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义红

在以往的中国当代小说中，以地震作为直接表现对象的作品几乎可说是一个空白。这本身就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殊不知在中国的疆域内和历史中，地震其实频繁发生，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大的地震就有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等。当然，我们有其他的艺术形式做了这个工作，比如大量的新闻报道、电影《唐山大地震》和诗歌集《汶川大地震诗歌经典》等。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小说《云中记》首先具有一种突破性，这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来挑战这一题材，本身就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对新的经验的书写固然不易，不过作品最终还得靠质量说话。《云中记》面世以来，就收获了不错的反响，一时好评如潮，得到了一些著名的评论家如陈晓明、谢有顺等人的高度肯定。

或许更多地受到主流新闻报道的影响，关于地震或其他天灾题材的书写，容易被简单地处理为“地震无情人有情”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或“多难兴邦”之类的固定模式，这些写作套路确实能发挥一定的抚慰人心作用。但若以真正文学的眼光来看，其一，这些表达显得过于雷同，因而缺乏新意。这是文学写作的大忌。其二，它们缺乏一种直面悲剧的勇气和精神。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曾说：“悲剧这种戏剧形式和这个术语，都起源于希腊。这种文学体裁几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都没有，无论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希伯来人，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