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慧 许露

摘要：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依然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需求不足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有必要探寻制约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所在。基于内在机理分析，结合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有代表性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结果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变化不仅受收入增加、城镇化、工业化等因素的积极影响，政府民生性支出也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明显，其影响效应存在着地区差异和类别差异，从而表现出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其中，政府社会保障民生性支出的挤入效应更为明显，并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而政府医疗卫生民生性支出的挤出效应更为显现;政府财政教育科学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刺激作用较为明显。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农村消费总量提高和结构优化，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构建。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区域差异;类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20-0001-08

收稿日期：2021-06-28

基金项目：全国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重点调研课题（编号：2019DFDXKT040）;江苏省南京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编号：201901021）。

作者简介：袁小慧（1982—），女，江苏如皋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民经济运行与管理研究。E-mail：yuanxh82@163.com。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7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990 865亿元。然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的突出问题仍很严峻，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提升程度远低于经济增长提高幅度，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现象严重。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居民消费率要高于城镇居民，达到30%以上，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经济增长中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作用明显减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村居民消费率降幅明显，从“八五”“九五”期间的17%左右降至“十五”期间的12.8%、“十一五”期间的9.1%以及“十二五”期间的8.3%。尽管“十三五”以来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显著，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回升，但2019年农村居民消费率也仅为8.43%，占总人口39.4%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却只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量的244%，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依然是当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到底有哪些影响因素造成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特别是在当前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下，通过寻找制约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着力点，有效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进而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不管是对于我国经济复苏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消费理论以及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收入分配是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构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1-2]。同时，相对于暂时性收入而言，持久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更明显[3-6]，但是，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却抑制了农村居民特别是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7-8]。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出（投资性、消费性和转移性3类）以及税收政策等，但是由于财政支出类型的不同，从而出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同时存在。例如，杨琦等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投资性支出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9];张月朗等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等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明显[10]。此外，消费习惯、不确定性因素等也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消费模式的重要方面[11-14]。

总之，居民消费是一个受到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农村居民，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差异，其消费过程中的决策行为更为复杂。然而，已有文献更多地集中于分析某一类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或效应评价，并且不同学者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从而使得已有研究缺乏一定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因素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需要综合考量。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转变的新发展阶段，更有必要探寻制约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促进农村消费总量提高和结构优化，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构建。

1 分析依据

为了更好地验证不同因素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性，特别是从不同区域视角探寻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性，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相关因素的作用机理。

第一，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高低。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到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等西方消费理论，都系统地分析了收入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且都认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形式的收入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因此，其影响也不一样，长期持久性收入变动对消费变动影响更大，短期暂时性收入变动大部分会转化为储蓄。

第二，针对“市场失灵”，需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通过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等行为弥补市场不足造成的垄断、负外部性、再分配不公等领域的缺陷。转移性支出作为政府对居民的单方向、无偿转移，其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对居民的收入再分配环节，通过社会保障、捐赠支出、财政补贴等形式直接增加收入水平，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影响。

第三，由于前期消費会影响当期消费水平，因此，在考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经济因素外，本研究进一步将居民消费习惯变量纳入分析。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表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横向关系和相互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不仅依赖于当期实际收入水平，还受到消费者过去的消费习惯影响，而且一旦形成习惯消费就很难改变，即消费的“棘轮效应”[15]。正是由于消费者存在这种消费心理依赖，其消费偏好表现出时间的不可分性，即人们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习惯性。习惯越强，当期支出所带来的效用水平就会越低[16]。

第四，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水平等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潜在因素。工业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向现代工业社会生产转变的历史演进过程。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目的，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一方面，消费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因，满足消费需求作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其不断调整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推动了生产环节的技术提升和产品换代;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不仅会直接刺激新的消费需求产生，其优化升级还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应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推动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化。此外，城镇化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仅城乡居民收入格局发生改变，而且也是改变农村居民消费习惯、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过程，农村居民消费习惯不断向城镇居民靠拢，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逐步多样化，消费结构不断改善[17-19]。

最后，收入不确定性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风险因素。自Hall将不确定性和理性预期引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20]开始，之后发展起来的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过度敏感性假说等各种消费理论都将不确定性因素视为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变量[21]。由于农业生产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因此，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致使农村居民面对的收入不确定性相对深刻，对其消费决策的影响更加明显[22]。

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2.1 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除了与传统的收入水平有关外，还与收入来源有关，不同的收入来源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同时，政府的教育、医疗等购买性支出、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等转移性支出以及价格水平、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等也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这些相关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三大类变量，即核心变量、基础变量和稳健控制变量。其中，核心变量是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可见我国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377.3元，占可支配收入比重2.4%，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中其作用微乎其微，农村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相对较少，因此，在分析不同收入来源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作用时，暂不考虑财产性收入影响。基础变量是政府民生性公共支出，分别用教育科学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同时，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进一步将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以及收入不确定性等对农村居民消费有重要潜在影响的因素作为稳健控制变量。

