋子，李紫蔷上学去了，王梅不在，他家里莫名地清冷。

墙壁上挂着一面颜色发黄的锦旗，是李育民那次抓逃犯奖励的，这么多年他还一直保留着它。一阵酸楚涌上来，我说：“这下你盖房子吧，或者养羊吧，事情总算过去了。”李育民嘿嘿一笑，哭似的拿起炕头上的月份牌，狠狠撕下一页，揉成一团扔地上。

我劝了他半天，说卖学校这下是大家决定的，卖多卖少和他没关系，他只是代表大家的意愿和朱庆亮签了份合同。李育民半天不吭声。我离开时，他却说：“我有罪！”

半夜里，明月寺的钟声突然响了，不像记忆中的从容、悠扬，而是好像有人投河，咣当、咣当乱响。我掩了掩被子，明白做梦了。

声音依旧乱响，睁开眼睛，屋子里一片漆黑，打开灯，看表，早上五点多。谁这么早就敲钟？关上灯，想继续睡觉，钟声却依然有一下，无一下，隔几秒钟不规律地响几下，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很快街上传来凌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赶忙穿衣服，到了街上，好多人往明月寺跑，我又想起小时候看抓捕杀人犯时的情景。

走在路上，没有丝毫月光，路灯还没有亮，我想起三十年前上学时的样子。明月寺的钟声依旧在响，当一下，当一下，显得有些有气无力。

进了明月寺，院子里有许多人往西南角挂钟的那进院跑。我望了望前院中间的大殿，当年上课的地方黑乎乎的，门前停着推土机样子的东西，随着人流进了后院。

因为大槐树，院子里更黑，数只手电筒朝树上照，网状的光线中，看到大钟下吊着一个人，风一来，他的身子荡几下，钟便响几下。

9

关于李育民的死，议论纷纷，有人说因为王梅，有人说因为投票表决。

但李育民的死使卖操场的事情被搁置了下来，虽然李育民作为法人代表签了字。

警察检查李育民的遗物时，找到一封遗书，居然是给我的。读完这封遗书，我在悲伤之余发现李育民实现了他多年前的梦想，当一个英雄，尽管他没有意识到。忍不住把它分享出来。

赵小海：

你好！

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我相信大家都在嘲笑我，因为我是一个懦夫，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

你大概很好奇，我在卖操场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扮演了一个卑鄙的角色。

这件事情得从最早时候开始说。那天，朱庆亮来找我，说他想买学校的操场，张四喜和会计同意了。我不同意。因为上一届干部卖村里的资产被人背后不停地骂，我不想落个同样的下场。再说，好好的学校，没了操场还叫学校吗？但是朱庆亮拿出十万元，说张四喜和会计都拿了，我只要在合同上签个字，这钱就是我的。一看他拿出钱，我更不敢了，拿上钱签了字我不是受贿吗？但是第二天小田和王菊来了，这两个人真鬼，知道我疼紫蔷，给她带来好多东西，还说他们把孩子送到省城的私立学校了，县里的教育根本不行，就是我问你的那些事情。当然他们也讲了一大堆卖了学校的好处，比如一百万可以给村里办些实事，打井、修路什么的，发展集体经濟也行，实在不行，给大家分了，不装入自己口袋，没人敢说我，说不定因为分到钱，大伙儿还会感谢我。我知道他们说的这些都对，但都是为了诱惑我，可我却为紫蔷想起了出路。

他们走后，朱庆亮又来了，这次我对他竟没有上次那么反感了，有些渴望他来。果然，朱庆亮来了也是拿紫蔷说事，他说人不能老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啊。紫蔷大了，不想给她换个好点儿的学校吗？一说紫蔷，我鬼迷心窍，居然点了头。我想紫蔷应该去个好学校，这孩子太可怜了，她那个爹不管她，跑了，她又说话不利索，胆子小。

我拿了人家的钱之后，盼望操场早日卖了，朱庆亮早早开发了它，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可是二狗他们拦，二狗他们拦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但我一下意识到操场不该卖，而且卖便宜了，事后我会被人戳脊梁骨。我便拿上钱给朱庆亮退，想着退了这事儿和我就没关系了。可是已经退不回去了，朱庆亮那狗日的不收，说我要是不同意他开发，他就告我受贿！

我想他不一定去告，毕竟他想开发，拿钱的还有张四喜和会计，告了他能得到啥？但万一嚷嚷出来，村里人知道我拿了朱庆亮的钱，我还有脸在村里待下去吗？我便想办法拖，想让他死了心。那时正好二狗这家伙要一套房，带头拦他们，我觉得朱庆亮怎样也不可能答应他。

没想到朱庆亮居然做通了二狗的工作。他再去施工时，张雷镇长去阻拦，是我偷偷告发的。我既然决定不卖了，不会让他买成的。我想他开发不成了，我正好把钱退了，这事儿也就结了。我和你说过，我没有在法人那儿签字，最初我就留了个心眼，是张四喜签的，谁让他同意卖？朱庆亮和张四喜当时没想那么多，他们以为这种事没有人会追究，张四喜就签了。

朱庆亮被拦下后，不死心，弄了份新合同，让我在法人那儿签字，我当然不签，又给他退钱，他不要，每天来找我，而且不光他找，还让二狗每天找。二狗以前哪敢来我家？现在狗一样听朱庆亮的话，一来了就当头正面坐炕上不走，问我借钱。要是以前，我一耳光就把他扇走了，现在却看见他就害怕，这就是人做了错事，底气就 ■。但我心里那个气呀！我在村里一直走得正，受过谁的气？现在二狗也欺负到了我头上。

其实假如我当时松口气，在新合同上签了字这事也就过去了，我还能花那十万块，但我不想向这些人低头，我和你说过我有洁癖，第一步错了，我不能再让自己错下去，让村里的资产在我手里流失。我便提出开村民大会让大家表决，我相信村里总有眼亮的人，大家一起拦，到时朱庆亮开发不成，也怪不了我，我把钱给他退了就成。

没想到大家居然都同意（除了我，还有一户人家不同意），我不怕输，但这件事我不能这样输。你知道，我最在乎的人是紫蔷，现在他爹回来了，认了她，这事儿我不后悔，毕竟人家有血缘关系，他有钱，比我更能照顾好她。我把那十万元钱捐给了县里的中学，既然朱庆亮不想要，就再也别想要了，用它来奖励那些没钱去外地读书的成绩好的学生。

现在，我只有最后一招了！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