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亚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出版时，大概不会意料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险社会”会在遥远东方的中国形成。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英文名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多国损失惨重，成为了21世纪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此同时，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新冠疫情信息传播犹如其病毒传播速度一样迅速、猛烈，使国人对于“风险”的认知，从改革开放前的“一无所知”转变到了当下的“危机四伏”，形成了具有迅速性和群体性特性的“中国式风险社会”。[1]当前，新冠疫情尚未完全褪去，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飞速发展又或将滋生新的风险，突发事件的现实威胁依然严峻。那么，在常态化与非常态化风险共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风险防控机制面临着怎么样的挑战？又将如何构建一套能够适应形势、突出优势且行之高效的社会风险防控体系呢？笔者认为，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政权管理的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社会、政府、个人三者联系的纽带，是社会风险防控体系的基础元素，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有着足够的韧性，科学合理构建并利用社区韧性将能有效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风险防控能力，有助于完善我国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一、突发事件对社会风险防控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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