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

“遇见”一词，因诗词歌赋的渲染发酵，似乎自带浪漫气质。人们一谈及此话题，脑海里浮现的多为美好姻缘的邂逅，才子佳人，因缘际会，一见钟情者，就像张爱玲所描述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而终成就一段佳话传说。本期刊发的小说作品——姚鄂梅的《梅总，你好！》与林东林的《同行》便是两篇关于“相遇”的短篇小说，不过无关风月，而是另辟维度，讲述旅途中偶遇的同行者的故事。细细品读，这两篇小说无论是在题材结构、亦或是情感向度上都存在某种默契的“互文性”。

《梅总，你好！》与《同行》的故事都发生在旅途中的特定空间，人物由此出场遇见并交互产生微妙而复杂的化学反应。《梅总，你好！》将故事场景设定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因中年婚姻危机而彷徨无助、兴之所至坐上高铁的小波，意外发现邻座竟是几年前解雇自己的“魔鬼”女上司梅总，昔日风光无限的职场达人与如今迷茫落魄的失意者，在命运捉弄般的机缘中再次相遇，故事的帷幕由此拉开。《同行》则将人物置于自驾游旅行的别克商务车及途中，一同受邀的两对夫妻被意外安排结伴而行，突如其来的“缘分”成了他们相遇相伴的契机。

一边是久别重逢、“冤家路窄”的两个女人，一边是人生初见、“相看两厌”的两对夫妇，作者关于特定空间、特殊关系以及人物之间潜在的对比维度的设置，赋予了角色丰富的延展性，让小说一上来便抓住了眼球。《梅总，你好！》是以小波的女性视角展开，当昔日那个威风凛凛的女上司梅总意外出现在高铁的邻座，小波自动脑补了记忆中的刻板印象：精致干练、雷厉风行，“身上不知哪来的那股说一不二的煞气”;毒舌挑剔傲娇，首次见面便直言不讳地拆穿小波“名不副实”的体重，头一回去小波家做客便当众嫌弃小波做菜难吃浪费食材，39度的高温要求小波冒着酷暑奔波直至买到符合预期要求的洗发水;自私护犊，凡事先透支压榨小波，却让自己的儿子—— 一米八几、二十一岁的妈宝“韬光养晦”。过往记忆和情绪的掺杂注定了这场相遇是膈应且不愉快的，而小波自身一地鸡毛的现实困境更是加剧了地位上的不对等和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将婚姻破裂的部分原因归咎于梅总在工作上的苛刻与超负荷。如此二者相遇在狭小的封闭空间并要共享五个小时的同行旅程，一出好戏风雨欲来。《同行》则是以丈夫的视角讲述旅行中的人物与故事，一对一直要不上孩子的年轻夫妇赵立峰、李扬倩打算借甲方邀请的华南之旅修复感情，却意外被安排和甲方的亲戚——三口之家搭伴同行，初见的尴尬与不适让原本心事重重的二人兴致大打折扣，而途中孩子母亲赵姐无处无在、见缝插针似的“花式秀娃”一次又一次地撕扯着赵立峰、李扬倩多年不孕之痛的伤疤，一家三口幸福美满的亲子时光与年轻夫妇清晰可感的痛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且两篇作品相通的是，作者不单用手中的笔墨刻画人物表面的喧嚣，而是向内向深，聚焦人物背后极力掩饰却被深深烙刻、真实凌厉的情感创伤。如果说现实赋予小波和李扬倩关于婚姻危机和生育障碍的不能承受之重是具体而外在地呈现在文本中，那么梅总和赵姐不被言说的伤与痛则是隐秘而真切地寄生在人物的骨骼深处，而在特定场景中由他者揭示，让故事在峰回路转间生发出更为丰盈而深刻的意味。《你好，梅总！》直到小波再次回到原单位办理人事关系转移时，才从原同事的口中得知梅总风光表面下的千疮百孔：近乎“透明”的丈夫、与唯一的儿子相处不融洽，同事轻描淡写的陈述加重了双重不幸的阴霾，也让“梅总”的形象在巨大的反差之下显得更为真切饱满。《同行》中的年轻夫妇是在返回火车站的途中调侃赵姐是因诚心拜菩萨得来的福报，才生了如此聪明活泼的儿子，却被司机小周一语道破玄机：赵姐二十几岁因为子宫肌瘤摘除了子宫，不能生育，领养了儿子小罗汉，与丈夫吴哥也是四年前结的婚。新的情感联系突破固有认知而由此建立，原来自己的现实困境竟是赵姐鲜为人知的过去，伤痛何其相似，一个已经疗愈结为创痕，一个正在经历鲜血淋漓。