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相关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也会有所差别。因此，为了验证以上判断，并突出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性，研究从地区视角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lnck，it=αk+β1k（lnck，it-1）+β2k（lngyk，it）+β3k（lnjyk，it）+β4k（lnzyk，it）+β5k（lngjk，it）+β6k（lnglk，it）+β7k（lnisk，it）+β9k（lnurk，it）+β10k（lnadrk，it）+εk，it。（1）

式中：k=1，2，3，4，分别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i=1，2，3，分别为各区域内有代表性的省份;t为时期;ck，it为我国不同区域内各有代表性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k，it-1代表消费习惯，用前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表示;gyk，it为各地区有代表性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jyk，it为各地区有代表性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性收入;zyk，it为各地区有代表性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转移性收入;gjk，it为各地区有代表性省级政府教育科学财政支出;glk，it为各地区有代表性省级政府医疗卫生财政支出;gsk，it为各地区有代表性省级政府社会保障财政支出;isk，it为各地区有代表性省份工业产值占GDP比重;urk，it为各地区有代表性省份城镇化率;adrk，it各地区有代表性省份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εk，it为误差项。由于统计部门从2004年开始不单独统计公布政府价格补贴数据，鉴于數据的完整性，对于政府公共支出影响中暂不单独分析财政价格补贴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

2.2 样本数据说明

研究中地区数据主要是从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省份进行比较，其中，东部地区选择江苏、浙江和上海，中部地区选择安徽、湖南和湖北，西部地区选择陕西、四川和重庆，东北地区选择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由于不同省份统计部门在相关数据统计口径上存在差异，即使是相同指标也会出现前后年份统计口径不一致，以统计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为例，在2000年之前部分省份仅统计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收入，并没有严格划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类。再如，改革开放初期，大多省份对于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类型统计相对笼统，难以区别出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具体类别。因此，为了不同地区分析数据统计标准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模型估计中主要选取2000年以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地区有代表性省份的地方统计年鉴和财政年鉴。

同时，考虑到价格水平的变化，为增加和确保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所有数据必须经过价格指数平减修正处理，将现价变量转化为实际变量，以消除价格波动影响。对变量原始数据进行价格指数平减。具体而言，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处理;各地区政府教育科学、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分别用医疗保健、教育文娱及服务的价格指数修正;由于统计部门出台的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中没有单独统计社会保障类别消费价格指数，研究中用服务价格指数代替进行修正处理。

此外，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的测量，研究中主要参照王健宇的测量方法[23]，引入调整离差率作为收入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调整离差率即预期之外收入的波动量占该年份预期收入的百分比，反映了预期之外的收入与居民预期收入之间的偏离程度，与不确定性的概念相吻合，可以用于测量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大小。因此，按此定义界定，收入不确定性存在正向和负向影响2种情况，正向即预期之外的收入意外增加，负向即预期之外的收入意外减少。

各变量数据的相关统计值见表1。

3 模型设定检验及估计结果分析

3.1 模型设定检验

3.1.1 平稳性检验

一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本身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却显示出同样的变化趋势，即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此基础上的模型回归即使有较高的R2值，但其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有必要先对各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避免伪回归。研究中涉及到不同地区，属于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相同根检验方法LLC检验（ Levin-Lin-Chu） 和不同根检验方法Fish-ADF检验进行平稳性检验。一般来说，若2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此序列是平稳的，反之不平稳。结合表2、表3可以发现，变量的对数序列是非平稳序列，存在接受原假设现象，而其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变量的对数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其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具备协整关系的基本条件。

3.1.2 协整检验

若多个非平稳的变量序列通过某个线性组合后的序列呈平稳性，则称这些变量序列间有协整关系存在，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同阶单整是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和基础。由上文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研究中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原方程进行回归，主要采用Kao检验方法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各地区Kao检验结果（表4）表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各地区模型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假设，即模型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了协整检验，其方程回归残差是平稳的。

3.1.3 异方差性检验

使用Breusch-Pagan/Cook-Weisberg test来检验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问题，BP检验结果（表5）显示P值均大于0.05，均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性问题。

3.1.4 内生性检验

由于不存在異方差问题，因此，可以使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结果（表6）显示均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内生解释变量。

3.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在研究中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通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阶滞后项反映，属于动态面板模型，因此，在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内生性和异方差检验后，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可以控制农村居民消费前期值与残差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关联性问题，同时也避免了其他解释变量与残差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关联。基于所构建的模型对待估系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Arellano-Bond为误差扰动项序列自相关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地区模型P值均大于0.05，表明均可以接受“扰动项{εk，it}无自相关”的原假设，意味着系统GMM模型可以适用。AR（2） 检验P值均大于0.05，表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无需进行更高阶的检验。Sargan 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表明不能拒绝模型设定的工具变量有效的零假设。以上设定检验的通过，表明选取动态面板GMM估计的合理性。

第一，农民增收、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基本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而收入不确定性影响存在着正向和负向变动的地区差异。如表7所示，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增加均使得消费明显提高，影响系数均为正值，验证了经典消费理论得出的“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结论。但是，从收入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看，相对于其他影响因素如消费习惯、城市化率等变量影响，这种正向影响作用相对有限，有必要加快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方式，构建稳定的农村居民增收机制，进一步增强和释放收入对提高农村居民的影响程度。同时，从不同收入来源影响的地区比较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受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水平影响更显著，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受人均可支配经营性收入水平影响更显著。城市化推动了城乡人口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城镇集聚，逐步形成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有效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增加，其影响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此外，工业化进程加速有助于扩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理论上看，工业化进程在创造和提供新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使得农村居民的使用成本不断下降，农业机械、农民住房、家用电器等越来越智能化、多样化、人性化，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提高。但是，不同区域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差异明显。其中，东部地区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较强，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有效刺激了消费，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积极影响尤为显著，消费观念、消费偏好以及消费方式不断更新。而预期之外的收入变动有正有负，使得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存在着正向和负向变动的地区差异。表7显示，东北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了“劣于预期”的收入减少，从而使得农村居民消费降低，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存在“优于预期”的收入增加，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第二，政府教育科学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表现出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如表7所示，财政教育科学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非常明显，财政教育科学支出每增加1%，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分别增加 0060 3% 和0.131 6%，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受教育支出刺激作用尤为显著。但是，相比之下，西部和东北地区财政教育科学支出刺激农村居民消费作用并没有显现，呈现出微弱的挤出效应，财政教育科学支出每增加1%，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分别下降0.085 0%和0.005 5%。总体上看，教育能有效提高农村居民参与生产活动中的素质和能力，影响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同时，增强农村居民良性的消费意识。但是，一方面，由于财政教育科学支出属于政府转移性支出，是政府单方面的无偿转移，在实施过程中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而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教育科学支出压力较大，必然会通过税收的形式转嫁，从而间接负向影响居民消费。另一方面，虽然加强教育能够提高农村居民获得更高收入的能力，但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对食品、衣着等基本生存性消费支出依然很高，而这些生存性基本消费的收入弹性却较低，从而使得政府的教育科学转移支付带来的收入增长对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政府医疗卫生民生性支出对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均没有显现出正向刺激作用，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明显。如表7所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每增加1%，反而使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分别下降0.041 4%、0.166 3%和 0.100 3%，尽管东北地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作用不够显著，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仅增加0.006 2%。这可能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有关，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不均的现象，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虽然近10年来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措施的实施，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农村医疗卫生设备、医生、护士等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依然严重不足，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消费需求难以满足，同时，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也制约着农村居民进一步消费，面对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只有通过增加储蓄、节俭消费等行为加以保障。因此，加快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必将成为农村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保障民生性支出对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均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的挤入效应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如表7所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1%，使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分别上升0.006 6%、0.036 8%和0.130 3%，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受社会保障制度影响较大。尽管东北地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表7显示该变量在东北地区呈10%水平显著，但从影响程度看，财政社会支出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仅下降0.000 4%，对消费的抑制作用相对微弱。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4个方面，是为了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缩小贫富差距。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政府的转移性支出依赖较大，特别是近10年来，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逐年上升，到2017年西部地区不同省份该比重基本在18%左右，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形式的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影响越来越大，相应地，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受财政支出刺激影响较明显。但是，政府财政支出力度不仅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税收等形式转嫁给消费者，因此，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出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高的关键手段。

第五，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对当期消费影响较大，且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稳定性高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如表7所示，前1期消费对当期消费影响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会受到前期已形成的消费习惯的影响，与杜森贝利的消费理论相符。从不同地区比较来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对当期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高达0.519 4，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0.425 9、0373 5和0.306 7，可见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受过去的消费习惯影响更大，从而表现出当期消费波动幅度较小，消费相对其他地区显得更加理性、更加平稳。当然，这种相对理性主要是受到地区收入水平、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发展滞后的影响，生活节俭、消费观念滞后等特征明顯，过强的消费习惯也会降低当期消费支出所带来的效用水平。相比之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影响要小一些，受其他因素高于西部地区。可见，在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时，既要考虑到前期形成的消费习惯，也要宣扬、引导积极健康的消费理念，贯彻理性消费的同时增强当期消费效用，引导居民消费结构有序升级。