而两篇小说在呈现人物经验的相似性和情感的相通性时各有千秋。姚鄂梅的《梅总，你好！》用大量的对白营造了一个热闹激烈的叙事氛围，一向隐忍的小波在梅总关于生育问题的随口一问和不愉快的往昔撺掇下，选择用言语上的短兵相接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重逢， “即兴的、有点刻薄的、带点挖苦的想法”化为口舌上的“飞沙走石”，而梅总的犀利坦荡无疑为其添砖加瓦，棋逢对手，见招拆招，语言艺术在两个“冤家路窄”的女人间达到了最佳的表现效果。相较而言，林东林的《同行》则安静内敛许多，绵密细实的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在文本生长蔓延，冷静节制、不动声色却波澜横生、暗流涌动，推动着情节的走向和人物的成长的同时，亦生发出无穷的叙事张力，令人回味。文中诸多闲笔的运用是林东林小说的一大特色，这被他称之为另一种细节：“它们是闲笔，是逸笔，或者是败笔，但是却补足了一种质地和肌理，让字里行间都浮游起来了一层忽闪忽闪的微光，它们在没有光的地方产生了光。”姚鄂梅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达：“好的短篇小说一定有着难以收集的萤光，有些短篇很幸运，它们萤光浓重，甚至通体萤绿，有的只有轻轻一抹，轻描淡写，却四两压千金。”

这些忽闪忽闪、轻描淡写的微光对应的是两篇小说的人物在相遇后的成全和抵达。他们不仅是物理空间中的同行者，亦是带着情感纬度上的原始創伤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的“天涯沦落人”，在不同的时空彼此互为镜像，互相参照，前者以个体经验孕育的微光，为后来者在后知后觉中化解隔阂与嫌隙，从而抵达心灵的修复和精神的成长。《梅总，你好！》因为梅总在高铁上不计前嫌反而伸手相助，让小波的面试准备派上了意外的用场，而“工作问题解决后，人马上有了精神，她做了头发，添了新衣，换了新住处”，与过去委曲求全的不幸婚姻彻底画上句号;在得知梅总隐秘的伤痛后，结尾处点睛之笔的一语双关让这份共情与和解得到了升华：“她没有伸手按电梯，电梯犹豫了一会儿，像看懂了她的心思一样，稳稳地把她送到一楼，打开了门。”《同行》中积压在赵立峰李杨倩心中的阴霾，经由赵姐的聒噪炫娃而不断凝结加重，甚至萌生了让“罗汉像一颗石子一样飘落金万丈悬崖，如此一来，那个赵姐就没什么可炫耀的了”的罪恶念头，小罗汉一口一声的“蚱蜢叔叔”以及意外得知的赵姐的秘密，最终幻化成冲散邪念与阴霾的星点微光，点亮并温暖着身体和心灵的暗区。

江州司马白居易偶遇琵琶女感怀而作《琵琶行》，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梅总与小波、李扬倩与赵姐之间关于遇见和成全的故事，冥冥之中也验证了佛陀释迦牟尼这样的一句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人如斯，物亦如此。不期而遇的新冠疫情，教会了我们戴口罩、讲卫生、不扎堆，更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而遇见一部优秀的作品，则给予我们身心的滋养与审美的提升。人生匆匆过客万千，而终又相忘于江湖。惟愿每一次的遇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全和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