4 结论及对策性建议

本研究在剔除价格波动影响的基础上，着重从收入分配、政府支出、消费习惯以及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收入不确定性等方面对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经济因素和消费者自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优化收入结构，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增收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收入来源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受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水平影响更显著，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受经营性收入水平影响更显著。因此，进一步完善和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构建稳定的增收机制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关键。一方面，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外出打工等不同形式的劳动力输出，积极创造和改善农村生产经营环境，提高生产经营活动效率，鼓励农村居民自主创业，从而有效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转移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增强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敏感度。同时，由于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产业特征不同，从而表现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要注意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相比之下，城镇化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积极作用更为显著，但也要避免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城镇化进程的滞后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

第二，农村居民消费受前期消费习惯影响较大，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尽管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习惯不同，但受传统文化、收入水平、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相对节俭，这种相对滞后的消费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期消费支出，特别是西部地区。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还要从改变传统思想观念和消费习惯入手，加强宣传和倡导积极的、健康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三，优化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出力度，改善公共资源配置不均局面。本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教育科学、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存在类别差异和地区差异，从而表现出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其中，地区公共资源配置以及政府财政实力等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增强政府民生性转移支出的同时，要突出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性，加大对明显投入偏低的公共卫生服务、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项目的支出倾斜，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改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的状况，切实有效地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预期，释放更多的储蓄，扩大消费需求。

第四，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存在着正向和负向变动的地区差异。由于存在着“优于预期”的收入增加和“劣于预期”的收入减少2种可能性，所以表现出来的收入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影响也有所不同。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随着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建设和完善风险有所降低，农村居民预期之外的收入增加促进了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的依赖性使得不确定风险提高，减少了居民消费支出意愿。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加强农村生产基础设施和农村生活环境治理建设，增强农村居民抵御不确定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胡日东，钱明辉，郑永冰.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LA/AIDS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J]. 財经研究，2014，40（5）：75-87.

[2]温 涛，田纪华，王小华. 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3（3）：42-52.

[3]金春雨，程 浩，黄敦平. 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2，33（5）：65-73.

[4]徐 斌，陈建宝. 财政支农支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区域农村居民消费——基于非参数可加模型的实证研究[J]. 数理统计与管理，2015，34（5）：769-783.

[5]王海平，周江梅，林国华，等. 产业升级、农业结构调整与县域农民收入——基于福建省58个县域面板数据的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19，33（8）：23-28.

[6]周慧秋，梁荣成. 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分析——基于黑龙江省13个地市50个村的调研数据[J]. 调研世界，2017（2）：18-23.

[7]肖忠意. 城镇化、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及结构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2015（6）：101-105.

[8]雷潇雨，龚六堂. 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14，49（6）：44-57.

[9]杨 琦，尹华北. 基础设施投资及结构、地区差异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 消费经济，2017，33 （4）：26-33.

[10]张月朗，龚志民. 中国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动态相关性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9 （2）：51-56.

[11]刘灵芝，潘 瑶，王雅鹏.不确定性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兼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2011（12）：61-69.

[12]王克稳，李敬强，徐会奇. 不确定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双重视角[J]. 经济科学，2013 （5）：88-96.

[13]翟天昶，胡冰川.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习惯形成效应的演进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2017（8）：61-74.

[14]杨 翱，李长洪. 城乡异质性、财政支出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J]. 财贸经济，2016（7）：21-33，93.

[15]王小华，温 涛，朱 炯. 习惯形成、收入结构失衡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演化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6（10）：39-49.

[16]Dynan K E.Habit formation in consumer preferences：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3）：391-406.

[17]马 强，王 军. 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与效应——基于中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 城市问题，2018 （10）：12-19.

[18]刘东皇，王志华，刘 宁. 城镇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差距中介效应的视角[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3）：124-128.

[19]陈培彬，朱朝枝. 非农就业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升级吗？——基于收入与偏好效应理论的实证检验[J]. 江苏农业学报，2021，37（3）：772-782.

[20]Hall 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86（6）：971-987.

[21]王健宇，徐会奇. 收入性质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0（4）：38-47.

[22]陈  冲. 我国省际间农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及其结构分解：1996—2008[J]. 经济经纬，2010，27（5）：106-110.

[23]王健宇. 收入不确定性的测算方法研究[J]. 统计研究，2010，27（9）：5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